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中国哲学还有希望吗
《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的“前世今生”
王齐
《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以下简称《机遇》)是叶秀山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五年零八个月当中的作品。因为是叶先生的遗著，作为书稿的编辑者，我有责任对这部书稿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做一个说明。下面是我根据叶先生生前发表作品以及《机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于2014年结项时叶先生亲自起草的文字写成的，有些事实甚至得自我跟叶先生通过电话、邮件和微信交换的意见。
一
叶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机遇”问题的思考，当始自2007年9月10日完成的《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一文。文章完成后，叶先生并没有马上着手展开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因为此时他正在做着一项积年已久的课题“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之研究”，其最终成果便是2009年出版的《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一书。按叶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课题“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对西方宗教的重视以及对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入研读西方哲学的必然结果，叶先生自己则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在补宗教学的课。
正是在这本书中，叶先生明确而集中地讨论了西方科学在摆脱宗教的影响下发展自身以及西方哲学在对宗教的“化解”进程中发展自身的理路，带有鲜明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课题刚刚结束，叶先生就在该书的“后记”中向学界宣告了即将开始“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课题研究的消息。果然，这个课题2010年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原计划在2013年结项。根据课题进度，从2010年至2012年间，叶先生主要从事欧洲哲学研究，重点展开了对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中古时期的犹太基督教哲学以及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在行进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时候，叶先生旧书新读，且读出了很多新意，尤其针对康德，仅2011年，叶先生就接连发表四篇长文：《“一切哲学的入门”——研读<判断力批判>的一些体会》《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试析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小文章，大问题——读康德<论哲学中一种新近升高的口吻>》。
与之前的康德研究的侧重点相比，叶先生明显开始重视《判断力批判》和康德的目的论思想。叶先生认为，“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起即开始构思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而“审美判断力批判”则可能是康德新增加的部分。“目的论”思想贯穿在康德哲学之中，《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知识”的“普遍必然化”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的“普遍必然化”都是为“目的论”留有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叶先生厘清了康德“自然目的论”的意义，指出它虽因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为宗教信仰留有余地，但“自然目的论”不是“宗教(神学)”的“信仰”，而是“科学(知识)”的“信念”。
一段时间里，叶先生重读康德和黑格尔的热情持续不减，我曾几次劝他赶快回到课题上来，后来在黄裕生的建议下，我也很高兴地帮着叶先生把他从事哲学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康德哲学研究论文收集成册，这个文集于2013年以《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为题在“凤凰文库·纯粹哲学系列”中出版。书籍出版后，叶先生和我所在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还与清华大学哲学系联合召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这是叶先生唯一一次同意召开他的新书出版座谈会。
“机遇”课题申报时把结项时间定在了2013年底，但其时叶先生想做的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申请延期一年。在2014年整整一年时间当中，叶先生非常勤勉地完成了课题计划中关于西方现代哲学的部分，并且开始着手以西方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经典。我感觉那段时间叶先生承受的压力很大，说从此不再申请课题了，完全根据读书兴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很快，结项时间再次到来。叶先生计划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整体构想已经完成，只是有些部分仍待充实。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先结项，甩掉这个包袱，然后再有条不紊地补充。叶先生信任我，把他的U盘给我，让我帮着进行编辑，而他自己则忙着撰写课题的“结语”，即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题名为“寄希望于‘未来’”的文字。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叶先生写作时是每个主题单独成文件，并没有给出序号，但根据时间线索编排好后，发现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十分清楚，编排工作并不难做。
2014年11月19日，我们向国家社科基金办提交了鉴定成果和结项审批书，在等待专家鉴定结果的时候，叶先生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征程——对中国哲学的研读。2015年叶先生硕果累累，完成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大部分工作。每写完一篇，叶先生都会通过电子邮件把新作发送给黄裕生、宋继杰和我，有些新作也曾作为单篇论文在期刊上发表，这既是因为叶先生稿约不断，他没有精力再写新作，也是因为叶先生想听到学界的反应，希望引起讨论。遗憾的是，大家似乎都忙着发表论文，叶先生希望听到的反馈意见并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我明显感觉到叶先生的失望情绪，有时他在电话里感叹，现在大家都太忙了。尽管如此，叶先生钻研的兴致没有丝毫减损，他兴味十足地从先秦经汉代一直写到了宋明理学。
2016年5月17日，正在撰写宋明理学的叶先生突然发给我们一篇写胡塞尔的长文。他几次在电话里强调他发现的胡塞尔的“二次悬搁”“有点意思”，让我好好看看。无奈我对胡塞尔现象学一向隔膜，在电脑上看了一遍，感觉没看懂。电话里跟叶先生说，他说这篇我应该能懂的，要平心静气地看，还答应有时间当面给我讲讲。一直挂念着让《机遇》一书早日面世的我再次提醒他，怎么又写起胡塞尔了，还是先结稿吧。叶先生当时笑说，再写一篇朱熹的文章就可以收工啦，他正考虑着呢。当时我们的约定是：书稿完成后由我重新编辑全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部分。然后由叶先生统稿，处理章节之间的连贯性问题，再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充，毕竟项目时间跨度较长。无奈这个计划终未能实现，关于朱熹的文章永远空缺，而我们也无从知晓叶先生会从哪个角度切入，我只能大胆揣想，胡塞尔的思路或许与叶先生下一阶段的写作有些关系。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稿没有经过叶先生的统校，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既然这个工作因不可抗拒之力未能完成，我想就让书稿保持原样吧。全书的总体框架结构同社科基金结项稿的结构相同，也就是分上下两编，“上编”题为“欧洲哲学的发展”，“下编”则重点讲“中国哲学的机遇”。这个编排当时得到了叶先生的首肯，我们的主要考虑是为阅读的方便，因为在行文过程中，叶先生致力于探索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视野之下对同一哲学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答，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始终并置展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并不能作绝对的区分，“上编”、“下编”的区分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上编”当中前九章的编排曾得到叶先生的认可，第十章是我根据叶先生2015年新撰写的现代哲学的文章编辑而成，包括我没读懂的讲胡塞尔的那篇文章。“下编”讲中国哲学的章节根据叶先生陆续发给我的文稿编排而成。叶先生在每篇文章的结尾，都给出了下一篇的小标题号和简要到如只有“董仲舒”这样字眼的题目，因此把它们连缀起来是自然的事。“中国哲学精神之绵延”的标题是叶先生自己给出的，但在这个题目下的文字量较大，我依其内容将之分为两章，分别名之曰“理论篇”和“历史篇”。
为了弥补中国哲学部分未经统稿的遗憾，我征得叶先生家人的同意，在2017年3月查看了叶先生临终前书桌上摆放的书籍，做成一份十分不完备的参考书目，放在本书的末尾，希望这份书单能够为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些许帮助。在编排过程中，我感觉对于体系化的哲学写作来说，缺少了一个“导论”是件十分遗憾的事，于是大胆决定把叶先生在本课题动念之初所发表的那篇文章《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补在前面，权且当作“导论”，虽然从文章发表至叶先生骤然离世已经过去了九年的时间，这中间叶先生的思考当有所推进，但这实为无奈之举。书稿编辑完成后，我请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赵金刚博士核对中国哲学部分的引文，他在北大求学时曾观看叶先生为北大新生开设的“哲学导论”课的录像，而今赵博士已成为哲学所的新生力量。哲学事业后继有人，相信叶先生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需要说明的是，全书未经叶先生审定的“上编”第十章和“下编”章节安排当中出现的任何不妥当之处，责任在我，我愿虚心接受学界的批评。
二
叶先生曾亲自为社科基金结项审批书填写了“总结报告”部分，回顾了课题立项的初衷和目的，其中有两个段落我觉得有必要抄录在此，因为它们就是叶先生亲自给出的阅读指南。叶先生写道：“在最初申请本课题的时候，课题人计划以历史回顾作为形式，以探讨理论问题为其内容，形式是历史的，而内容是理论的，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课题人亦是坚持站在现代的立场探讨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探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这个‘立场’又不是凝固的，它自身也是开放的、发展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现实’和‘历史’、中国和西方，蕴含一种‘互动’的关系，尽管这个相互‘运动-推动’的过程-进程，不是直线的，而是复杂曲折的”。
“在这个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课题人努力使最终成果具有哲学自身所应有的创造性，而不限于一般的历史知识的介绍。……在努力提升课题成果的哲学性和理论性的前提下，课题人也努力加强历史性研究，做到所运用史料的确凿可靠，尤其是在欧洲中古犹太基督教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部分。这也是课题人立项的初衷，即希望通过此课题的完成，学习基督教哲学和中国哲学。课题人一直认为，如不懂佛教哲学，就不太可能真正弄懂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犹如不懂基督教哲学，就不太可能把握欧洲哲学的精神一样。故希望通过这个课题的完成，使自身有所提高”。
除了可当阅读指南外，这两段话很好地折射出叶先生“学也无涯，思也无涯”的治学风范。叶先生有四部文集的标题都带有“思”字——《愉快的思》《无尽的学与思》《学与思的轮回》《在，成于思》，“学”和“思”无疑已成为他治学生涯的主旋律。在无尽的“学”与“思”的海洋里，叶先生游刃有余，边“学”边“思”，既没有“述而不作”，更没有止步不前地吃老本。看叶先生的著作，发现他常常返诸源头，把前人想过的问题在自己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重新思考，表面看叶先生似乎是对同一人物、同一主题进行阐述，但在具体的运思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正一点点地推进着自己的认识，并且以自己的推进工作促使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保持长青。在《机遇》一书当中，叶先生对中西哲学传统中“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关系问题、“瞬间”问题、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性问题以及生死问题等都有全新的思考，相信读者自有评判。叶先生以八十高龄仍有心学习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吃力不讨好之举，至少是件耗费心力之事，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十分难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叶先生能够坚守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直到生命的尽头，对于早已参透“向死而在”的智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私下对叶先生说，自己实在看不出中国哲学有什么机遇。叶先生每次都给我解说一番，只可惜愚钝的我一直没明白叶先生的意图，只是简单地把这个动念看成以汉语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的“落叶归根”之举。这次通读全书时，尤其是为寻找“导论”而重读《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一文之时，我感觉似乎明白了叶先生的意思，恕我在此大胆将粗浅的一己之见写出来，以平复我对叶先生的愧疚之心。只可惜我再无机会与叶先生当面交流了。
在叶先生眼中，“中国哲学”并不是狭义的作为专业领域的Chinese Philosophy，而是Philosophy of China或者Philosophy in China，即一种不分古今中外的哲学系统。就狭义的“中国哲学”而言，叶先生一直都有个信念，即中国哲学自成体系，有自我修复和兼容并蓄的顽强生命力。正是这个先天的优越条件的存在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也使我们敢于奢望“中国哲学”有朝一日立于世界之巅。但这一切绝无自动发生的可能性，其“孵化器”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哲学“兼收并蓄”的能力；用叶先生自己的话说，“中国哲学”必须“将西方哲学之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方能将传统发扬光大，甚至再续辉煌。
借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日出”和“日落”的比喻，叶先生指出，“‘日落’并不意味着世界之‘泯灭’”，“日落”则一切归于“黑暗”，而这时恰恰是一个可以“把‘世界’‘吸收’到‘内在’中来，加以‘反思’”的契机。叶先生非常重视欧洲哲学的“落日”成果，他根据对西方哲学的长期研究，并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指出，欧洲哲学的成果达到了“内圣外王”的程度——“‘王者’以‘法’‘制’天下，使社会按‘必然’之‘律’运行而不悖；‘圣者’‘崇自由’而‘尚智慧’”。这个解释明显蕴含着康德哲学的精髓。“知识”领域是有“法-规律”可依的，而那个超出“知识”范围之外的“自由”和“智慧”则是西方哲学奉献给人类的“礼物”，它们使人成其为人。而既然是“礼物”，根据德里达，我们可以没有丝毫愧疚地将其“据为己有”。叶先生说：“哲学有能力将‘空间’‘吸收’进‘时间’，中国哲学也有能力将包括欧洲‘落日’成果在内的一切‘化为’‘空间-必然’之‘事物’，重新‘吸收’到‘时间’中来，‘接续推动’‘哲学’之‘历史’与‘自由’。”
当我把这段话抄录在此之时，心中犹如电光照彻，这篇小文也已行进到了尾声。中国哲学虽然一直不乏“机遇”，但中国哲学的登场还只是一个将来时。倘若没有“兼容并蓄”的态度和“内化”的功夫，“中国哲学”的登场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在这个意义上，叶先生其实为“中国哲学”的未来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也以叶先生在“导论”结尾处的问题作为本文的收尾：“我们在中国做哲学，固当以曾是‘朝日’之光辉而自荣，更当以‘再生-复生’为己任，将‘试看今日域中(哲学之领域中)，究是谁家的天下?’这个问题，铭记在心。”
2017年6月5日
补记：
进入出版流程后，“纯粹哲学系列”负责人觉得以原课题名称作书名略显直白，且与叶先生之前的著作风格不一致，遂与黄裕生商量，能否从叶先生著作的内在理路出发，为该书重新命名。2013年，黄裕生曾为叶先生的康德哲学论文集起了一个简洁而响亮的题目《启蒙与自由》。次年，叶先生应邀把他曾在《读书》上发表的学术随笔重新结集出版时，也反复与黄裕生和我讨论书的标题，最后我们一致认定他自己起的《在，成于思》的题目。叶先生历来重视书名，对学生们的意见也很重视。但这次毕竟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再与叶先生商量了……最终，万般思绪之中，黄裕生提出以“哲学的希望”为本书的正题，以“欧洲哲学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机遇”为副题。这使我想起，叶先生1991年发表过以利科为主题的论文就曾题为《哲学的希望与希望的哲学》，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希望《哲学的希望》可以被认同为出自叶先生之手。
2018年3月4日
结语 寄希望于“未来”
叶秀山
“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简称“机遇”)旨在研究“欧洲哲学”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直至20世纪(包括“后现代”)诸家在理论上出现的“困境”，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哲学理应很好地“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吸取众长，补充自己，创造出哲学的新天地，为哲学做出应做的贡献，这也是完成哲学历史发展所赋予自己的使命。
本课题计划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入手，在历史性回顾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欧美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特点，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当代欧美哲学的趋势，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揭示它们强弱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从而对应我国哲学自“西学东渐”以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革新的思路历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扩大并曲折地确立巩固阵地以后，我国固有传统哲学的变革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中国哲学以及中华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被“质疑”，甚至被一些人“否定”，其原因错综复杂，而根本上主要是“非哲学”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薄弱，外侮内乱，致使敏感的人对于中国根基的信念发生动摇，这种态度，当会随着综合国力之增强逐渐消失，自不待言。就学理来说，中国哲学随着国家之强大，也必定发挥其“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之能力，将西方哲学之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从而也必有一番新的面貌，发扬光大，庶几无愧于先贤圣哲，而不取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态度。目前已完成的工作都是按照这个计划和思路进行的。
由于本课题是站在现代的立场探讨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探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这个“立场”又不是凝固的，它自身也是开放的、发展的，故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现实”和“历史”、中国和西方蕴含一种“互动”的关系，尽管这个相互“运动-推动”的过程-进程，不是直线的，而是复杂曲折的。本项工作所体现出来的工作方式是：以“原典”为依据，探讨“哲学问题”，从“问题”的角度将中、西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梳理，因而不是一般史料的整理和介绍，对历史上的哲学流派和人物，不求介绍之全，而力求问题之深入，因此可以说，梳理工作虽是历史的，更是哲学的，大部分都是课题人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都有自己的新的视角。
所谓“新视角”，当然都和课题人自己的学养密切相关，也是课题者这么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个心得的主要支点是：注重中西哲学在理论上的“会通”，而不做表面的“比较”，也就是说，努力从“中国哲学”的“思路”来“研究”“欧洲哲学”的“理论”，也用“欧洲哲学”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路”，即：概念-范畴(理念、自己、绝对、主体、客体等或仁、义、诚、中庸、道、天然等)无分“中-西”统统要归到“思路-理路”上来，而力求避免“乱扣帽子-生硬类比”，为此而努力探讨哲学概念范畴的真实含义。于是，本课题中，对于中西哲学中常用的一些概念-范畴，也有较新的一得之见。
本课题在阐述欧洲哲学历史发展部分，可以说全部都有“新”的观点和阐述角度，与课题人以前的著作不同。课题人过去对这部分的研究从侧重历史到侧重原理，如今又从“原理”进入“现实”，注重“理念”与“现实”的“二律背反”，因而注重二者之“互动”，在“互动”中“促进”历史现实的“发展”，这个思路，一直贯串到近代的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
在阐述欧洲哲学的部分中，课题人提出的欧洲哲学从“概念论”到“概率论”的推进，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的一得之见。这就是说，“概率-可能性-几率”问题由原来的“哲学范畴(知识论)”到“哲学本体(存在论)”的“意识”，在这个课题中，被认为是一个“推进”；而“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相反”的“动向”，可以作为“互补”的作用来审视和运用。
中国哲学随着历史社会发展的变化，在实质和形态上都有很大的转变，或者说是“革命性的变化”也不为过。做哲学的人“变”了，“哲学”也不得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哲学的“革命-变革”，仍须得在自身的“源头”和“历史”中“有迹可循”，“中国哲学”的“土壤”有“能力”“吸收”一切“外来”的“营养成分”来“变化-滋补”自己，也有“能力”“拒斥”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有害成分-毒素”，“保持”自己的健康，甚至“分解-化解”这些“坏因素”，使之成为“好因素”，一切“坏东西”也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中国哲学”的“良药”。
“中国哲学”的这种“博大精深-止于至善”的精神，体现在它的各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因其“博大精深”故“兼容并蓄”，因其“止于至善”故“不断”“自我完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盲目”的精神。因其“博大”，故“儒-佛-道”三家“共存”而“兼容互补”，不仅在外在的“局面”上并立，而且在“内在”的“精神”上“会通”，在“学理”上将“异己”“化解”为“自己”，这种学理贯通的工作，如果没有“批判-慎思”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有很丰富的经验“贯通”一切“异己”之“学说”，使“万物-众异”“皆备(归)于我”，使“自己”“趋于”“至善”。中国哲学的前景和将来，取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这种“融会贯通”的“批判-批审”精神之自觉。
由于本课题人主要专业为欧洲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功夫下得很不够，这个课题中只是做出一些“轮廓-大纲”式的阐述，读者当重在把握课题人的宗旨和立论根据。
面对当今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20世纪初期欧洲有些哲学家已经觉察到高科技(高技术)的发展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窒息-消极”作用，他们多以“遏制”“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抑制”其“范围”来“拯救”“人文科学”，实在是一个“因噎废食”的“空洞”的“呐喊”。果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出现相当“停滞”的现象，“脱离”原已根深蒂固的“本真”问题，努力“参与”“解决”各种局部、暂时的“实际问题”，而“放松”甚至“放弃”对“本真”问题的“创造性”的“探索”，逐渐失去“追根寻源”的“哲学精神”，如不警觉，将迎来一个“哲学”的“荒芜”时期。
我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在社会和实际经济生活方面，时有起伏涨落，但“哲学”之“根源”未尝“枯竭”，“哲学”之“精神”仍“植根”于我们“心中”，“追根寻源”之探索未曾间断，“创造性”之“自由思想”仍在“激励”我们热爱“真理-至善”之“勇气”。值此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哲学”理当以“天下”为“己任”，“收拾”被“破”为“碎片-片段”之“残墙断壁”，以我们的“智慧”，“重建”“哲学”之“家园”。
就这个意思来说，本课题也只是“抛砖引玉”，寄希望于“未来”。
201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