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陪老师散步
陪 老 师 散 步
张伟然
我硕士导师何业恒先生在生活中的一大爱好，就是散步。记忆中，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多半在路上，一边慢慢地跟着他走，一边听他讲话。他散步很有规律。无论阴晴寒暑，每天吃好晚饭，稍事整理，然后出门。一般是绕校园一周，大约个把小时。如果微雨，那就撑把伞。春秋佳日，偶尔也会跟师母相扶将出来走走。
何业恒先生肖像
他的这一习惯，我从大二时便略有所知。那时准备考研，打听得系里正好有这么一位以研究历史地理而著名的老教授，惊呼天助我也，一问便问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那时住上游村，去的时候正是晚饭后，师母说他不在，散步去了，要我改天再去。
谁知再去时他仍然不在，又散步去了。这一次师母让我在家里等，不一会，他回来了。我说明来意，他告诉我要先看古汉语、中国通史，随即问了我一些平常学习方面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去找他的次数便渐渐地多了起来。不敢说请教，因那时对学问根本未入门，还提不出问题。主要是为他誊稿子。何先生笔耕甚勤，定稿后需要抄清，认识我以后就喜欢把这个活交给我来做。
不知今天的弟子们还有多少人有幸替老师服这种劳。我以为这对于学生是一种极好的学术训练。那时我刚刚生发一份很美好的历史地理情感，课余练书法也非常起劲，给何先生誊稿子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喜好。何先生的字迹基本上工整，只是关键句段常有修改，有些地方还推敲多次，为此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出一些字句写在空白处，甚至有浮签、将稿纸接长之类。他给我的要求是写字不连笔，遇有疑问就空出来。这样，我既可以大量试验各种字形的结体，然后工楷，同时还可以细细品味稿纸上留下的思维定型过程。——对一个本科生来说，那些精微的字斟句酌固然难以深刻领会，但让我受用终生的是，从那时起，我就铭记，对于科研、学问，需要一种怎样的态度。
感受更深的是把誊好的稿子交给他之后。几乎每次，我誊好的稿子都会留下一些空格。有些是对原稿字迹吃不准，有时则是怀疑原稿存在笔误，特地空出来请他是正。面对我那些幼稚的质疑，他从无愠色，总是霭然鼓励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何处可从、何处仍旧，亲切爽朗。从他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上有一种人，叫“学者”。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理所当然请何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导师仍是他老人家。
真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吧，那一年我能及时获悉考上的消息，竟然也跟何先生的散步有关。他老人家一九一九年生人，到一九八六年才开始招研究生，偏偏那一年还没有人考上；到第二年好容易有三个人上了线，把他高兴得——每天散步经过研招办都要弯进去问一问：通知什么时候发？发出去没有？问得研招办那个女老师非常感动，有一天终于告诉他：“发出去了！”还把挂号的存根拿出来给他看。这一看不打紧，何先生发现我的名字上多写了一竖，“伟”写成了“佛”。于是要研招办赶紧给我再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让我凭此信领取正式通知。
当时我在老家中学里任教。眼见得季候一天天燥热，而复试通知还音讯杳如，内心早已渐渐地凉透。突然在一个黄昏，收到这样一封平信，真是如唐人所说“若幽谷之睹太阳”。也不管正式通知寄到不寄到——据说迄今仍下落不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长沙。正好赶上两天后的面试。
那年秋天，以及之后的三年，我便有很多个黄昏，和师兄一起陪着何先生慢慢地走在校园里。一路上由淡而浓弥漫着从岳麓山上铺下来的暮色。
曾听很多人议论各地大学校园之美。如今我东西南北也稍稍走过一些地方，看来看去，觉得兼具各方之长，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的湖南师大。师大座落在岳麓山阳坡，背负泉石山林之秀；前面蹲着几座低矮的山丘，外面是一些湖泊、农田和菜地，一派明媚的潇湘间田园风光。穿过菜地，面前横着一道湘江；江中是自古以来著名的橘子洲，江对岸是长沙城。出校门往左，一站地之遥，便到了湘江大桥；右边往山里走，是湖南大学，它后面有上岳麓山的公路，串着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等景点。这样一个所在，既得乡野的天然、静谧，又与现代都市文明近在唇齿，就连游人上山那一点点的尘嚣都避开了，实在是弦歌一堂的绝佳去处。
跟着何先生，自然不能像我读本科时那样，沿着校园后面的林间小路一上上到麓山之巅，或者顺着田埂走到湘江西岸——那里夏天是天然浴场，冬天裸露着长达数里的沙洲。我们只能陪着他在校内的马路上走。每次都是何先生从家里出来，走到我们住的研究生楼，站在楼下高呼师兄和我的名字，我们答应一声，赶紧下楼，陪他下到七舍，沿着外马路缓缓回走，把他送到景德村，然后回宿舍。
这样一趟的锻炼效果非常明显。之前我们从来不用这种健身方式，以为运动量太小；走过第一趟回来，我和师兄都感觉浑身酸疼，才意识到何先生将这一爱好持之以恒实在有道理。
当然更引人入胜的是何先生一路上的谈话。从学习中的疑问、到生活细故、再到治学感怀、以至前辈嘉言懿行，想到哪说哪。印象中，何先生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在路上完成的。他很少正襟危坐对我们训话。就连上课——我已经忘了研究生期间他给我们上的课算几门，反正每次到了上课的钟点，我和师兄就去他家，有时坐客厅，有时坐书房；师母吩咐阿姨沏上茶来，我们一边喝着宁乡风味的热茶，一边听先生开讲。顶多讲十来分钟。大体是一杯热茶喝完，先生的课也已经讲毕。他采取专题式，每次讲一个专题，只轻轻提挈一番要点，然后师徒四人一起去图书馆，各自用功读书。
何先生不喜欢装模作样，无论为人为学，都率性至诚，本色天真。他从不多话，当然也绝不木讷。但凡有话要让我记住，他就伸出右手食指，边说边点：“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出下文。
下文一般是四个字。他说过多少次，现在已经无法数计，印象最深的有三句。第一句在研一，当时我对未来没有想好，又是练书法篆刻，又去玩乐队；有一天去他家，作别时他面色凝重，对我说：“我只跟你讲四个字是的——轻、重、缓、急，你要搞清楚呐啊！”这句话让我天人交战了好久。到研二开学时，我终于死心踏地准备考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
第二句在研二快结束时，我去向他汇报硕士论文的设想。他作为一个历史动物地理专家，可是不希望我步他后尘，不愿我学位论文写珍稀动物。我彷徨了很久，觉得可以做南北朝的佛教地理，向他去请示；他开始稍有顾虑，说这一方面他自己缺乏研究，但当我陈述几句之后，他用力地把右手往外一挥：“你做！”随即给我指点了一些书籍，问我有何具体打算。我说，我希望去上海、北京走一趟，拜访几位先生、查些资料。他觉得可行，当即照准，临别时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好、自、为、之！”
第三句他说过多次，记得读本科时就有密友拿它跟我打趣，但现在能想起具体情节的是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当时湖南师大地理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毕业前我们去了西安，向陕西师大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我的论文意外地谬承史念海先生青眼，得了几句不足与外人道的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肯定，当时吃的盐米不够，不自觉地可能有点骨头轻。第二天中午，正想独自溜出去享用一碗羊肉泡馍，从招待所出来，经过一个小巷，被何先生发现了。他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谦、虚、谨、慎！”
硕士答辩后合影。前排左2为何先生，左3为史念海先生，左1为朱士光先生，左4为李之勤先生，左5为曹尔琴先生；后排左1为李令福，左3为笔者。
从研二开始，公共课上完，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训练，何先生便经常带我们出差。此后我们陪他散步的场所，也就由校园而延伸至外地。
真搞不懂当年的湖南师大何以对我们那么好，给的研究生经费那么多。读研的后两年，我一共出了四趟差：一趟武汉、南京、上海，一趟上海、北京，一趟上海、福州，一趟西安、兰州。
那时我们出差，除了去西安是申请学位，其它都以收集资料为中心。当时何先生的专著《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刚交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随即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新计划：将珍稀动物的研究推广至全国，范围扩展至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研究的主干资料是明清方志，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非去当地无从查阅。我当时出那几趟差，除单独去上海、北京是为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去武汉、南京、福州、兰州都是配合这一计划。为此何先生买了一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里面几乎每一条目都有他留下的各种标记，很多页面上还作了批注。现在这本书摆在我的案头，每次打开，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
何业恒先生读过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局部
印象最深的是从武汉去南京那次。在南京农业大学，我们住了约半个月。上班时间何先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去农业遗产研究室读资料、抄卡片，动作很敏捷，我们不卖劲根本赶不上他。下了班一起回住处。招待所里开着一个套房，两个师兄住外间，我陪何先生住里屋。吃饭上大食堂，晚饭后在校园里走走。
特别有意思的是星期天。资料室不开门，我们又不上街，于是在招待所享清闲。我担心食堂关门，把四个人的早点都买了回来，可是他们躺着迟迟不起；我一边吃一边跟他们说话，走过来吃一个，走过去又吃一个，硬是帮他们把早点扫光。到了晚上，四个人围着电视机看歌手比赛，每一个歌手唱完，我们便揣摩着评委的亮分：“九点一！九点二！”音调起伏，参差错落，何先生叫得跟我们一样开心。
后来在别处，我再也没有那么好的饭量。记忆中也不再有那么回味温馨的时刻。
但是，跟着何先生，总还有另一种收获。何先生重感情，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拜访一些师友。由此我们也就有机会跟着他见识一些平常难以见到的前辈。
我常想，一个学者的养成，天资明敏、执着用功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些恐怕不够。还须见一些人。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人；这是一种境界。而见识人，开会、听报告，固然比较方便，但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最好能聊聊天、散散步，这样才能见识一个人的常态。人的精神总是在常态下才会比较真实、自然、完整。
当然，这需要机缘。严重一点说，这是命。余生也晚，幸而曾随侍何先生左右，总算比周围同学多见过几位前辈。
头一位见到的马志琳先生，是何先生在蓝田国师读书时的同学。去年读中亚史名家王治来先生的回忆录，得知她还是王先生在国师附中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她退休前任华中师大历史系资料员，亲属中好几个大学者：父亲马宗霍，弟弟马雍，丈夫李修睦。
研二上期我们去武汉，查资料不理想，赴南京前何先生决定拜访几位师友。他首先找到马志琳先生。马先生的家住在校外，具体位置我已经说不清楚。只记得从华中师大出发，走了好远的路，中间还坐了一段公交车。那显然是一片老城区，房屋低矮、破旧且杂乱，地形很复杂。巷子很多，很窄，而最突出的感觉是很脏。
下车后跟着何先生曲里拐弯，我不禁心里暗暗生疑：这哪是知识分子住的地方？简直就是贫民窟嘛。多年后我读回忆程千帆先生的文章，看到有人记述他在武大时的生活，说他住处周围环境很差，为此沈祖棻先生竟至被汽车撞死，我不由得深有感慨。我想，程先生住处应该跟我那次看到的情况相近似吧？在那种巷子里，确实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进最后一条小巷前，巷口的空地稍大，好些老人小孩在晒着太阳。我诧异地注意到一个老者在一旁默默独处，坐在小马扎上，身上的中山装又脏又旧，但神情伟岸，昂首望着长空，气势与周遭格格不入，如一尊摆错了位置的塑像。
马先生的家很洁净，与外面呈鲜明对比。她身材精致，待客的面条也非常素雅。何先生跟她谈起马宗霍先生，然后说到马雍。当时马雍去世不久，马先生着重讲了一些他的往事，说他太用功，每天带着馒头上办公室，就着白开水当中餐，中午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午觉；长年累月，身体搞得很差，以致英年早逝。为此何、马两位先生叹惋不已。那之前我对马雍无所知，马老先生则读过他的《书林藻鉴》和《书林纪事》，听了那一场谈话很受震撼。后来何先生对我说，五七年反右，形势对马宗霍先生很不利，他拂袖从长沙去了北京，这才躲过一劫。
近午时分，马先生招呼一声，说她丈夫回来了。我一看，正是刚才在巷口晒太阳的老者。马先生为双方介绍，说李先生是数学家，我国图论学科的开创者；我这才注意他们家的橱柜上摆着一张奇长无比像一幅卷轴画似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合影。写本文前查得资料，那次会议代表达五千人之多，怪不得照片那么长。李先生找了个矮凳子坐下，稍事寒暄，声调铿锵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是那次全国的科学大会开过以后，上行下效，省里也开科学大会。一个头头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希望大家紧密团结在英明领袖周围，同心同德……；话音未落，突然台下站起一个弓背老人，劈头打了那头头一个耳巴子，痛斥：当年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是你带头；现在搞四化，还是你带头；我的腰就是你打弯的，我怎么跟你同心同德？
故事听了很沉重，宾主双方无语，正好马先生端上面条，吃过后我们便跟着她去了石声淮先生家。
石家就住在马家左近。石先生是钱基博的东床，钱钟书的妹夫，早年也毕业于国师，比何先生高一年级，念的是中文系。后来我才听何先生讲钱老先生爱才而招石先生为婿的事。那天石先生很衰弱，神情委顿。何先生跟他谈了几句马宗霍、骆鸿凯，又问他钱钟书先生的近况，石先生稍作回应，慢慢地也把话题引到文革上去了。他语调哀伤，眼里噙着泪，用手指一指远处两个书架，哽咽地说：“书是发回来了，发回来又有什么用！”我顺着他手指看过去，架上全是线装书，随手翻开几本，每一本都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蝇头小楷，朱墨灿然。
坐了一会，我们告辞。走到那个巷口的时候，李修睦先生又在那里豪气干云地坐着。我心里暗暗赞叹，不忍打扰。
回去的路上，何先生久久没有说话。我心里很感伤，觉得那一片天地都还笼罩在上一个时代的阴影里，无论物质空间还是受访者的精神世界。很想哼一首当时流行的那种苍凉哀怨的“西北风”以抒发心情，可是，何先生只顾一步步前行，我不好意思出声。
我注意到在李、石两位先生谈起文革话题的时候，何先生只在一旁静听，从不接白。在他身边那么多年，零零星星听他忆过无数次旧，从没听他说起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怄过的气。那些，他好像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过去了也就让它们永远过去了。他甚至都不愿写回忆文章。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不久，其时我已经来上海念书，见面时我劝他写一写当年蓝田国师真实的学生生活，也回忆一下他那时的导师王庸（以中）先生，他默然，一直没写。他一心只想着做论文、写专著。我想，这正是他花甲后从学术上重新起步，还能发表百余篇论文、出版八本专著的根基所在吧。
第二天，何先生带我们去武大拜访唐长孺先生。马志琳先生早已帮我们联系好，此时又来为我们引路。
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后，唐先生不在家，门口贴着硕大的告示。大意是唐先生身体欠佳，不便见客，请勿打扰，落款处盖着武大的公章。我们鹄立片时，唐先生回来了。他两眼已经基本上失明，掏出门钥匙，用手摸了几下才找着锁孔。门打开后，他对家里的空间摆设非常熟悉，很利索地领我们进了书房。他自己躺在躺椅里，请何先生坐旁边。
唐先生曾在国师史地系任教，是何先生大学时的老师。那天他们师生白发相对，主要是回忆国师往事。何先生很恭敬地坐着，担心唐先生听不清，身体不时前倾。他说了不少人事掌故，以及当时学生对时事的感受。言语间提到很多人名，可惜我对国师历史知之甚少，缺乏记忆支点，现在已经全忘了。只记得当时的情景：阳光从窗口斜进来，照在唐先生额上，非常明亮；两位先生非常兴奋，何先生讲一句，唐先生哦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腔调苍老柔软却透着中气。
后来每当我拜读唐先生的论著，甚至每当看到他的名字，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场景。
那之后我们去了南京，之后又到了上海，住华东师大。那是何先生的旧游之地，五十年代他曾在那里进修过一年。他多次跟我深情地说起，当年李春芬先生很欣赏他的文史功底，力劝他研究历史地理。尽管他到文革后才付诸实施，但内心里一直十分感激。
可那次我们去华东师大感觉不妙。刚到上海，就听说陈旭麓先生在先一天晚饭时走了。心脏病，走得很急。陈先生是湖南湘乡人，享年才七十岁。这消息听得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世界太无常。经过校园里一个转角处，熟人又说，这个地方对地理学家不利，去年一年南京大学就有三个地理学家在此出了事，或自己摔倒，或被自行车挂倒，总之是骨折、住院。这一八卦让我们更紧张。我们并不迷信，但何先生毕竟是马上七十岁的人，做学生的岂敢有丝毫大意。加之师兄不停地提醒从上海去长沙的票很难买，弄得那几天师徒四人的情绪简直惶惶然。
住下后何先生还是带我们去拜访了两位前辈。一位是褚绍唐先生，著名的地理教育家，研究《徐霞客游记》和上海历史地理也非常有名，当时还不到八十岁。我们去看他时，远远地在丽娃河桥头就碰见他。他体气较弱，举止颤巍巍的，说话声音也轻，我们在他家坐了不多久就出来了。
另一位当然是李春芬先生。他住在一幢小洋楼里，行动已经很困难。何先生领着我敲门进去，李先生在客厅里候着，看见我们，挣扎着起来让坐。何先生快步上前，扶李先生坐在躺椅里，然后自己在旁边就坐。李先生说话很吃力，声音异常微弱，我这才知道他身染沉疴。但那天他精神尚可。何先生豪情万丈地向他汇报近年的工作，着重谈正在开展的研究全国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计划，告诉他现存八千余种地方志，已经查阅近五千种，接下来再花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资料收集，准备写六本专著。李先生听了颇受感染，不时加以勖勉。
以上几位前辈都是历史地理行外的，要不是跟着何先生，我很难有机会和他们接近。至于历史地理这一行内，我也有一些重要机缘是拜何先生之赐。
研三上期去北京查资料，何先生带我去拜访过侯仁之先生。在侯先生的书房里，听他跟何先生谈了约个把小时。毕业前去西安，何先生又特地带我们去史念海先生家里拜访，谈了大半个晚上。自我参加学术活动以来，侯、史两位先生就没有共同出席过，我同龄的有些同行连谭（其骧）、侯、史三巨头的面都没有见齐，而我居然有幸先后去他们书房里瞻礼，听他们言笑，虽时间短暂，受到的感动和激励是难以言宣的。
笔者硕士毕业时何先生亲笔写的导师意见
最后一次出差回校，四下里已经离歌遏云。同学们纷纷准备去单位上班。我一心想着念博，对此毫不措意。何先生问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何先生说：“走！反正现在没事，我带你去找单位，留个退路。”
那是一九九〇年六月中旬，天气已是十足的盛夏。何先生领着我先坐公交车过河，然后走了好长一段路，去一个他认为我可以去工作的单位找人，把我的情况当面向对方推荐。其实何先生跟对方并无深交，说了大半天，对方嗯嗯啊啊地就把我们师徒给送出来了。
那一天赤日当空，我和何先生都没有带遮阳器具。走在路上，何先生汗涔涔地下。我心里老大不忍，可是何先生不气馁。他带着我又去下一家单位，后来又去了再下一家。下午回河西，他老人家已经很累。第二天又带我在附近跑了一家单位。
恰好葛剑雄先生及时来信，告诉他，我已经考上了。
接到信那天，何先生特别高兴。早早地吃了晚饭，就过来找我。往日他都是站在楼下叫我们下去，那天他自己跑到我寝室来了。研究生楼在半山腰，我寝室在四楼；何先生体态魁梧，登高素来不易。我很诧异，请他先坐下。他不坐，欢天喜地地掏出葛先生的来信，和我逐字逐句欣赏。等到信读完，他才坐下把气喘平，我送他下楼，像往常一样陪他散步。
真是奇怪得很，那天一路上何先生碰到的熟人特别多。每碰到一个，他就远远地招呼，然后隆重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某某某，今年考上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了！当时正值湖湘文化研究热潮，潮流的掀起者林增平先生在其开创之作《近代湖湘文化初探》中对谭先生的论著极为推崇，一时间湖南学界闻谭先生之名便鞠躬致敬。弄得我在一旁很不好意思。
一圈步散完，我送何先生回家。师母告知一个消息：某某人得了一个什么奖。印象中那个奖挺难得的，谁知何先生当即正色对师母说：“咯有么子稀奇？还比得上考取谭先生的博士生呀？”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陪何先生散步。自我负笈东下以后，不久何先生就和师兄一起来复旦开过会；之后十余年间，我回长沙的次数实在不能说少，每次回去，必去看他和师母；可是，再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慢慢地陪着他边走边聊。
今年是何先生九十冥诞，我自己带学生也已经十有二年。自认为受师恩深重，报答无门，只有想方设法对学生们好一点。可是，我能教他们念书，帮他们改文章，同时，还能在为人方面给他们一些要求和建议，生活上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爱，却迄今未能像何先生一样带他们散步。
不知是住得离学生们太远，还是带学生的数量太多。清夜遐思，常听到何先生那熟悉的宁乡话：“谦、虚、谨、慎”，“好、自、为、之！”
（原载《读书》2010年第4期）
谦虚谨慎
好自为之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