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为他扬起生命的风帆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5周年。

胡耀邦一席话，将王金锐从人生绝境中一把拉了出来，使他挺过了“文革”磨难，振作起来生活，终于看到生命的晚霞缤纷灿烂。胡耀邦与王金锐的故事，是这位人民之子波澜壮阔的人生河流中溅出的一滴水珠。

值此胡耀邦诞辰105周年之际，笔者校阅此文，纪念胡耀邦，也怀念我的朋友王金锐先生。

   人民之子胡耀邦

正文：

1972年初，胡耀邦带着一身风尘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闲居富强胡同6号。“文革”炼狱磨砺了胡耀邦，在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对“干校劳动”已经有清楚的看法——它绝不是时髦的“锻炼、改造”，而是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折磨、是对他们宝贵生命时间的空耗乃至摧残。

回到北京，胡耀邦日夜读书，深长思考。

 1.陌生人推门而入求见胡耀邦

这年盛夏的一天，富强胡同6号小院悄无声响，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

来者人到中年，一身旧衣服洗得发白，眉头像身上的旧衣服那样皱皱巴巴。他目光茫然地径直进了院子，直直走向胡耀邦的书房，不敲门，轻轻一推就进来了，望着正在读书的胡耀邦说，用不大的声音说：“您就是耀邦同志吧？”

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住所，也是王金锐几次前来见到胡耀邦的地方。

胡耀邦并不惊讶，点头说：“我就是胡耀邦，你进来谈吧。”他已经习惯了接待陌生人。

来者就是王金锐，他站着说，我本来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普通干部，“文革”受了很大冲击，现在精神很苦闷，我能不能向您说说，求您给指点指点？

胡耀邦拉过一张椅子，请陌生人先坐下，又起身倒了一杯水递过来，说：“我们慢慢谈，没有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之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的事，没有人来我就看书。我现在是足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胡耀邦静静地听来客介绍自己。

 他叫王金锐，1931年生于北平，祖上“成份”不好，算是官宦人家。父亲王楚卿，当过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的“文丞宣官”，相当于内府管家，颇有些积蓄，在北平城里的东四九条买下一个四合院，8间房屋。这个家庭有二女一子，一子就是王金锐。旧家庭看重独子，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购房时将王金锐写成家产继承人，尽管当时这孩子只有7岁。

王金锐虽说在旧式家庭长大，却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他性格活泼，接受了革命思想，中学时代就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联”。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王金锐投身公安工作，当年入党，当过民警、派出所所长。因文笔见长，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研究科科长，参加了许多文件的起草。建国后17年，都在忙碌中度过。

“文革”爆发，北京市公安局诸多负责人顷刻间被打倒，划入“黑帮”，投进“牛棚”遭受残酷迫害。王金锐从心生疑窦，渐渐转为完全不能理解。1967年，他毅然上书毛泽东主席，表达对“文革”的质疑。他在信中说，原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们，在“文革”前的岁月里，都勤勤恳恳地为保卫您而工作，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大特务”呢？一定是发生了误解，而且是很大的“误解”。为此他上书请主席明察。

 王金锐在信的上端写了“冒死上书”4字，自己手捧着送到中南海西门递了进去。谁知道几天后等来的是抄家和毒打，被打成“反革命”关入地下室、再进“牛棚”，再后来索性投入良乡监狱，前后整整3年。他的父亲也被“轰”出北京返回静海，不久死去了。

 1970年8月4日，良乡监狱主管将王金锐的历史深查数遍，没有发现足可定罪之处，就将他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宣布开除党籍、公职，勒令退职回乡。

回乡回哪里呢？并不是回北京东四九条他出生的地方，而是发落回父亲的出生地——天津静海县靳官屯。

出狱不过一个月，孤零零的王金锐回到陌生的静海。那个耕地紧缺的地方并不欢迎王金锐归来，而且宣布他为“阶级敌人”，受管制劳动，不能住在村里，只能在野坟边的一间破屋里度日。

几个月后的1971年春节前夕，王金锐骑自行车独自返回北京，想过一个安静的春节。谁知一进自家院落，就被当上了“治保委员”的邻居撞见，当场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不得在北京过年，勒令王金锐马上返回“原籍”。王金锐只好又在腊月二十九骑车返回静海。

天地茫茫，举目无亲，寒风呼啸，把王金锐整个身心都冻透了。他的手脚麻木，一时间万念俱灰，曾想到一了万了！可是想到可爱的孩子还幼小，如若都扔给妻子，于良心何忍。回到野坟破屋里，孤苦的王金锐真不知道生活的出路在哪里？

1972年春，在乡间苦熬了一年多的王金锐回到北京。这时妻子去了天堂河农场劳动，他就在家中看护3个孩子。由于全无收入，他得到处找点杂活，帮助妻子养家糊口。人生至此，苟且度日，心境变得非常恶劣。他时常感到，生命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是自杀又未免太过懦弱！亦不足取。

生活看不到出路，寻死又万万不能。王金锐歧路徘徊，深感到陷落在极端困境中的生活实在是痛摧肝胆的大苦大难。有一天他在痛苦中突然想到，既然在屈辱中闷头苦想想不到一条出路，就应该去找一个明白人请求指点迷津。

江青在“文革”中集会上讲话

找谁谈谈呢？他觉得应该找一个在“文革”中遭受了磨难的老干部，为什么他们遭受了奇耻大辱而不死？那一定是有坚定的信念和独到的思想，应该听听他们在苦难面前有何见解。王金锐想到了胡耀邦。

说起来，王金锐和胡耀邦还有那么一层关系，他的妹妹王玉如1963年与原《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结婚后，王金锐去过几次妹妹家，逐渐熟悉了妹夫张黎群。张黎群向他谈起胡耀邦，总是十分敬佩，说此人刚正，心地善良，有着人世间的高尚人品！“文革”开始后，王金锐有一次去团中央，正见到胡耀邦双手被扭到背后挨斗。胡耀邦在遭受红卫兵辱骂抓头发压迫弯腰之时，仍然奋力抗争，大声说：“我不是走资派！”胡耀邦这时表现出的勇气给王金锐很大震撼！

王金锐想，这个胡耀邦就属于遭大劫难而不死，还在生活的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心里怎么想的？应该找他问问。胡耀邦的住址，久做公安工作的王金锐是知道的。

约在1972年8月的一天上午，王金锐鼓足勇气，直奔富强胡同，到了胡宅推门而入。结果，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坐下来，整整一个小时，将自己的苦楚向胡耀邦倾倒出来。

说到最后，王金锐禁不住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实在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我还有年幼的儿女，怎么办呀？我心里的委屈不知道向谁说呀！”言罢泪如泉涌。

 2，胡耀邦一席话给他勇气和力量

胡耀邦静静地坐着，听王金锐倾诉，并不打断。待王金锐说完渐渐安静，又过了片刻，胡耀邦说：“我和你过去不在一起工作，没有工作上的接触，所以具体的事我不好表态。但是我从你说的话来判断，我可以相信你。1949年的时候，你才是一个17岁的青年，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对党对毛主席哪里会来那么大的仇恨？那几间住宅写上了你这个继承人的名字又算什么？如果自己的住房也算剥削，那剥削的面也未免太宽了。我相信你不会对我说瞎话。”

胡耀邦说：“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我帮不上你什么。但是，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王金锐看着胡耀邦，听他说些什么。

胡耀邦说：“我要奉劝你的，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不要自杀，要坚强地活下去！”

胡耀邦加强了语气说：“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王金锐默默倾听。

胡耀邦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下去，是指你还得有遭受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顽强地坚持。只有顶住了，顽强地活下来，才有可能在最后弄清楚是与非、对与错。我不管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是一个学生并没有剥削，那么不管怎样定你为‘阶级敌人’，搞什么‘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至于时间要熬多长，我不知道，不能判定下来，但是你自己得坚信。如果没有坚定和坚信，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一天。”

胡耀邦说，像老舍，不是有名的文学家吗？还有田家英，那是多好的人呀。他们本来都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却在运动中自杀了。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他们不死，有什么问题，不是可以弄清楚吗？可是他们死了，就看不到弄清问题的一天了。所以，自杀是一条不可取的路，你不要走！

胡耀邦说：“一时间，别人不理解你，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了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有做坏事，别人不理解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搅吗。”

听了胡耀邦这些话，王金锐感到心情好多了，感到热血又在血管里奔涌了。

话题转移，胡耀邦问及天津静海农村的情况。王金锐说，农村穷困极了，好多孩子上不了学，学校也不开课。

胡耀邦听了心情沉重，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从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有了，就算是革命了吗？如果这样革命的话，最终结果又是什么？”

胡耀邦劝王金锐，把眼界放宽，把孩子养大，尽到为父之责。

胡耀邦说到了困居中的自己，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了，干校也干得差不多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的书，想天下事。”

话说到这时，王金锐才想起来，于是告诉胡耀邦自己和张黎群、王玉如夫妇的关系，介绍他们近况说，张黎群到成都的西南局工作没多久，被打成“西南的邓拓”，受尽折磨，被发落到德阳落凤坡庞统庙“劳动改造”，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现在渐渐恢复了自由。

胡耀邦听了说，黎群的事我们今天就不谈了，我们今天主要就谈你的情况。

“文革“中闲居的胡耀邦认真读书，这张照片摄于1972-1975年间

这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一直谈到中午，胡耀邦主动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一顿便饭吧。”说着，胡耀邦到外屋去招呼李昭，三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极简单的中饭。饭后，胡耀邦对王金锐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

他叮嘱王金锐：“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农村回来，什么时候觉得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相信我的直觉，不会把你当敌人。顺便问候黎群，说我想念他。”

王金锐听得这番话，恨不得大哭一场，哽咽地说：“耀邦同志，我感谢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我了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我也要挺过来。”

王金锐想到，万一哪天感到心情不行了，还能再找胡耀邦聊聊，就说：“耀邦同志，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就来找您，行吗？”

胡耀邦说：“我的门对你开着，李昭你说对吗。”

在他身边的李昭连连点头。

 3.李昭递来了救命钱

听君一席话，王金锐开始改变对苦难的态度。既然像胡耀邦这样的老干部把我当人看，我为什么要轻看自己呢？

和胡耀邦握手道别，走出富强胡同的时候，王金锐实际上已经重新换了一个自我。他的脚步变得坚定起来。他要对得起自己的妻子，他也深爱自己的子女，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孩子养大成人！他仍然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坚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

几个月过去，天气转凉。一天，王金锐６岁的女儿王红突然发起高烧，咳嗽不止，服感冒药不见效。王金锐背起女儿到了东单三条的儿童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当即留院治疗。医生告诉王金锐，这次住院，要有几百元的花销。

王金锐一贫如洗，身边几元钱都拿不出来，一听要几百元，脑袋轰然一响，愁云遮目，霎那间天都暗了下来。抢救女儿性命要紧，他不顾一切，先将女儿送进了住院部。

可是又从哪里去找这几百元钱呢？妻子还在天堂河农场，电话都打不通，怎么办？

女儿留在医院，王金锐漫无头绪地走出医院想办法筹钱。此时秋风萧瑟，透骨冰凉。他一时解不开头绪，只顾朝前走去，不一会儿就走近了王府井，离开富强胡同不远了。王金锐决定，索性去看看胡耀邦，再向他吐吐苦水，消除些苦恼，然后再想办法。这样想着，他第二次跨进胡耀邦家的小院。

胡耀邦正在家中，看到王金锐又来了，打过招呼问道：“最近看什么书了？”

王金锐说：“塌不下心来，读书读不进去。”
   胡耀邦说：“有什么事不踏实？学习要下狠心，要抢时间呀。”
  王金锐心里纷乱，问候了几句，告辞要走。胡耀邦招呼李昭，留王金锐吃晚饭。王金锐说：“我现在哪里吃得下晚饭呀！”

胡耀邦问，这又是怎么了？

王金锐一时顾不了许多，就将女儿患急病住院，身无分文，缴不出住院费的事情说了。还说现在就要回家，先安排两个孩子吃饭，晚上再来看护住院的女儿。

胡耀邦一听就明白了，说：“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没有工作，哪里来的钱。”说罢，他高声叫道：“李昭，我们支援一下吧！”

李昭闻言进屋，将王金锐拉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请他稍等。不一会儿，李昭回来了，交给王金锐一个信封，说：“这个你拿去先用。我们现在也不宽裕，但是一定要支援你一下。”

王金锐极力推辞。这时胡耀邦进屋了，说：“你赶快走，救孩子要紧，急性肺炎是有危险的。”

听胡耀邦这么一说，王金锐也是走投无路，当下接过信封，谢过胡耀邦、李昭出门。

他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4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几乎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工作一年的工资，孩子住院治疗急性肺炎基本上够了。王金锐顾不得其他，用这笔钱将女儿救治过来。后来知道，胡耀邦、李昭并没有多少积蓄，信封里的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大数。

转眼到了1973年春节，王金锐带上病愈的女儿王红登门拜谢。胡耀邦见到小女孩，疼爱地摸摸她头顶，拿出几粒糖果给她。

王金锐千恩万谢，一叠声说胡耀邦、李昭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胡耀邦打断了王金锐的话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帮助一下是应该的。”

王金锐惋惜的是，因为家境实在困难，没有照相机，没有能在当年为女儿和胡耀邦、李昭拍一张合影，留下终身遗憾！

靠李昭递过来的钱，治好了女儿的病，王金锐更加增添了生活信心，决心在苦难中走一条自学道路，于是下决心自学中医。他的一片诚心感动了著名中医祝谌予，收为弟子，由此一直顽强地学习到“文革”结束。

4. 胡耀邦吃了王金锐送的一粒糖

1976年10月6日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帮”被擒拿，实际上终结了“文革”。消息传出，举国欢庆。10月16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公布，北京举行百万人参加的欢庆游行。

王金锐充满喜悦地走在游行队伍里。尽管还是待罪之身，没有了党籍和公职，但是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王金锐马上意识到，苦尽甜来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1976年10月16日，北京举行“粉碎四人帮欢庆大游行

1976年10月16日，天安门城楼上，主持“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主要人物：华国锋（中）、叶剑英（右）、李先念（左）

10月16日午后，走在游行队伍里的王金锐，从东城北新桥附近走到东单，走过了天安门广场。他感到疲累，但兴奋之情不减。走近王府井大街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胡耀邦。前一阵子“反击右倾翻案风”风声正紧，他生怕胡耀邦心情不好没有去看望。现在不同了，如果把天安门广场上游行人群的欢乐情景告诉胡耀邦该有多好！

想到这里，王金锐加快步伐，来到了不远处的富强胡同。这回，王金锐不走后门了，他按响了胡耀邦家前门的门铃，出来一位中年保姆为他开了门。这时是下午3、4点钟，保姆告诉王金锐，耀邦正在北屋看书。

王金锐走到了北屋门口，刚要推门，隔窗看到胡耀邦正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读书，手里夹着一只笔。或许是忽然想到了什么，胡耀邦埋头写了起来。

看到这个场景，王金锐不忍心进门打搅了。他想到，“四人帮”倒台了，胡耀邦一定会肩负重任重新出山，一定会考虑国计民生大事情。此刻，应该让他静静思考。

想到这里，王金锐缩回脚步，悄悄地退了出来。走出前门的时候，他对中年保姆说，外面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大游行，耀邦怎么也不出去看看？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胡耀邦

保姆说，这些天耀邦根本不出门，整天在屋看书想事。他也和大家一样，在高兴的时候喝杯酒。不过大多时候还是在屋里不言语，看书。

王金锐对保姆说，那就请你耀邦面前代问个好，说那个离开公安局被赶到农村的姓王的来看他，问他和李昭同志好！说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的事也许有希望解决了！

这句话使中年保姆也高兴起来，说我一定转告。她还说，耀邦一家对她很好，耀邦是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保姆还说，现在你的事有解决的盼头了，她听了也高兴。

有盼头了！走出胡耀邦的家，王金锐的心情重新兴奋起来，他还要走回家去。那天晚上，他觉得星光灿烂。 

但是，王金锐没有想到，他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诉还是受到了冷遇和拖拉。眼看入了深秋初冬，还没有得到消息，焦急的王金锐又一次来到胡耀邦家中求助。

胡耀邦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王金锐的申述书，说：“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的事情我交给北京市委试试。”

几天后王金锐再去打探消息，胡耀邦告诉王金锐：“你的信我转给了北京市委的吴德，请他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说，你的事情还得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传新不表态，还得等着。”（本文作者注：吴德是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刘传新是“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在“文革”后的“清查"中自杀）

然而这时的胡耀邦已经有了信心，他说，相信你的问题早晚会解决，拖就拖一拖吧。

这回，胡耀邦转交申诉很可能起了作用。几个月后，王金锐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工作。

1977年初春时节，王金锐又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这回，他是来领取被扣发的工资的。拿上这笔钱，王金锐不禁百感交集，转身到王府井买了一盒球形巧克力，20粒，还有一盒点心，骑车来到胡耀邦的家。正巧，胡耀邦在家正准备吃饭。他看到王金锐拿来了巧克力和点心却生气了，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

王金锐大声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什么异己分子都不是了，已经恢复了党籍、公职，户口也有了，补发了工资。耀邦同志，您为我的事操了那么多心，送你一盒巧克力，是我和孩子的一点心意，不是送礼！你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的吗？”激动的王金锐觉得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涌上心来要对胡耀邦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不由地失声大哭了起来。

胡耀邦马上明白了，转嗔为喜，说：“好好，这是好事，这盒糖我吃了。”

王金锐打开糖盒，胡耀邦取出一颗糖放到了嘴里。

李昭听到屋里有人哭，也走了进来。听说了王金锐的事情，她非常高兴，说：“我为你们家高兴，这盒礼物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

说罢，李昭请王金锐吃饭。

在胡耀邦面前，王金锐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挚关怀。他没有吃饭，告辞了，说，我还要回家收拾东西，一两天回农村迁户口。

胡耀邦对王金锐：“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经不再年轻，不能再耽误了。”他特意叮嘱：“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理解、要宽容，不要记嫌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

谢过胡耀邦，王金锐开始了新的生活。

 5．胡耀邦说，你坚持下来坚持对了吧

王金锐平反后离开公安局，到旅游系统的北京烤鸭总店办公室任副主任，代行主任工作。有一次，胡耀邦和姬鹏飞来烤鸭店宴请外宾，见到了王金锐。

就在前些天，王金锐通过努力从故宫博物院找回了“全聚德”老匾，还没有悬挂出来。他抓住短暂机会问胡耀邦：“‘全聚德’老字号可以恢复吗？”

胡耀邦马上回答：“怎么不可以恢复？一个烤鸭店可以流传百年 ，就说明这老店老招牌尤其应该保留风味特色。好的传统和特色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进一步改善？”

宴会后，胡耀邦与操办宴会人员包括厨师合影。

又过了几年，王金锐调任煤炭部外事局联络处长，负责与投资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的美国石油富商哈默博士的联络，有一次陪同哈默到中南海面见总书记胡耀邦。

这时，他已有几年不见胡耀邦了。胡耀邦老远认出了王金锐，主动打招呼。王金锐赶紧上前和总书记握手。胡耀邦和王金锐打趣说：“你看，劝你坚持下来，坚持到今天对了吧，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了。”

哈默在旁，王金锐不便多说话，他只对胡耀邦说：“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胡耀邦说：“我现在睁开眼睛就是文件，就是会议，一天到晚的工作，我的责任只能如此吧。”

这就是王金锐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

又过了几年，胡耀邦去世了。他辞世后的第一个春节，王金锐带着女儿王红到胡耀邦家看望李昭。他拉着女儿告诉李昭：“这就是当年您和耀邦同志为我救下来的孩子。”

李昭欣慰地笑道：“好哇，都这么大了！”

这回，王金锐有照相机了，他拉着女儿站到李昭身边，拍下一张合影。拍下这张照片，想起了当年往事，王金锐流着眼泪说：“当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你也许活不到今天了。”

李昭打断了王金锐的话，说：“不要再提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有上进心，耀邦在天之灵就高兴了。”

王金锐拉着女儿王红，向胡耀邦的像深深鞠躬。

   王金锐（左1）和女儿王红（右）与李昭1990年春节合影（照片由王金锐提供）

 本文依据2005年秋对王金锐先生的多次访问记录。

   （本文完）

本文以《胡耀邦为他扬起生活风帆》为题首次发表于2006年第5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之后，王金锐先生与我长谈，仔细订正、补充，希望再写续篇，把他和胡耀邦的故事完整地告诉人们。

他说，人生是有意义的。自己晚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回顾一生。

他于病中写下长长的回忆文字，自行印刷，梳理和解剖自己的一生。与胡耀邦的交往，以及他对胡耀邦的认识，是这些文字中重要的篇章。

王金锐先生于2015年辞世。此前一年，王金锐先生写信给我，说他将坦然离去，因为已经把想做的做了，想写的写了。他说，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能和伟人胡耀邦有这样刻骨铭心的交往，是他一生的荣幸。

 值此胡耀邦诞辰105年之际，笔者再次校阅，作个别文字订正，亦表示对王金锐先生的怀念。

 （202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