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琪琳、孙艺风：艺风谈译——孙艺风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地点为澳门大学人文社科楼，访谈持续2小时。孙教授在翻译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在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上也颇有心得。与孙教授商榷后，本次访谈主题分列如下：译历、译教、译论。希望借此一窥孙教授的译学经历、教学和研究。
一、译 历
曹琪琳：您的外语启蒙来自何处?
孙艺风：由于年代所限，我最初接触外语已是初中。当时我在重庆一所初中开始学习英语，学得很不得要领。上了一堂课，再去念课文，连发音都不会，感觉十分受挫，几欲言弃。后来我母亲偶然发现她的一位老友，时任四川医学院的英语老师，在家和她女儿是用英文对话，这在当时让我母亲大受刺激。母亲好友的女儿和我年龄相仿，相形之下，我母亲不由生出严重的危机感，决心要下功夫培养我的英语，但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正发愁之际，恰好发现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的丈夫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时任中央某部委专职英语翻译。两口子都是南京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我老师的专业是俄语，她先生则是英语专业。他了解我的情况后，认为我需要从头开始，从国际音标学起。当时我内心也深觉自己的英语到了非学不可的地步，就认真地向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国际音标。音标学会了，我随便从词典里挑出的词语都可以读出，对英语的兴趣也就因此激发了出来。在此之后，我不太满足中学课本的内容，于是开始了自学之旅。记得我当时拿了一本外交学院吴景荣教授所编的教材，开始自学。在掌握了音标这个秘密武器后，我就觉得学习英文有了抓手，产生了兴趣，也就有了自学的意识，真正寻到了入门的途径。
曹琪琳：在您的学生时代，有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孙艺风：当时重庆外国语学校(简称“重外”)，即现在的四川外国语大学附中要招生，我所在的初中推荐了四个学生，其中之一是我小学就认识的朋友，我们二人有幸考中。说来有趣，我们俩考进了同一所高中，最后也都走上了学术这条路，他本科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到了重外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大家起点都不错，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重外是小班教学，师资优良，教我们小班的老师姓朱，发音相当纯正，我后来的英语发音是得益于他的教学。除此之外，每到暑假我都会到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即现在的西南大学，去度所谓的“学术假”。由于我父母以前是那儿的老师，有不少好友，于是安排了一些老师来辅导我。当时的西师可谓藏龙卧虎，不乏留英留美的教授，而且他们居然都乐意耐心地教我。所以每当暑假结束回到学校以后，同学们都多少有些惊讶:怎么这家伙的英语又上了一个台阶。后来我有机会去重庆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师范大学，旁听了专业英语课。有一个留美归来的欧姓教授对我影响颇深。我记得，虽然我只是个旁听生，但他竟然在课堂上经常向我提问。所以在我的启蒙阶段，我非常幸运，遇到了很多不错的老师。一个学生在其成长期(formative years)遇到好的老师至关重要，足以塑造和改变人生。
曹琪琳：接触翻译实践始于何时?翻译实践经历有哪些?
孙艺风：当时的外语教学有个说法颇为流行，“听、说、读、写、译”。“听、说、读、写”是语言学习的基本技能，把“译”放在最后，似乎按照这个逻辑，前面的“听、说、读、写”似乎都是为了“译”而做准备的，好像只有通过“译”才能证明英语的掌握程度。所以即便当时所学十分有限，我就对自己能不能“译”，甚至有没有“译”的能力抱有疑问，兼有好奇，总是想找个机会证明自己的所学。当时我在重师听课，恰好有一个技术文档需要翻译，我竟不知天高地厚，通过查阅字典完成了翻译。实际上，在此之前，我搜罗了能找到的所有语法书，并完成了相关的语法练习，所以基本已无语法问题，故而借助字典查阅相关术语，居然完成了那次翻译任务。后来我也和教我国际音标的那位老师一样，考入了南京大学，再后来我又机缘巧合地参加了全国留学生选拔考试，赴英国留学。在留学期间，我参与了一些翻译活动，包括在范堡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show)上担任中国代表团和英国航空制造业公司的非正式谈判翻译，且在随后的厂家参观中又做了陪同口译。此外，当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位教授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但不懂汉语，于是找了一位汉语专业的英国学生帮忙整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那位学生虽是学汉语出身，但汉语毕竟不是她的母语，所以阅读速度不够快，效率不高。后来找到我，就由我口头视译，由她笔头记录，整理成英文文档。回国后我在南京大学任教，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很多外事翻译，以口译为主，接待了不少国外代表团。
二度赴英时，我在研究生阶段也有了一些翻译实践。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过英语教学主持，其中涉及很多内容便需提前翻译，同时我也帮BBC的电视节目做过翻译。此外，我还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做过翻译，为中国导演和现场观众互动担任口译。还给一部中国电影做字幕翻译，并且在电影院的小房间把自己的译文念出，让英国观众能边看电影，边听我念出的对话内容。另有一次极具挑战的翻译实践是给由当代中国国际研究院、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与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会议做同声传译。我从未做过同传，只得在头天晚上找到代表团成员，请求他们把隔日的发言稿给我，或和我口头大致阐述发言内容，让我心中有数，最终那次同传也算应付下来了，竟获得好评。总之，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我都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训练，但毕竟学的是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一直在和语言打交道，所以也算是学以致用。
曹琪琳：您对翻译原文的文本类型是否有所偏爱?
孙艺风：毫不掩饰地说，我还是喜欢翻译文学作品，我所翻译的基本也都是文学作品。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类型的文本不重要，这纯属个人所好。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喜欢文学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最富挑战性，我在相关的文章中也谈过。
曹琪琳：您接触翻译理论又是始于何时?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比重如何?
孙艺风：我本想从事文学研究，但却阴差阳错地到了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任教。在翻译系自然要教好翻译，所以刚入职大学翻译系之时，便开启了我的翻译理论自学之旅。对我而言，接触翻译理论便是自学翻译理论，当时我把翻译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找来看，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把翻译理论和自身的教学联系了起来。
至于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比重，现在看来是严重失调。除却上文所说的翻译实践，我后来也翻译了一些学术文本，比如帮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了有关中国诗词方面的学术文章，替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熊猫丛书”翻译了两三篇中篇小说，帮《中国文学》翻译了一些作品和文章。到了后来，因为走的是学术的路子，就越来越多地做研究，越来越少地顾得上实践，这是我引以为憾的事情。前两年倒也参与翻译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若干个词条，得益于这么多年的学术的写作，当时翻译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曹琪琳：您目前有什么研究计划?
孙艺风：目前手头在写两本书，一本中文，一本英文。中文的那本带有教材性质，跟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合写，希望给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提供一部比较系统、带有学术专著性质的翻译理论教材。另外一部书旨在打通中西译论，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探索有关翻译空间的问题。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曹琪琳：请问您的翻译生涯有何趣事?可否予以分享?
孙艺风：我在英国的时候，结识了当时在牛津度假的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当时牛津大学莫顿学院(Merton Colege)把他们作为知名校友请回去，我也借此结识了他们，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任教香港岭南大学后，有一次出差去北京，借着机会我就去看望夫妇俩。当时外文局的专家都住在友谊宾馆，于是我就去那儿拜访了两位翻译家。聊天期间，他们邀请我给《中国文学》翻点东西，我当时还挺没信心的，因为《中国文学》是早年我们自学英语用的材料，突如其来的邀请令我深觉惶恐。戴乃迭鼓励我说:“没问题，你行的。”杨宪益先生就给我写了一个小条，让我去拜访《中国文学》编辑部的某人，让他给我安排了一些翻译的稿件。我和杨宪益先生之间还有一段趣事。我在《中国翻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谈的是钱锺书《围城》的英译本，得到了杨宪益先生的鼓励，他说:“你写得很深奥嘛。我拿去给锺书看一下。”我当时就慌了，急忙拦下，我说:“最好不要去给他看了，我这个东西实在是拿不出手。”这也算是一件趣事吧。
二 、译 教
曹琪琳：语言是翻译的载体，如何培养翻译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两者的关系如何?如何在课程设置中体现?
孙艺风：以前国际上似乎有个惯例，认为翻译训练只能在打好语言基础后进行，因此不主张在本科阶段设立翻译专业，认为翻译教育在研究生阶段才能展开。但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这种设想虽不无道理，但未必可行。首先很难界定语言是否过关，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严格而言，学生的语言能力也未必真正过关。况且，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实翻译可以增加我们对语言的敏感度，从而促进我们的语言学习。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给他的美国同行一句忠告，译者若想要把中文翻成好的英文，就要大量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从而丰富自己的语言，使其具有感染力。虽然学生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道理是相通的。有时候我们的阅读可能是盲目的，接受是消极的，但针对形形色色的翻译问题，你对自身的翻译方案未必满意，或许当时满意，但当接触到更好的文字，便会发现译文完全可以表达得更生动、更有效。继而在改善翻译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度，加深了对文本的把握，对跨文化知识的理解，从而无形之中提升了翻译和语言能力。
总之，翻译能力和语言能力能够相互促进，处理得当可以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落实在课程设置上，我个人喜欢在课堂上集中地把一些翻译问题拿出来供大家探讨，寻求解决办法。这可以更容易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些语言点上，提高课堂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来都不会判定某一译法是唯一且准确的，而是尽量地引导学生探讨各种各样的翻译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不难发现，语言词汇掌握得越多，对语言的把握越准确、越深入，能找到的解决办法就越好。
曹琪琳：翻译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应如何协调?
孙艺风：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经常很容易被对立起来。似乎有这样的倾向，专注实践的人会觉得理论无甚用处，理论研究者则又觉得实践只是经验的总结，提升不到理论的高度。两者的对立自然没有好处，因为实践可为理论作支撑，理论可以帮助提升思辨和分析能力，最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若有理论助力，实践会更加出色。做研究不一定涉及理论，但好的研究一定有理论的支撑，或者说有种理论化的成分。研究能力总要涉及总结、归纳和提升的能力，这是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或缺的。当然并不是说理论可以直接套用到实践中，有的时候急功近利式的借用未必可行，还不如沉下心来，专注实践，与此同时也思考一下相关的理论，慢慢体会其中的联系。久而久之，尤其是在接触到不可译的问题时，不难发现理论确实对问题的解决有益，这就是理论的无用之用。
曹琪琳：那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呢?
孙艺风：研究能力的培养，最重要应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强调避免重复，切忌人云亦云。学生一定要学会提问，从哲学上讲，提不出好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好的答案。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genstein)也曾言及，虽然哲学的很多问题实际无解，但是关键之处仍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翻译研究也一样，尤其涉及纯理论的部分，极具思辨性和思考性，故而也需要由之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有了问题，也就有了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以问题为导向提供了研究的具体轨迹。如果这个问题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探索过程更是会有诸多发现。
此外，有些别人业已提出，甚至解答过的问题，你也可以检验解答得是否到位，是否有深入的价值。若有，大可在别人的基础上深入，原创性也由此产生。别说研究生了，甚至本科生，都应大胆地提问，都应有意识地培养问题意识。所提出的问题也许一时半会儿未必能够有好的解答，但也无须过于介怀。至少在此过程中，研究能力、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况且，并非所有问题都有终极性的完美答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不断探索、逼近真理，最后找到目前为止所能企及的最优解决方案。
曹琪琳：问题意识确实在研究能力的培养中至关重要，具体落实在课程设置上，依据您的经验，翻译研究类课程的应该如何设置，应该如何与实践类课程协调比例?
孙艺风：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翻译教学都不应沦为简单的技能培训。此点学界也渐有共识，譬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最近在其书中便提及目今翻译教学有趋向职业教育之嫌。大学毕竟不是职业培训中心，况且在现今翻译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之下，低端的翻译都开始或者已经被机器翻译取代，所以现阶段翻译教学尤其不能再满足于简单的技能培训。当然，基础性的翻译技能并非不重要，只是在掌握基础翻译实践技能的同时，学生的学术素养也应得到培养。故此，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两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尽量协调妥善。在课程设计上，实践课，譬如英汉互译、机器翻译等，和理论课，譬如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文学、翻译史等，都应有所涉及。
如今知识的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大学课程，甚至研究生课程也只不过是打下基础而已。未来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若想直接套用课堂所学，肯定无法解决，因为那时你所学到的知识大概业已过时。所以在学习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单纯的技巧掌握，而是要培养自身能够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的能力，一种知识再生的能力。所以我们强调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就翻译学科而言，很难设想我们的学生今后所从事的就必定是单一的翻译工作。如果我们的课程只是专注于技能培训，那学生在未来遇到其他棘手的问题便会觉得力不从心。所以即使是学生强烈要求侧重技能，也要顶住这个压力，阐明设置学术类课程的原因。
不妨分享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曾就相同的问卷对在校生和毕业若干年的学生做了一番调查。令人吃惊的是相同的问卷问题，他们却反应迥异。在校生大多不重视理论课程，认为理论枯燥乏味、无甚价值;而毕业若干年的学生则抱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活工作中最为有用的恰是当年最反感的理论类课程。时间是检验所学的最终尺度，只有获得真实的生活体验以后，才能认清真正所需。所以学生切忌目光短浅，而是应该意识到越是基础性的能力越能在长远意义上起作用。
曹琪琳：您曾供职香港岭南大学多年，履新澳门大学也将满一载，在教授课程时，您使用教材的情况是如何的?
孙艺风：我主张教材使用的灵活性。若每一届学生都用同一本教材，势必会出现问题。每届学生的情况迥异，程度未必一样，能力也不尽相同，故而所用教材也应该不断调整。如果所用教材的难度学生可以接受，为什么不加大挑战?如果所用教材对学生而言太难，也未必一定要用该教材，不如做些调整，用稍微容易些的教材，起码让学生有所收获。当然在一定程度，我们有教学大纲的指引，在课程设置应有设定的教学目标，但教学目标、内容设置并非固化。与其按部就班、死板教条地执行教学大纲，机械式地灌输教材，不如更多地考虑受众，让学生能够更有效地学到知识。
曹琪琳：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翻译，强调文学性，有些译者采取“创译”等较为大胆的翻译形式来翻译文学文本，并取得了成功。若有学生在您的翻译课堂上也采取此法，您会鼓励吗?
孙艺风：一定程度上，鼓励学生“创译”未尝不可。所谓“创译”，乃是为了解决不可译的问题。一般而言，当常规手段无法很好地译出原文时，可以考虑所谓的“创译”。但如果原文没有明显的不可译问题，译者只是想借题发挥，甚或没下功夫，连原文都未理解透彻，就按自己的理解“翻译”，就不能称为“创译”，而应该算是“猜测”。依据“猜测”生成的“翻译”应该叫“胡译”“乱译”，甚至有时跟“译”字完全不沾边。所以“创译”的标准需要严格界定，不能打着“创译”的名号，任其为所欲为。之前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有一项教学内容是长篇翻译，有学生在做长篇翻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翻译文本，而其译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原文，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否则译作最基本的可靠性都无从谈起。
“创译”的案例其实并不鲜见。譬如林纾，他的译作在当时是成功了，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译作由于没有忠实作为支撑，毕竟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又譬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其《华夏集》被西方很多诗人、评论家或者学者视为可供借鉴、产生灵感的文本，但实际上很多人未必将之视为译作。但《华夏集》毕竟是个特例，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成功，不能忽视它的巨大价值和文学影响。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个庞德?有多少个《华夏集》的特例呢?特例之所以成为特例，自有其背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因，于教学而言，不能以特例为依据，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做法就可以行得通。
三 、译 论
曹琪琳：您曾论及翻译的暴力，认为认清翻译的暴力属性有助于把握翻译的运作规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误解，您怎么看待?
孙艺风：关于翻译暴力，我在那篇论文中已经划分得较为细致，翻译的暴力有各种各样的性质和各种各样的类别，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能达到各种各样的程度。至于将翻译视为暴力形式，作为一个隐喻而言，毋庸置疑。因为一旦翻译，就必须对原文加以处理，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要打碎源语的“花瓶”，不打碎何谈重组?
曹琪琳：也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您怎么看?
孙艺风：翻译经常处于两极之间，无论是原作和译作，源语和目标语，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所言的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及的准确性(accuracy)和表达力(expressiveness)，或是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涉及一系列的两极对立(dichotomy)。在此意义上谈翻译的妥协，不外乎就在于不断地试图协调所涉及的两极对立。
不妨择取异化和归化来阐明翻译的“妥协艺术”。弗里德里希·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曾言，翻译要么使原作者安居不动，尽量让读者靠近原作者;要么使读者安居不动，尽量让原作者靠近读者。由于当时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他主张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即采取异化的手段，以达到丰富德国文化的目的。无独有偶，鲁迅在其所处年代也提倡异化，而且其二人的原因大有相通之处，都旨在通过异化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彼时的翻译因此兼具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但并非所有译者都效仿此法，毕竟历史及文化语境已经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只是有的译作倾向于归化，有些倾向于异化，但无论如何，都是在这两极之间的不断游移。从可操作的层面看，能异化之处就异化，异化不了便归化。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而言。客户、赞助人或读者，都可能对异化或归化有不同的要求与期待。在此意义上，翻译是一种妥协，一种协调，并非完全按照译者的主观意愿，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免受到各种限制和掣肘，与读者的期待和接受有相当大的关系。读者对外来语言和文化的接受并非一成不变，晚清时候和现如今读者的接受状态绝不可同日而语。晚清时或许要倾向归化，因为彼时读者对外国语言文化太过陌生，而此时译者大可不必过于归化，因为读者对异国语言文化的接受度业已提升，过于归化反倒会引得读者生疑。有人曾言最好的译作是读起来最不像外文的译作，其实这是对翻译本质的根本性误解。译者之所以翻译，读者之所以要阅读翻译作品，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对异质颇感兴趣。当然过于异化也不可取，异化总不能以不堪卒读为代价，所以译者必得妥协。此外，译者的主体性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有限的翻译实践中，在能异化之处我就尽量异化，但如果太过异化，我再退回来。当然有些译者推崇归化，他觉得某处译文一定要用特定的译入语表达方式，由此追求译文的可读性。这固然无可厚非，但同时又容易陷入可读性(readability)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二元矛盾中，需要进一步的协调或妥协。
曹琪琳：目今翻译学研究视角日新又新，层出不穷，跨学科成为其最显著的范式，虽然与各学科相结合，但其仍在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中，是故翻译研究必定有“不变之处”，方能迎接“万变”的挑战，那么，此“不变之处”究竟是什么呢?
孙艺风：这些年翻译研究确实到处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不妨说句玩笑话，可称之为“四处化缘”。甚至不乏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即是跨学科的研究，似乎翻译学科本身的理论资源比较枯竭了，自然需要四处去“化缘”。但常可见尚未吃透别人的东西就借来使用的现象，不免也就有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之嫌。再者，由于“化缘”过多，有学者不免担心会冲淡翻译本学科的学科身份。论其原因，关键在于定位翻译的学科属性，也就是何谓翻译学?翻译学为何物?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甚至曾言翻译学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按其所言，翻译学应该叫本土化学，翻译系大可易名为本土化系。当然此论过于极端，不妨一笑置之。我觉得，针对目前的跨学科现状，翻译学反倒应该淡定。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说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到今天有学者认为凡是解读，以致表达，都是一种翻译，翻译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许多，更有甚者依此提出了还有什么不是翻译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翻译研究，无论说东道西、指南言北，最后还是万变不离其宗，落脚点仍是在研究两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不能脱离了此点，若脱离了它，人们不会接受你所从事的还是翻译研究，最多只能说是和跟翻译沾点儿边而已。归根结底，借鉴其他学科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回答翻译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帮助我们把握翻译的本质和规律。也许关联度时隐时显，时而直接，时而间接，但只要是它的落脚点仍然在解决如何把源语尽可能完整地，或者是相对完整地，或者相对不那么残缺地传递过去的问题，就仍然是翻译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在借鉴中忘乎所以、主次不分，被借鉴的东西给引走了，变得文不对题。这种倾向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但我相信大部分清醒的学者还是知道翻译研究应该做什么吧。
曹琪琳：翻译批评家在翻译学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孙艺风：翻译批评实际上呼吁了很多年，但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相对滞后。呼吁了这么多年，为何一直未有呼应和反响?皆因尚未形成翻译批评的标准。什么是好的翻译，什么是不好的翻译?标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这不妨碍对翻译批评标准进行思考和探索，标准应该如何建立?好坏应该如何区分?这些都可供讨论。也许永远也无定论，大家的意见也大可不同，但至少在讨论和摸索过程中，若各方面因素都能充分考虑，对翻译本身的规律性探索和理解或将大有裨益。至于说翻译批评家所扮演的角色，简单而言，他们自然推进了译学发展，促使了相关课题的思考与研究，加深了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
曹琪琳：翻译是一门关于语言转换的学问，但不限于转换语言，翻译对语言的发展和交互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艺风：翻译当然不限于语言转换。文学翻译，甚者非文学翻译，都讲求翻译的效果以及语言的感染力，但翻译的语言容易缺乏力度、苍白，甚至软弱。因为原作语言是自然语言，而翻译的语言是人工的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译语的语言形态，借本雅明所言，乃是由打碎的碎片黏合(glue)起来的，自然失去了原来的自然平滑状态。译语不甚自然，会直接影响译本的可读性，影响了可读性继而就会影响其阅读体验、美学价值，甚至文学价值。当然，读者的接受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不仅有离散译者，还有离散读者，读者所涉猎的外来文化越来越广，对异质语言的接受程度相对而言也会越来越高。
至于翻译对语言的发展以及两者的相互影响，如前面所谈到的，施莱马赫曾谈及，鲁迅也曾说过，翻译可以丰富源语的表达方式，使源语句式更精密，对源语的发展有莫大的好处。无论如何，外来的异质总有值得目标语借鉴的地方，比如有些概念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就可以假借翻译，要么使得模糊的概念清晰化，要么填补空白。久而久之，可以使得源语使用者的思维更加精密，最终提升其思维能力、思辨能力。
曹琪琳：翻译对语言的发展毋需赘言，但也有人说翻译加速了语言的同质化倾向，这点您怎么看?
孙艺风：语言的同质化倾向并非空穴来风。白话文的出世和发展多受翻译作品影响，继而影响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一直以来，此类言论早已不绝于耳，有人称汉语被欧化了，中国的东西没有了，不一而足。我反倒觉得这是杞人忧天，恰恰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发展至今业已证明其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十足的韧性，哪会如此轻易地被他者同质化。反观英语发展的历程，其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接受吸收了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等语言的词汇，不但未被同质化，反而演变成公认的国际语言。如此看来，同质化的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担心，尤其是考虑到中文业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演变，时间的各种检验和洗礼已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抵御同质化的能力。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现今网络上很多新语新词并非经由翻译照搬外文所致，这就说明我们的语言的再生能力绝对不差。翻译能助我们一臂之力，而非取代我们的再生能力。通过对外来文化养料的吸收和消化，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语言和发展我们的本土文化，从而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孙艺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翻译学讲座教授暨英文系系主任，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荣誉教授，国际翻译家联盟期刊Babel主编。先后在南京大学、卡迪夫大学、西敏斯特大学、剑桥大学、莱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等校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ATIS)副主席、英国广播公司(BBC)英语教学节目主持、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及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及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学术成果包括:Translational Spaces (Routledge，2021)、Translating Chinese Art and Modern Literature (Routledge，2019)、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Routledge，2018)、Translation and Academic Journals (Palgrave Macmilan，2015)、Transl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MultilingualMaters，2008)、Fragmentation and Dramatic Moments (Peter Lang，2002)、Cultural Exile and Homeward Journe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中西翻译理论》(商务印书馆，待出)、《文化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和《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等。担任Cambridge、Routledge、De Gruyter、Bloomsbury、Multilingual Matters、St. Jerome和Peter Lang等出版社及相关国际刊物审稿人。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昆士兰大学、鲁汶大学、威尼斯大学、纽卡斯尔大学，以及中国香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大陆几十所大学讲学。
访谈者简介
曹琪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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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43-157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