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时：大学还能否改变命运？
►图源：Pixabay.com
撰文 | 沈明宏（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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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正式踏入校园（1977年12月份举行高考，次年2、3月份入学），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现在又有千万学子奔赴“战场”，为心仪的学校发起最后冲刺。然而，“破釜沉舟”般的豪言壮语中也不时夹杂着一丝怀疑的声音：上大学还值得吗？
的确，近些年，我们从新闻报道、朋友圈、甚至身边邻居亲戚中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事例：一方面很多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买不起北京的学区房，另一方面一些早早辍学外出务工的人反倒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这种鲜明的对比当然没有什么“统计显著性”，但也拦不住它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谈着谈着，有人就开始在“大学改变命运”这句曾今激励无数莘莘学子的经典格言后面悄悄画上一个问号。
在有着一千多年科举历史的中国，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把上大学当做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门，而选择性地忽略“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大多数中国父母也会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不计成本地付出。但说到底，上大学这件事本质上是一个家庭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而既然是投资，就要讲经济理性，计算投入产出。虽然这种“投入产出”并不仅限于金钱范畴，但我们姑且来简单算一下经济账吧。
2012年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显示，从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开始至今，中国大学的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培养一个大学生平均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这个费用不仅仅包括上大学期间的学费，还包括上大学之前的小学和中学的学费）（王延中，2012）。这还仅仅只是学费，由于很多大学生并不在自己的家乡就读，对他们来说，住宿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无疑给寒门学子的家庭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并带来一系列的教育公平问题。
“投入”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大学教育的“产出”是否也同样增加了？对于城市中家境宽裕的中上阶层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多想的问题——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而且是尽量上最好的大学。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选择更少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的选择也不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考虑。那么真正容易受影响的会是谁呢？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那些农村家庭的寒门学子。
基于覆盖两万多个农村学生的八个大型调查的数据，著名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和他的团队（Shi，et al.，2015）估计，中国农村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竟然高达63%。也就是说，在100个农村初中生中，只有37个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其中，只有23个读的是普通高中。而这23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参加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家庭对“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以及在巨大经济的压力下做出的冲动决策。
读大学当然是有用的，这并没有什么好值得怀疑的。从统计数据上看，上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要远高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差别只在于优势的大小而已。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读大学到底对谁更有用？有什么用？为什么有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许多多老师发表于《社会》的论文（以下简称“许文”）通过分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9-2013年（五期）的数据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大学教育可能通过选择效应、符号效应和大学教育本身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效应，来提升学生的收入回报，而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提升作用可能越为明显。
该研究对“贫困大学生”的划分同时参考“主观贫困”和“客观贫困”，即如果受访者回答“在上学费用（学费、住宿费、生活费）方面有经济困难”，则被认为是主观贫困；如果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低于某一具体学校具体专业的所有学生中必要花费（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的中位数，则被认为是客观贫困。只要一个大学生满足任一贫困标准，则会被归类为“贫困大学生”。根据这一定义，4369名大学生样本中，1155人为贫困大学生，贫困率为26%，即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在上学期间有不同程度上的经济困难。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曾是无数寒门学子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大学学费的大幅上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对于那些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大学对他们正逐渐失去吸引力，媒体上甚至不断出现“读书无用”或“寒门不能出贵子”的悲观论调。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看似陈旧的问题被再一次提出来，读大学真的有用吗？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学历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回报，且这一回报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持续增长。美国的研究发现，在1999年，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终生收入要比一个高中毕业生高75%，到了2009年，这一优势扩大为84%（Carnevale，Rose and Cheah，2011）。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学学历的收入回报率有了大幅度增长（Heckman and Li，2004），王小军等人（Wang，et al.，2014）利用三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发现，对于一个随机选择的个人而言，就读四年制大学的累计回报率从1988年的24.4%增长到1995年的42%，到2002年甚至达到165.1%。
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还扮演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均衡器（equalizer）的作用。经典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在大学教育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大大降低，甚至是完全消失了（Hout，1984，1988）。这意味着，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家庭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大学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平等。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寒门学子来说，确实是“大学改变命运”。
那么，究竟为什么读大学能够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呢？尤其是，过去研究几乎没有谈及大学教育本身如何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从而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而这应是“大学改变命运”的核心奥义。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是社会流动与分层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之一，大学教育能够削弱乃至消除弱势地位的代际传递的结论也一直被不断验证，但我们对其中的机制的研究并不充分（Torche，2011）。或者说，我们虽然知道读大学有用，却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用。
对于这一问题，为数不多的文献给出两个答案。
一是“选择效应”解释。因为大学的录取具有高度选择性，只有那些在可观测到和不可观测到的各方面能力、条件都很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拔成为大学生（无论他们家庭出身如何），因此，这群人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并不奇怪（Heckman and Li，2004；Treiman and Yamaguchi，1993），也就是说，在一次次教育筛选的过程中，被筛选的寒门学子比起富家子弟在能力上更为突出，最终他们更强的个人素质抵消了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
二是“符号效应”解释，又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解释。这说的是，劳动力市场可以分割为两个部分，包括收入较高的首要劳动力市场（primary sector）和收入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sector）（Piore，1983）。在首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平均报酬高，工作稳定且环境好，晋升机会还多，这一市场的雇主大多是一些有规模的大公司，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平均报酬低，工作不稳定且环境差，也没有很多晋升的空间，这一市场的雇主由众多中小企业甚至是自雇业者组成，主要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从选拔机制上讲，首要劳动力市场的选拔更为公平，“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亲”；相反，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所以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会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寒门学子可以通过大学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从而克服家庭出身方面的劣势，通过自己的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Breen and Jonsson，2007）。
然而，我们注意到，大学教育本身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提高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如果大学的效应完全来源于“选择效应”和“符号效应”的话，那么，“读大学”本身并不能缩小低社会出身和高社会出身的人之间的实质差异，也就说不上什么“大学改变命运”了。往极端了说，我们大可以在高考以后根据成绩（选择效应）直接给学生发文凭（符号效应），也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大学教育了。基于这一假设的推论当然是非常可笑的。
如图1所示，上述两种假设对学生的收入影响可以由假设模型I来概括；不过，这两种假设都忽略了大学四年教育过程本身的效应。大学的教育过程同样可以帮助学生发展技能和提高能力，而更好的在校表现的确能提高他们毕业后的工资水平（Carneiro and Lee，2011）。所以，这则研究提出了改进的假设模型II。也就是说，大学可能通过选择效应、符号效应和大学效应共同作用，来提升学生的收入回报。
►图1 假设模型（家庭背景、大学教育和工作收入的关系）
近年来，劳动经济学越来越关注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如Bowles，Gintis and Osborne，2001）。除了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人力资本以外，研究者们认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也就是“非认知能力”，是影响工作表现和收入的重要因素。
目前来说，通常使用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和自尊感（self-esteem）的心理学量表来测量非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指的是人们对于利用自己技能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而“自尊感”指的则是对自己价值、长处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这两种素质都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并相应提高经济收入（如Goldsmith，Veum and Darity，1997）。
那么，大学教育能否带给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增长呢？答案是肯定的。以自我效能感为例，图2展示了增长曲线模型（Growth Curve Model）的估计结果。由图可见，在大学一年级，贫困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上显著落后非贫困大学生，不过他们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到大四时，这两组人的自我效能感已没有显著差别。自尊感的变化趋势也与此类似。
►图2 大学生在校期间自我效能感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说，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已然旗鼓相当。中国贫困大学生在心理压力、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等测量指标方面并没有显著劣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大学里提供的各类社团和学生会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Wang，et al.，2013）。这也验证了图1中的假设模型II，即大学教育对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积极作用。
最后，这里讨论的非认知能力究竟能否直接影响毕业生第一份职业的收入（也称“初职收入”）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许文发现，控制了大学的学校和专业后，家庭背景和认知能力对初值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则非常可观——自我效能感每上升1分（尺度为1-4分），大学生收入就会增长11.6%；自尊感每上升1分（尺度为1-5分），大学生收入就会增长9.5%。这一效应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不受在校表现（如学业成绩和实习经历等）因素的干扰。
长久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对高等教育的均衡器作用深信不疑，但对于具体的作用机制解释则缺乏深入的探讨。针对这一问题，过往研究大多比较了是否上大学对学生收入的影响（如Brand and Xie，2010）；而许文更进一步，展示了在大学生群体内部，大学的作用依然会因人而异。具体来说，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大学教育对于学生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将更为明显。
在我们的常识中，大学是学习知识的殿堂，学生也将主要借助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并提升未来的收入回报。这篇论文的另一贡献就是指出了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即大学不仅能提供智商（IQ）教育，还能培养大学生的情商（EQ）和逆商（逆境商数，AQ）等非认知能力。而这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将帮助毕业生（尤其是来自较贫困家庭的毕业生）胜任更好的工作岗位。
不过，略带讽刺意味的是，本可以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更多的寒门子弟，却恰恰最容易在求学的道路上自愿或不自愿地退出（Shi，et al.，2015），这值得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深思。
“最后，在此祝福所有为高考挥洒青春汗水的学子们金榜题名，考入理想的大学！”
参考文献：
1. 许多多. 2017 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 [J]. 社会（4）：90 – 118.
2. 王延中. 2012 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2）No.5 • 社会保障与收入再分配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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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and，Jennie E.，& Yu Xie. 2010. “Who Benefits Most from College? Evidence for Negative Selection in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75（2），273-302.
5. Breen，Richard，and Jan O. Jonsson. 2007. “Explaining Change in Social Fluidity: Educational Equ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wed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2（6），1775-1810.
6. Carneiro，Pedro and Sokbae Lee. 2011. “Trends in quality-adjusted skill premia in the United States，1960-200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6），2309-49.
7. Goldsmith，Arthur H.，Jonathan R. Veum，and William Darity. 1997.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nd Human Capital on Wages.” Economic Inquiry，35（4），815-829.
8. Hout，Michael. 1984. “Status，Autonomy，and Training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9（6），1379-1409.
9. Hout，Michael. 1988. “More Universalism，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3（6），1358-1400.
10. Piore，Michael J. 1983.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o What Paradigm Does It Belo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3（2），249-253.
11. Shi，Yaojiang，Linxiu Zhang，Yue Ma，Hongmei Yi，Chengfang Liu，Natalie Johnson，James Chu，Prashant Loyalka，and Scott Rozelle. 2015. “Dropping out of Rural China's Secondary Schools: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The China Quarterly，224，1048-1069.
12. Treiman，Donald J.，and Kazuo Yamaguchi. 1993.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Japan.” In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edited by Y. Shavit and H-P. Blossfeld. 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29-250.
制版编辑：黄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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