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出版

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

张剑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2月

ISBN：978-7-5478-3868-6

字数：960千字   定价：398元

    目 录 

序言（白春礼）

前言

导言 

序篇  寻路与中国科学社的创建

第一章  “科学救国”与中国科学社的成立

1．从“技术救国”到“政治救国”

2．从“政治救国”到“科学救国”

3．中国科学社的成立

第二章  创建的国内环境：清末民初的科技与社会

1．从个体到群体：人才聚集

2．民间社团的发轫：实践经验

3．科技期刊的发展演变

4．社会对“科学”的理解与认知

第三章  创建的世界语境：留美学界社团实践

1．留美学生群体的聚合与留美学界社团组织的兴起

2．学生会活动剖析与学术性社团沉浮

3．留美学界社团活跃缘由探析 

上篇  剧变社会的坎坷历程

第四章  在美利坚稳步发展

1．从股金募集到基金筹集

2．社务扩展与影响扩散

3．搬迁回国

第五章  归国后困境及新生

1．归国初的困窘

2．走出困境的艰辛历程

3．全面改组与社务的扩展

4．建言退还庚款使用管理，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国代表

第六章  “黄金十年”迈向巅峰

1．奠基国立中央研究院

2．建造明复图书馆

3．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4．社会影响臻于鼎盛

第七章  同仇敌忾中挺立与战后艰难维持

1．另一种抗战：大上海的坚守与坚持

2．大后方的努力与奋进

3．战后复员的困顿与“科学建国”的欲求

第八章  消亡与不绝的回响

1．欣喜与憧憬

2．《科学》停刊

3．最终消亡与不绝的回响 

中篇  奠基中国科学体制

第九章  组织结构变迁与科学社团组织体制化

1．宗旨的演化：从股份公司到学术社团

2．社务重心的转化：从宣传到研究

3．中国科学社与民国科学社团的发展

第十章  年会与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

1．年会制度的形成

2．从交谊性年会到学术性年会

3．从单团体年会到联合年会

4．中国学术交流系统的形成与年会的“乱世绝唱”

第十一章  生物研究所与科研机构体制化

1．创建发展及其消亡

2．人才聚集与培养

3．科研成就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第十二章  统一名词奠定科学发展术语基础

1．在美时期的草创

2．从参与到主导：与科学名词审查会合作

3．《科学》：名词术语论坛

第十三章  学术评议与奖励

1．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

2．考古学、爱迪生、何育杰奖金及其他

3．评议人的“良知”与年轻人的“推进器”

第十四章  科学宣传、普及与社会影响

1．《科学》科学宣传的变迁与影响

2.《科学》的“科学”认知及其影响

3．通俗科学演讲与展览

4．科学普及旗帜：《科学画报》

第十五章  知识生产与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

1．《科学》杂志与科学家群体的形成

2．科学书刊的编译出版与科学人才的成长

3．科学家的栖身地：科研平台的搭建

4．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变异 

下篇  社员群体与领导层

第十六章  社员群体、董事会成员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

1．历年入社社员概况

2．社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

3．特殊社员的角色分析与社会网络

4．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分析

第十七章  传统与现代之间：理事会群体变迁

1．理事会成员变动

3．理事会成员小传

2．理事会成员更替与社团民主化进程

4．理事会成员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

第十八章  领导层分析：以人物传记为中心

1．领导规划中国科学发展：组织行政管理者

2．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科学家与科学教育家群体

3．社会名流与中国科学社：以蔡元培为例

结束语：学术社团与学术独立 

附录：历年入社社员名单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作者在翻看自己的著作

导    言

因“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特别是基本对称性原则的发现和应用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获得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PaulWigner，1902－1995），晚年回忆起他1921年受父命到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期间，参加在柏林大学举行的德国物理学会学术会议的盛况：每周有三四篇最新研究成果报告讨论，与会者常常大约60人左右，有时座无虚席，很难找到座位。在这里，他结识了爱因斯坦、普朗克、冯•劳厄、能斯特、海森堡、泡利等一众顶尖物理学家，虽然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但仍然被吸引：“我觉得我属于那里。虽然讲不出话，只是聆听和观察。”对演讲人的报告，爱因斯坦“总是准备去评论，争议，或者去质疑任何讲得不清楚明白的文章：‘噢，不。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快，维格纳就完全忘记父亲的嘱托，沉浸在理论物理学的天堂，最终成为一代物理学大师。

这就是科学社团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志趣与人生道路，更重要的是，它能全面影响科学的发展进程。科学社团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科学家们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学术交流需求而自发组建的民间社会组织，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职是之故，科学社团研究历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不断有成果涌现。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不能与科学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可忽视地位。

中国科学社1914年6月10日由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议成立，起初仅仅是志趣相同的同学组成的小团体，几经改组，日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团聚学术精英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到1960年在上海黯然宣布解散，历经了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

作为民国学术社团的母体，中国科学社在各专门学会的创立、建设、管理与社团自治等方面有示范与指导作用；它召开的年会是中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促成了中国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它1915年创刊的《科学》，几经曲折，至1960年被迫长时间停刊，团聚和培养了大批人才，1985年复刊，又是许多春秋过去，成为中国最权威的连接专门科学与通俗科学的桥梁，引导无数青年通往科学的殿堂；1922年创办的生物研究所是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最为成功的科研机构典范，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厥功至伟；193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发刊至今，宣传普及“赛先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科学爱好者，将科学的种子广撒、深植民间；它创建的专业科技图书馆——明复图书馆、专业的科学出版机关——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等事业也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在中国近代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也有垂范和引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社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填补了自洋务运动成规模引进西方科学以来的空白，促成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学社促成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潮的流变，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统中国没有社会分层意义上的科学家，自然也没有科学社团这一社会组织。待到西学东渐之后，近代科学在中国逐渐扎根发芽，科学社团的创建也就走到历史前台。与西方科学社团的发展相较，中国科学社团无论是创建的社会环境、组织形式，还是组织程序、社会功能、与政府的关系等，都有其自身的特征。随着“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作为阐释概念应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民间社团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诸如商会、同业公会和慈善团体等组织，于科学社团这样的学术性团体注意并不够。其实，学术性组织的科学社团相较其他民间团体更具有“公共领域”的典型意义与特征。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之“母”，中国科学社的创建是中国社会现实与美国社会绾合的产物，以之为个案，分析其发展演化，剖析其组织形式与结构，探讨其社会功能，并与西方科学社团进行对比，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可以从学术社团发展角度考量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科学史角度分析科学发展与制度创新、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科学社会学这门边缘交叉学科填补中国内容，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由于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特出地位，相较其他学术社团无论是综合性社团还是专业性社团，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中文世界就有5篇博士论文、专著4部，英文世界博士论文也有两篇，其他专题研究更多。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科学社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科学社历史及其事业的综合性叙述分析；一是从思想史角度，研究中国科学社的科学知识传播在思想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一是从学术社团发展的近代化专业化层面探讨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地位；一是从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讨论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贡献；一是关注重要领导人任鸿隽、秉志、杨铨、胡明复、周仁、赵元任等。这些研究大多以历史叙述为主，真正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国科学社如何团聚科学人才与吸引发展资金、中国科学社在不同时代下的具体发展、一代代科学家如何通过这一团体走向成功并促进中国科学发展、另一些科学家和社会人士又是怎样苦心孤诣地维持这一团体、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中国科学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学术社团与学术独立、社员群体及其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等方面论述和研讨还很薄弱，这样也就很难以中国科学社为例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科学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厘清中国科学社团与西方科学社团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社会功能上的联系与区别。

已有相关中国科学社研究，依据史料主要是中国科学社自己创办并公开出版的《科学》、《科学画报》和仅限于社员内部交流的《社友》及其他出版物如各次年会纪事录等，一些相关人物的文集与日记、书信等，对中国科学社档案基本没有利用。在近半个世纪的存续期间，中国科学社存留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科学社自身的创建、发展、消亡的过程，更反映了作为民间科学社团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中如何苦心孤诣发展中国科学的艰难历程。为了便于研究者更好地利用这些档案资料，笔者联合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复旦大学档案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有关单位同好组成课题组，将国内馆藏中国科学社档案进行初步整理。因此，相较以往研究，本书尽量利用相关档案，进一步梳理与厘清中国科学社发展过程中过去不是很清楚的史实如第二次改组、丁文江就任社长、南京社所的获取等，重塑抗战期间、战后复员及19149年后消亡的历史过程，扩展过去仅仅为研究者点到为止的中国科学社活动如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学术奖励与评议、图书出版等，进一步分析群体社会结构、领导层的结构变化与时代变迁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立社团组织，在繁复多变的近代中国如何不断调适其社会角色，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本书运用科学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自身结构及其所办事业进行历史学的追溯、解剖与分析。

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广义的科学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性地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诸方面，如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与文化等的互动关系。狭义的科学社会学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建制，把科学的发展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从社会职业、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科学”。这是以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等和以色列裔社会学家本·戴维（Ben-David）为代表的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建制、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科学家群体与科学成果的量化等问题。今天，科学社会学的主流已经转移到了西欧，以巴利·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为代表，他们以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路径，讨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利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课题的申请、科学实验、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学术界的讨论等方面进行考察。他们的结论说科学知识的产生与自然毫无关系，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因此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者”。

“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说服力，用来分析探讨目前中国学术体制中存在的许多弊病确实是极好的“钥匙”与理论指导。即使是对“社会建构论”持反对态度者也不能不承认其阐释力。美国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的继承人，以《科学的社会分层》登上学术殿堂的史蒂芬·科尔认为建构论者的研究工作，“严格审视起来，除了胡言乱语或者巫毒（voodoo）社会学外，什么也不是”，但他确认社会科学可能确实是社会建构的，因为“意识形态、权力和裙带关系似乎确定了社会科学家相信什么，证据经常被完全忽略。”

正如杨国强先生所说：“在实际的历史认知过程里，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所对应和观照的，则只能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分。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每一种具体的理论以其独有的范式解说历史之际，又始终内含着对整体历史施以割裂与分解的趋向和可能。”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简约，在这一抽象的化约过程中，必然会忽视复杂多变的事实。“社会建构论”自然也有这样的通病。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毕竟是研究自然世界的，自然世界是客观的，虽然社会建构在课题的确定、实验的进行与成果的发表上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但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因此，已经出现了调和“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努力，史蒂芬·科尔的《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即为代表。笔者自然不能完全认同“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而且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也不能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去“体念与交谈”，历史学的任务只能是努力追本溯源，当然不敢奢求“复原”。因此本书在讨论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发展及其消亡时，基本上以广义科学社会学为指导，一般性地讨论中国科学社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互动关系。在讨论中国科学社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时，主要应用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的关系、中国科学社的社会网络结构等。

组织社会学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而发展起来。大多数组织社会学家对组织的研究确立了三个分析层次：社会心理层次强调组织内个体和群体的互动，并考察在此过程中组织的影响；结构层次力图考察和描述组织结构特性的差异；生态层次把组织作为集体行动者或更宽泛的关系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样对组织就有了相应的三种定义：一是理性系统的定义，把组织视为寻求特定目标的、高等形式化的集合体；一是自然系统的定义，将组织作为由一致或冲突而产生的、但始终寻求生存的社会体系；一是开放系统的定义，把组织视为在环境的巨大影响下，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参与者的联合。这样，研究一个组织，不仅要考察组织自身的组成与结构如组成成员、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目标及其达到此目标所采取的技术手段，还要研究组织与社会大环境的互动关系。借鉴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对中国科学社的社会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和成员的社会结构及其网络、中国科学社与其所处整个历史发展环境进行一定的剖析与探讨。

全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中国科学社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国内与国际）；（2）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3）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的认知、宣扬及其影响；（4）中国科学社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调适及其对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影响，包括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中国科学社与其他科学社团关系、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交流体系与中国科学交流体制化、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奖励与评议及其影响、中国科学社的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及其贡献等。（5）中国科学社主要事业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包括生物研究所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奠基作用，《科学》、《科学画报》的科学宣传与人才培养，中国科学社的人才聚合与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发展等。（6）中国科学社成员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包括社员群体的社会分析、领导层的具体解析、主要领导成员的个人传记分析，试图从这几个层面寻绎中国科学社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上述具体分析，了解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情况，探讨影响民国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及科学又如何影响社会，并力图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讨论民国科学的发展历程，讨论政府与社会在民国科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赛先生”本土化的艰难历程，书中附有不少的图片（有些比较难见），大多是对相关内容的进一步说明，有些也相对独立，正文就不再一一注明。当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人一般都有中文名字，但因笔者学识所限，有些人没有找寻到中文名，又不能按照现行通用方法径行译名，有待继续努力与方家指教。

后  记

自1994年在恩师沈渭滨先生指导下，将中国科学社作为硕士论题以来，中间经过随王家范先生再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二十多年的岁月已飘然而逝。沈渭滨先生也已仙逝三年有余，看着他当年在硕士论文稿本上修改的字句，在博士论文稿本上留下的密密麻麻蝇头小楷，不禁悲从中来，难以自抑。再也听不到他对本书谋篇布局与具体细节修改的意见，也不能领略他对相关论点与论证过程中的精到指点，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看不到他拄着文明棍踯躅前行的身影。两年多以来，我似乎随时能感觉他就在身边，默默地看着我，不时微笑、摇摇头、摆摆手。今年与学生一同整理他的藏书，更进一步了解与理解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与成长史；在选编他的论文集过程中，也进一步领略到他治学的广阔视野、论证逻辑的严密、语言的简洁与有力，微观论证与宏观思维的有机联系。希望通过阅读和理解他，自己也能得到提升。这里将自认为最为重要的著作献给他，以志纪念与哀悼。

本书最初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修改，收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以《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为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出版后曾先后获得“2006年度科学文化与科学普及优秀图书佳作奖”、第四届吴大猷科学普及创作类佳作奖等，也有学者在《爱西斯》（Isis）和《东亚科技与社会》（EASTS）发表文章予以评鉴。与当时所有相关中国科学社研究成果一样，我也未能利用中国科学社留存的档案资料。这次在课题组整理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原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增改，篇幅增加超过一倍，补充了不少以往中国科学社研究的空白诸如中国科学社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发展、1949年政权鼎革后的苦心孤诣维持及最后无奈宣告结束、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和学术评议方面的作用等，修正了此前不少的舛误，并集中讨论了学术社团发展与学术独立的关系。

本书的最终完成，首先要感谢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大家克服经费等困难，超出计划地完成了档案资料的整理，还于2015年10月25日，组织召开了“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3期设立“中国科学社百年纪念”专栏，刊发了与会5篇论文，《文汇报》等媒介也进行了相关报道与评说，《中国科技史杂志》发表会议综述。感谢会议的具体操办人同仁段炼、赵婧和我的学生肖大鹏、姚润泽等。感谢出版社前后两位编辑段韬、张毅颖，没有她们在后督促与鼓励，书稿不可能这么快完成。

感谢学术成长道路上的所有老师与朋友，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老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老师，供职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程念祺老师与周武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老师、傅德华老师、戴鞍钢老师、王立诚老师，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王扬宗研究员、张藜研究员……名字很难列全，然而并不表明没有列名者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就不大。感谢段炼兄不断帮我识别手迹“天书”，也感谢研究生姚润泽帮助查阅部分资料。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常想起“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他们的愁容与哀叹。上小学时，为了一两毛钱的学费，我不断地被老师赶回家，已经记不起他们看到我一到校就被赶回家的情形。上初中时，已经是土地联产承包，可以吃饱饭，但每学期的学费还是不容易凑齐。高中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地方，每周回家返校（都是走路），妈妈总是半夜起床为我做好饭，爸爸总是陪我在漆黑的道路上走到四公里处，天亮以后再回去。高三时基本不回家，爸爸总是每次徒步送来百十斤大米。现在本是他们与我们兄弟俩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光，但他们为我们带大小孩后，还是不能适应城市的喧嚣与冷漠，宁愿回归乡村的宁静与闲适，继续在土地上劳作…… 

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