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到应用，中国正在迎接创新者
►图源：Pixabay.com
撰文 | 叶水送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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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4月28日），很多人虽然身在办公室，但思绪早已飘飞，无心工作。这一天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及其夫人马东敏，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及其夫人章泽天分别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捐款，捐赠额度分别为人民币6.6亿元和2亿元。
两家互联网巨头不约而同地向高校捐款，与高校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并非偶然。对这些科技企业来说，未来的增长点将会是来自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加强与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成为了自然的一步。 近年来，由学会、企业共同创立的院校企业创新联盟以及转化平台也相继成立。
企业家、投资者对基础科学从未如此关注 。
2018年1月25日，在中国科学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对上海来说也同样如此。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出行极不便利。这没能阻止中外记者前往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参加“体细胞克隆猴”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设在岳阳路320号神经系统实验楼429会议室，面积虽然不大，但里里外外已经挤满了人。
“体细胞克隆猴”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最受国际瞩目的基础研究之一。据统计，这项研究的新闻传播范围可能覆盖了全球20亿人次，也是《细胞》（Cell）杂志自1974年创立以来，最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一项研究。
► 中科院神经所的体细胞克隆猴，图片来自cell.com
近年来，中国基础研究呈现由点及面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扬2017年曾对笔者表示，“中国生命科学一开始只有几个点，现在已开始铺开，在一些领域已做出了相当新颖的工作”。
十多年前，中国每年的CNS论文可能还只是个位数。而仅2017年一年，中国学者在CNS主刊上的发文数量就已超过了100篇，其中大部分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预计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更高（从1月到3月，中国学者在CNS期刊上已超过30篇）。在一些重要领域，如结构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中国学者的工作数次被选为顶级学术期刊的封面论文。当然，CNS论文只是高水平论文一个衡量指标，并非科研水平的全部体现。
►中国研究经费迅速增长，红线为中国，图片来自Nature
这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关。1986年，自然科学基金只有8000万元，而2016年增长至248亿元。从总体研发经费来看， 2020年，这一投入将占GDP的2.5%。
► 2016年，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就已超过美国，图片来自Nature
2018年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2018 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指出早在2016年，来自中国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论文数量就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不乏有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这些研究并非只出现在国内几所大学或一两个地区，而是大有由点及面的发展趋势，我们终于看到了“由钱变纸”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基础科学装置也在不断地完善。从FAST项目到上海光源，从南北蛋白中心的建立到北京、上海紧锣密鼓布置脑科学中心，这将对基础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向国际科学奖的领奖台，无论是“爱明诺夫奖“还是“科学突破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107篇论文撤稿”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基础研究同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当中国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一，“结束一个时代”时，我们也并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美国依旧是科学强国，中国还只能算是科研大国，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强国。
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让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了活力源头。尽管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通过转化，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创新，但它们为未来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正在得到改善，以生物科技及医药创新为例，改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在今年的启珂健康投资论坛（CHIC）上表示，“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前景光明：审批标准的国际化，审评时效缩短，知识产权将进一步的详化。此外，中国还将建立专利链接制度和专利补偿制度。”
医药创新环境的改善，带来的正面影响已初见成效。“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国产1.1类的化药申报为10个，而2017年申报的数量将近100个。虽然不见得都能批，但起码它展现了一个趋势。生物药也一样，2009年申报了4个，2017年申报了56个。”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张宁在CHIC会上表示。
中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也有所改善。2018年年初，港交所提出改革举措，将允许国内新药研发公司在香港有条件地上市。而根据现有的证券市场规则，新药研发公司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市，这也导致它们纷纷在国外上市。比如，百济神州和再鼎医药，它们是中国两家标杆式的新药研发公司，它们在没有一款新药上市的情况下，这两年成功地在美国上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国际资本市场开始认可中国新药研发的实力。
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与工业界的创新如同两根平行线，尚未对接。但随着科研成果的累积，以及一批科学家主动推动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这种上下游协同发展的过程，相信并不会很遥远。
2015年，为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规范技术转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得到修订，极大地鼓舞了科学家创新创业的热情。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由“纸变成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除了政策的导向外，科学与资本的融合已成为趋势。数年前，科学家与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如今这几个领域的人，悄然地走到了一起，开始融合、交汇并相互合作。很多医药公司顺势而立，争先成为这股浪潮的弄潮儿。
科学家在从事基础科研的同时，如何更好地进行创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生物工程系主任张鹍对此颇有心得。2017年，张鹍在《自然·遗传》（Nature Genetics）杂志上介绍了游离DNA的甲基化，可极大地促进癌症的早筛。张鹍表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癌症早筛的新思路，具体应用到临床还需要大量的技术转化工作。但该方法于2014年通过UCSD申请了专利，并授权给我与几个合作者共同创立的公司——鹍远基因。”
鹍远基因由张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高远创立，他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作，但以顾问的形式参与把握大方向，公司的运作由另外三名全职的共同创始人负责。近日，鹍远基因完成了6000万美元A+轮融资，它是科学家与专业型管理人才结合的经典案例。
“大部分科学家没有商业运作的训练和经验，要转化项目靠自己会很难，走不快，要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或团队，负责具体的转化和运作，把时间精力多花在自己擅长方面。”张鹍表示，“我的博士后导师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开发了很多颠覆性技术，成立了几十家公司，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产品转化、商业运作的琐碎事务，数十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成果不停增长。”
但科学家创业也有自身的短板，医药健康风险投资人唐马克博士表示，“科学家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认识很深刻，容易制作出重磅的产品，但他们对市场认识可能不足，对公司价值难以准确判断。他们可以引进专业的经理人进行市场与资本运作，分工明确，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
目前，国内还很缺乏这些拥有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唐马克是国内最早一批去国外高等学府留学，后在华尔街打拼，并成为出色的生物技术金融家和企业家。随着科技创新的浪潮日益高涨，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稀缺问题更加凸显。唐马克表示，“有潜在的技术人才与智力资源不断回到中国，中国与欧美的研发实力在不断减小，但优秀的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国内非常稀缺，这需要足够多的时间来积累。”
除此之外，国内医药创新的上下游也需进一步完善。“美国新药研发市场很成熟，很多成熟的大药企有自己的研发思路与研发策略，中小型研发公司与大公司形成互补，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他们产学研很好地有机结合，体系更为健全”，唐马克表示，“国内做新药应注重不同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校、药企、医院等机构，可以互通，创造协同效应。”
当下中国，活跃的资本正作为一座桥梁，嫁接创新的上下游：基础科研与工业界创新。
2015年，几乎同时成立的两个民间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和“复旦-中植奖”，可看成科学与资本融合的标志性事件。由国内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联手创立“未来科学大奖”，用以奖励大中华区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同一时间，复旦大学也与中植集团联合，创立“复旦-中植奖”，奖励在基础科研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科学家和风险投资者共同推动了美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泰克（Genentech）、百健（Bigen）就是这时候成立的，由此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
回看国内，历史总是如此地类似。如今中国生物技术领域所走之路正如同上世纪美国生物技术发展一样。在很多场合，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策制定者、法律顾问、政府官员走到了一起，谋划生物技术产业的蓝图。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中国正迎来科技创新的历史发展良机。
制版编辑：黄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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