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徐坚：这些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幸有经典确定基调

这是一个书读不完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读书不断的时代。对于每个读书人而言，总有一些作品如同首席小提琴的开场调音一样，规范了读书生涯的整体基调。不论随后的乐章如何绮丽磅礴，万千幻化皆听命于弓弦的第一次摩擦。当我回望读书历程时，清晰地发现，自己如此深刻地受到那么多灿若星汉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的影响。如同草灰蛇线，这些作品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内容、方法、理论甚至写作风格上的偏好。以下就是我的读书生涯中最闪耀的群星之一。

顾颉刚先生的著述占据了我的书架中最显眼的两层，一如它在我的历史观中的位置。这包括中国历史学上最具革命性的《古史辨》，以及顾颉刚先生身后才得以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和《顾颉刚日记》。遭遇到琢磨不透的问题时，我会有针对性地叩问，即使是漫无目的的浏览，也不时令我有常读常新的感觉。第一次正式听到先生大名，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史课堂上。面相威猛的王迅先生极其温柔、充满憧憬地历数这个领域最闪亮的名字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顾颉刚先生。其实，他早已出现在鲁迅笔下，《故事新编》中有“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两腿一蹬，显得非常用劲”，顾先生是也。由于鲁迅的压倒性影响，“禹是一条虫”也就成了笑柄。2003年，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曾经写到，绝大多数学术遗产如同库房中蓝布包袱卷里的宝物，后来观者只是匆匆一瞥包袱卷上的标签就下断语，根本没有耐心打开包袱亲眼目验，以至于我们常常自鸣得意地在前人早就趟过的河里摸石头。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古史辨运动的当代命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非常感谢两位迅公截然不同的态度，激起了我“小马过河”的兴趣。洋洋洒洒的《古史辨自序》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中，编者说，这是中国新史学的号角，但无论是文采还是才情都足以纳入中国新文学名山。《古史辨自序》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史学流派的定调之作，振聋发聩的宣言，摧枯拉朽的气势，竟然起步于吴门子弟对乡里、家世和往事的娓娓道来。如同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般，起于山间静默溪流，时而奔涌，时而迂回，最终竟成不可遏制、气象纵横的大江大河。从开始走上讲台，讲授中国古代史起，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古史辨自序》作为课程的起点。《古史辨自序》只是打开包袱的锦绳。只有打开《古史辨》七卷，才能发现顾先生在近现代史学上不可磨灭的光芒，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和古史辨运动遭遇的不公和污名，以及对因为救亡超越启蒙而匆忙否认古史辨运动导致中国史学原地徘徊，甚至旧路重走的慨叹。当然，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开辟了一条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之路，至今不仅没有过时，甚至远未达到预期。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八十年代，询问大学、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遇到的青春面孔，谁是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回答一定是汤恩比。汤恩比著作等身，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是12卷本《历史研究》，即使是精华浓缩版，也是数百页的煌煌巨著。以一己之力书写大洲或者全球尺度历史的事业在20世纪越来越罕见，《历史研究》写作持续三十余年，完全是凭借着具有古风精神的使命感和执拗才完成的。不过，立意高远、笃行坚定的历史学家很多，为什么汤恩比大受欢迎，尤其是受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和八十年代的中国的欢迎？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中，汤恩比是个异数。他接受过科班训练，也有过学院式研究生涯，但是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外交界度过的，因此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看到过太多的旧帝国瓦解和新国家诞生，因此，他自然地关心饱受世界大战摧残的人类文明是否还有明天。总体而言，汤恩比偏向乐观。他认为，王朝时有兴衰，山川可能易色，风流人物不免更代，但是人类终有未来。汤恩比青睐东方，甚至认为人类的未来寄望于此。作为一位背景和履历都很复杂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坚信，历史学家不应该坐而论道，而应该投身于“行动”之中，有所作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汤恩比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了，他完美地诠释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期盼。我喜欢汤恩比的宏大胸襟，在地理尺度上无问西东，在时间尺度上融汇古今。汤恩比赋予我的大历史观念使我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推崇和推荐过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本特利《新全球史》、凯利《第五次开始》和克里斯蒂安《大历史》，也诱导我走上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的探索之路。

宏观史并不能单独存在。如果缺乏微观史，不能清晰地听到历史的隐秘角落里的微弱叹息的话，宏观史就只能是一座一触即溃的细沙城堡。达恩顿《屠猫记》以最生动、形象地方式展示了历史学家如何从细小的事件着手，掀开宏大历史的帷幕。屠猫闹剧从一家印刷作坊里的学徒工模拟审判开始，手工作坊里的禁忌、行会和阶级的盘剥和压榨、男女私通、底层近乎粗鲁的报复逻辑等等勾连交错，最后转变成为猎猫和屠猫的癫狂闹剧，也成为受压迫者长期积攒的怨气的宣泄方式。屠猫仅仅只是一个片段，达恩顿选择了六个历史片段，从不怎么识字，没有话语权的农夫讲述的民间故事开始，印刷厂学徒、布尔乔亚、警探、《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和卢梭次第登场，各种勾勒细节和探寻隐秘的努力最终汇聚成18世纪大革命前夜社会知识是如何建构的宏大主题。微观史容易做成鸡零狗碎的一地鸡毛，因此，最精致的微观史一定要将短时段里呈现的光怪陆离和中时段和长时段里震颤的蝴蝶翅膀联系起来。我喜欢达恩顿的“探寻文本的幽冥深处”，因此也会有意识地打量历史光滑表面下的特有褶皱，试图在一个个“深史”的剖析和组合中呈现“全史”。

《角柄锥的意蕴：瓦普顿人达科塔村落的女性考古学》是另一本令人读起来甘之若饴，但又振聋发聩的作品。由影响甚微的地方历史学会出版于1993年，这本书流传有限，严重削弱了它应有的光芒和贡献。斯佩克特尔漂亮地展示了学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以何种方式翻盘。角柄锥是广泛见于中西部印第安人社区的工具。有学者注意到，除了作为工具类型的意义，角柄锥的锥尖是印第安人不会制作的金属，只能通过与溯流而上的殖民地皮毛商人交换获得，因此可以被视为外来影响的物证。但是，几乎没有人关心谁在使用角柄锥，以及角柄锥对于使用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角柄锥的意蕴》里，斯佩克特尔一反窠臼，栩栩如生地复原了另一种场景：瓦普顿人的夏季营地里，女性运用角柄锥缝制帐篷和被单，柄上的圈圈点点记载了所有者的成就，角柄锥就成为“她”的成就和竞争的焦点。这是个别出心裁的故事，但是，如果就此收笔，那么它不过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发现女性”之作。显然，斯佩克特尔没有自我禁锢在就女权而论女权，没有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地讨要平等，而是将不平的呐喊延伸到一切可能想到的范围。她反对外来视角，用苦口婆心，却始终不得要领的传教士形象道出了外部视角的窘境，并且自觉切换到内部视角。她反对貌似客观，实则冷冰冰的“科学语言”，转而采用充满温情的描绘和叙事，找回考古学著述中消逝已久的文字之美。我深深地赞同，无论是女性、儿童或者老年的考古学，它们的意义都不是找到主流话语的边边角角的空白，而是“像翻转陶轮”一样翻盘之后，以更多元、更宽容的标准全盘重估。因此，无论是对“暗流”的关注，还是对“聚光灯外”的发掘，我所做过的种种尝试都能在斯佩克特尔身上找到来源。

严格意义上，《麂子村志》并不是一本正式出版物，白色封面，朴素到简陋的程度，但是，它让我第一次看到自下而上的公共史学的韧性和力量，也让我意识到我想做的公共史学并非一厢情愿的幻想。麂子村是楚雄姚安大河口乡的一个小山村，距离乡政府十多里。我就是在乡政府见到了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乡村教师王开朝先生。十多年前，在云南各地州调查洞经时，我打听到这位乡村教师收集和整理了流行于姚安到祥云一带的汉人洞经和彝人左脚舞，于是托人请他一见。见面的那天早上，他的挎包里除了洞经和左脚舞简谱，还有一本《麂子村志》。印数有限，但是王开朝先生仍然执意送我一本。这有点让我喜出望外。此前数年，我曾经有过仿效《大家来写村史》，推动乡村自我著史的设想，但是，如何实现村史写作，如何在乡野中找到既有资格，又有热情的村史作者，我着实感到茫无头绪。村史既缺乏府县志书的行政组织保障，也没有家谱族谱的血缘驱动，谁会承担这样的重任呢？翻开《麂子村志》，学步的努力和执拗随处可见。由于长期执教于山野之中的基层学校，王开朝先生可能并不熟谙志书编纂之术，但是他的责无旁贷的担当感也同样清晰可鉴。《麂子村志》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见面结束后，我送王开朝先生到街子上，他匆匆爬上拥挤的农用车，顾不得挥手，农用车上人人紧贴，也绝无挥手的空间。农用车发动，晃晃悠悠地消失在赶街人流中。在此之前，逢五一集的街子上的芸芸众生只是被我们当成有待调查的他者，甚至是需要我们循循诱导的对象，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本就有话要说，有话可说，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拉开幕布而已。阅读《麂子村志》让我投入到乡土考古学、社区博物馆和村史计划洪流之中，不再犹疑。

（原载于2020年10月2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