中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了吗？
►被称作最新版中国高铁的“复兴号”26日首发
撰文｜贾鹤鹏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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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多位重量级的专家集中在媒体撰文，历数我国近年来取得的科技成就。有的媒体拿出多个版面，集中宣传科技重大专项的成绩。这些都被解读为正在让中国从“跟跑”到“领跑”的科技成就。
中国科技实现的历史性进步有目共睹。实际上，笔者甚至认为，中国科技领域已经实现的成就，比坊间学人们吐槽的情况要好很多。我们很有必要正视自己已经取得的创新答卷。但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国是否已经从跟跑变成了领跑，则不应该仅仅限于展示我们已经取得的具体成绩，或者仅仅使用计量指标等数目字评估，而需要放眼到科学与经济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多视角、多维度审视自己科技发展的状况。
创新成果“井喷”
在谈及我国创新成果方面，刚刚在《人民日报》撰文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博士总结了几大方面。一个是基础研究加速赶超，另一个是战略高技术持续突破。此外还包括区域协作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
按照这种说法，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的科技成果“正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除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外，最让人振奋的无疑是我们建成的探秘宇宙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参与核聚变合作ITER的“人造太阳”核聚变等离子体装置、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以及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工程。此外，也包括“悟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轨运行，以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返回式卫星“实践十号”和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等。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时与阿里台站建立的光学链路。图片来自墨子沙龙
相比于基础研究，我们在科技重大项目方面取得的成绩无疑更为显著。这包括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交会对接；“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10767米；国产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以及羲和系统打通北斗应用最后一公里，实现米级广域室内外无缝精确定位，在国内40多个城市应用。
尤其让人欣慰的是，上述成果的出现正在呈现加速度的趋势，虽然“井喷”这个词多了不少文学色彩，但却体现了近几年来重大科技成果的集中出现。 然而，需要指出，这是长期积累之后才可能有的持续产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共同的特点是需要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需要集成的各种力量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甚至是海外采购，本质上，这与国力提升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成果让人骄傲，但与此同时，如果要衡量自己的领跑能力，对自己是否领跑，如何领跑以及领跑的效果做出比较中立和综合的评价，首先有必要考虑哪些成果是体现科学原创性的研究，哪些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载体，还有哪些是企业层面的应对技术竞争的研发。就科学原创性而言，还要考虑是否具有系统性能力“批量生产”原创性科学成果或科技，以及生产了原创性成果后，是否有能力对市场（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学术市场）进行引导。
测评领跑主体
在考虑到要做出上述分别的情况下，首先有必要分别对待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大科学工程的成果、以及革命性的技术成果。
就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而言，虽然有赵志耘博士列举的“制备并测控约600对超冷原子比特纠缠对，在生命科学领域，首次实现精准定位高分辨全脑连接图谱，首次构建小鼠—大鼠异源杂合二倍体胚胎干细胞，首次发现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关键基因， 首次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首次实现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等成果，但首先要承认，这些成果的数量仍然相对稀少，而且，即便是这些成果，我国科学家的工作也主要是观察、验证、肯定前人已经提出的理论或假说。我们的这些工作，无疑会构成人类科学进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论从成果首发当年是否被世界知名学术刊物列为年度重要突破，还是从是否为追随者提供或确立遵循的范式，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如果以Science或Nature等国际顶级期刊近年来评选的年度最重要科学进展为标志，我们的成果还非常罕见。当然，用是否被Science或Nature的科学家读者海选为标准可能有失偏颇，毕竟其读者压倒性的是西方科学家。但无视这些评选显然也没有充分理由。毕竟，在基础科学领域，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国际上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用英文发表的，而Science或Nature的海选，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科学家同行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往往是让同行进行跟踪研究的前提。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评估中国科学是否开始领跑，我们无疑是不能忽视这种认可的。
相比于能让世界科学家同行激动的原创性成果的稀少，我国近年来在国家大幅增加研发资金的前提下，不断有新的大科学装置落成。从等离子体人造太阳到FAST再到“海斗号”无人潜水器，这些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国科学的吸引力。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以大科学装置来说明中国科学具有了领跑能力，则证据并不充分。只有以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团队积极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解决了困扰世界科学界的共性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现了需要世界科学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方向，我们才能说自己具有了领跑能力。否则，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具有了建造跑道的能力。
在大科学装置不断落成的同时，我们的高铁、航天以及国产大飞机的成功试飞也是令人骄傲的重大成果。但迄今为止，大飞机还处于追赶（虽然领先我们的玩家不多）阶段，航天一方面受限于技术封锁难以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民用转化还很有限，也难以成为世界的领跑者。我国的高铁技术当然是最接近领导者地位的，但从已经报道出来的情况看，高铁项目在国际市场的拓展还比较有限，生产高铁的中车集团的出口大多数还是传统铁路车辆或地铁。中国高铁要成为世界交通的引领者，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技术挑战，还要有能力和足够性价比大幅度替换现有交通方式。从中铁总公司的负债表上还看不出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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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大飞机首飞
另一方面，用高铁和大飞机来说明创新领导力也有不妥当之处。无可否认，高铁的成功和大飞机项目预期中的成功，属于集成创新，也就是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市场应用能力，集合各个方面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创新，将之变成此前市场上缺乏的重要产品。在这一模式下，这些产品或项目中涉及的原始技术在哪并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合法合理地拿来并结合自己的优势开发成拳头产品。以高铁为例，中国广袤的国土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这种集成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国土广袤、经济高速发展和在发展高铁前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没有被锁定这些特定条件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因此以高铁在我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来评价它对国际创新的领跑作用，可能并不适宜。
实际上，中国已经取得的更加令人欣慰的成就，在于中国制造（此处没有篇幅探讨制造与智造的区别）的电子通讯类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以及这种占有率背后体现的超强的集成研发和生产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这种能力还会越来越强。但如上所述，既然是集成，往往要建立在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已经取得的个别性成果的基础上。在这样的领域，用领跑一词，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单独从技术研发本身而言，在中国产品具有优势的这些领域，中国企业也难以说得上领跑，汤森路透公司以核心专利保有量为主要指标的年度创新百强榜中，还很少有中国企业。
科技政策是否助力领跑
如果说，上面列举的情况，表明我们从基础科学到高新技术产业还没有成为既定的世界领跑者，那么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过渡，就需要科技政策的强有力支持。这种支持，不能仅仅体现在资助数量的提升和资金额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基础科学领域，需要有能力鉴别学术的发展方向、承担该方向失败的风险和压力、以及替科学家节约事务性投入的魄力和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则能将天使投资者的雪中送炭的职能与促进新技术应用的社会管理职能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
随着国力的增加，我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提升。但客观地讲，现有支持仍然是建立在“追踪+强化产出”的路径上。2016年最激动人心的科研发现无疑是LIGO发现引力波。但正如笔者采访国科大副校长、太极工程首席科学家吴岳良院士时，他所感慨的那样，美国科研资助机构对引力波探测20年如一日的支持让我们意识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尽管吴院士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所推动的国家层面对引力波空间探测的太极工程的支持，仍然停留在“追踪+强化产出”的阶段。让资助机构承担风险支持前瞻性探索的条件目前似乎仍然不具备。
►LIGO位于华盛顿Hanford的观测点。图片来源：Caltech/MIT/LIGO Laboratory
事实上，20年如一日的支持前瞻性研究，与让科学家从申请到报销经费的事务性角色中解放出来，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高度信任工作本质就是探索与创新的科学家。应该说，在多年呼吁下，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不少科研机构在执行八项规定等廉政措施时，将科研经费等同于行政事业经费进行僵化管理的现象说明，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去行政化任务仍然艰巨。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科技政策发挥领跑性作用，其困难不言而喻。
跳出基础科研领域，我们看到在高科技战线，中国已经是硕果累累。但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政策与国家科研经费驱动的作用是如何体现？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巨大的经济体量，自身具有巨大的动能，这种动能自身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革新和设备替代中发挥极大作用。但不论是技术革新还是设备替代，更多的是满足于对既有技术的利用。实际上，即便是宣称把握未来技术发展的风险投资，在中国也压倒性地以投资商业模式著称，而不是以投资开创性技术为主。不论是当年投向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还是现在下注滴滴与共享单车，都体现了这种模式。
我们不否认这种模式对于市场和盈利的重要性，但仅就科技领跑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我国的科技政策，已经可以替代私营部门的这种投资模式，让中国的原创性高新技术得到颠覆性发展。科技政策不能在涉及领路性技术时有效改善这种局面，中国科技领跑世界的说法，往往就不过是一句表决心的政策宣示。
科技与社会有待融合
不仅如此，与科研资助体制和工业研发体制一样，我国的教育体制也是高度符合模仿、赶超（以及技术升级）模型的。这一点，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有精彩的说明。在他看来，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教育是成功的，因为它最大限度了培养了能模仿和改良的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才。但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这就让创新人才还很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力量。
实际上，科技创新要实现领跑，需要作出配合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社会的合理参与以及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都是必要条件。科技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看起来是让社会更多享受科技成果，但实际上，是要将社会需求有效地反映成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上。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合理考虑和吸纳各种对科学发展的批评。这方面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科技哲学学者对科技发展总体的具有道义立场的批评，虽然很有理论价值，但并不能成为决策的合理依托。由于这些对科技发展的批评性哲学反思更多源于西方批判自身科技的理论资源，因此很难说它们可以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从跟跑到领跑提供智识方面的支持。
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极大程度上丰富针对科学的各种社会维度的实证研究，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政策研究。这些研究能为决策者提供揣度社会需求和社会接受度的依据或线索，而不是在道义上异化科学的发展。
同样，科技进步如果不能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结合起来，也会对科技的领跑能力构成很大挑战。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不过是少做点科普，但实质上说明社会作为整体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力很小，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应用和可持续性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一些在西方有激烈争议的技术，如果能通过科学传播工作在中国社会获得大力发展，那给予时日，我们就会实现领跑地位。但如果缺乏相关工作，西方的争议就会成为妖魔化这些技术的素材。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制版编辑：饮水食粮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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