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胡耀邦和秘书郎宗耀保持了终生友谊,君子之交,平淡如水。
胡耀邦于1950年2月到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进入全新的和平环境,他的读书条件大大改善了。从这时起胡耀邦逐渐有了相当数量藏书。 在南充和重庆书肆,从小喜欢读书的秘书郎宗耀为胡耀邦逐渐买齐了“二十四史”。当时这些“旧书”很便宜。 拿到浩翰的史家经典,胡耀邦时常翻阅。有一次,胡耀邦不知从哪里听说,毛泽东近来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就要郎宗耀去找来细读。 胡耀邦常到重庆开会,如有闲暇,喜欢到山城的书坊之间走走看看。如果没有时间,他常常要郎宗耀代为一观,然后把书名、版本告诉他。 胡耀邦的湖南浏阳老家也来人了。先是1951年2月,胡耀邦把父母亲接来南充定居,生活在一起。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一起前来,还带着女儿胡素贞,他回浏阳老家时将女儿交给胡耀邦抚养。
1952年胡耀邦全家在南充合影。左起:父亲胡祖仑、长子胡德平、胡耀邦、母亲刘明伦、幼女李恒(刘明伦怀抱者)、三子胡德华、妻子李昭、岳母高惠兰。 胡耀福回乡后几个月,胡耀邦姐姐胡菊华之子黎尚农从浏阳老家投奔胡耀邦,要求安排工作。 胡耀邦和姐姐们关系很亲密。三姐胡菊华早年出嫁后丈夫去世,再嫁黎家生子黎尚农。胡耀邦离家早,没有见过这位外甥,但很认姐姐的情分,让黎尚农在家中住下。 明白了外甥投奔的意思,胡耀邦于这年6月1日致电相熟的湖南省副省长谭余保,大意是,我三姐后夫之子黎尚农,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也未征得我同意,从浏阳山枣乡来到我处。据他讲,过去当过教员,参加过三青团。我不了解情况,请转告地方政府调查。如有必要,我可以把他送回去。 胡耀邦对外甥说,我是高级干部,不能不这样做。你暂时在我家住下来,工作问题等湖南回信以后再说。 不久湖南回信,证明黎尚农情况如其所述。胡耀邦即将外甥介绍到西南革命大学川北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工作,从此成为川北人。 来到南充,胡耀邦的亲情乡情乃至同学之情都显得比战争年代浓郁多了,有件事还给胡耀邦带来一些尴尬。 1950年初春胡耀邦曾去重庆开会,秘书郎宗耀随行。胡耀邦开会时,郎宗耀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问道,胡耀邦是不是浏阳人?郎宗耀说是的。电话那头就说,我是胡耀邦的小学同学,叫李绶连,我能不能来看看胡耀邦? 胡耀邦说,他是有这样一个小学同学,既然他要来看我,你就代我先去看看他吧。 郎宗耀按照地址前去看望,发现这个李绶连住在一家医院很小一个单间里,可以察觉到他是在故意躲避什么。见到郎宗耀以后,李绶连谈了几句关于胡耀邦的往事,说起还有一位胡耀邦的同学陈闻赫,现在重庆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 郎宗耀回来向胡耀邦汇报这件事。胡耀邦将这两位老同学请来吃了一顿饭,拍照留念。 1950年底或1951年初,李绶连来到南充找胡耀邦,要求介绍工作。胡耀邦介绍他进入川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到南充税务局工作。这时胡耀邦得到了关于李绶连情况的报告,向郎宗耀交待说,李绶连这个人在国民党时期当过重庆市警察局局长,你不要和他谈我们内部的事情。 胡耀邦这句话把郎宗耀吓了一跳。看胡耀邦的意思,对李绶连的情况正在调查之中。 过了不久,川北行署公安厅长董弼臣找郎宗耀询问,胡主任的同学是你弄来的吗?郎宗耀说,是他自己来的,并把大致情况说了一遍。 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说,有事实依据,要抓就抓吧。 李绶连从监狱里给胡耀邦写来一封信,大意说,监狱里生活不好,有些逼供信。监狱里也没有暖水瓶,希望胡耀邦有所关照。这封信郎宗耀拿给胡耀邦看了。 胡耀邦看完以后,吩咐郎宗耀买一套生活用品给李绶连送去。 这回,郎宗耀表现得很坚定,说,我不送,这样是不好的。 胡耀邦没有勉强秘书,说,那你就送给公安厅,要他们转交。他还吩咐郎宗耀给李绶连写一封信。 郎宗耀马上拟了信稿,胡耀邦略加改动,大意是要李绶连相信党的政策,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其中有一句话:“若你表现好了,出了监狱我还请你吃饭。” 不久,李绶连给郎宗耀回了一封信,告知信和东西都收到了,会按照胡耀邦说的去做。他还在信中对郎宗耀说,我回信的事你不要和胡耀邦说了。 此后,李绶连不再有信息,郎宗耀推测,他可能在肃反中被镇压了。后来他再没有听胡耀邦提起。 几十年后,郎宗耀还记得这件事,认为胡耀邦处事磊落大方,情义兼顾,襟怀坦荡。在当年很难得胡耀邦行事如此。(1999年11月在北京访问郎宗耀的记录)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了,胡耀邦要清理一下自己的账务,吩咐郎宗耀,看一看从成都到南充以后,他一共花了公家多少钱? 郎宗耀依令而行,细细算了账单。结果是,到南充约两年,胡耀邦总共报销700多元,其中500多元是买书款。此外有一些胶卷,还有一些胡耀邦用起来顺手的办公用品,如钢笔毛笔墨盒之类。当时实行供给制,这些已按规定报销。 还有就是在重庆买了几个镀金的毛泽东纪念章,是胡耀邦看了喜欢要郎宗耀买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去,购买这几个纪念章并非办公必需,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爱。 胡耀邦有察觉,觉得报销的钱不少。他听取郎宗耀报告后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花公家的钱花多了,今后要注意。后来胡耀邦有了固定工资,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书了。 当时,除了供给制津贴费,在川北的胡耀邦还有一点收入,那就是稿费,主要是给《川北日报》写社论、评论的稿酬。得到这类稿费,胡耀邦除了给父母一些零用外,多和身边部下打了牙祭。
1952年7月25日,胡耀邦(二排左六)离开川北赴京就任团中央书记,临别与川北区党委同志和家人在一起。 在川北的两年很快过去了。1952年夏,中央调整各大中央局负责人,也调整许多省区的统辖范围。四川4个大区重新合并为四川省,原先4个区负责人重新安排。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1952年7月进京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1952年6月7日,郎宗耀接到中央西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际春从重庆打来的电话,通知胡耀邦,中央打算调他到北京,担任建工部部长。当时胡耀邦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到秘书传唤,等了一会儿才走出来接电话。 胡耀邦接到调令,觉得去北京更加专心一意地搞建设,去当建工部长应该高兴。其实,如果按照自己的心愿,胡耀邦倒是对教育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甚至和郎宗耀说过,如果把他调到北京搞教育工作,他非常乐意。但他也意识到,自幼受正规教育不足,特别是未曾进过大学读书,而党内大学问家也不少,教育部长一职,恐怕是不会考虑他胡耀邦了。(2001年6月22日在北京访问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记录。 离开川北在即,胡耀邦也要安排一下身边工作人员的去向。他要郎宗耀跟着去北京。但是郎宗耀不想接着当秘书,他想上大学,婉转地对胡耀邦说:“你走得很急,很多东西还没有整理,我先留下来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另外,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得到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最好是上大学。”
胡耀邦来川北后调到身边也担任秘书的曹令中表示,愿意随胡耀邦进京。胡耀邦当即点头同意。 胡耀邦于1952年8月初到北京,未曾想原定岗位变化了,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对家庭看得很重,新任职务一旦确定,就给远在南充的妻子李昭去信,要她带上一家人来北京团聚。 这一家人,包括胡耀邦父母、侄女胡素贞,还有李昭的母亲,再有胡德平、胡德华,加上降生不久小女儿李恒,其实是4 户人家整整8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一路上需要有人照应 胡耀邦一走,郎宗耀就到了重庆铁路分局工作,而且很快考取了北京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正要动身去北京,原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李登瀛找到了他,说:李昭要带那么多人到北京,一路上交通不便。现在你已经在铁路部门,就再出一次力,送他们到北京去。 郎宗耀一口答应。这年 9月中旬,郎宗耀陪同李昭一家乘坐吉普从南充到重庆,休息3天后乘船到武汉,换乘火车到北京。等到达北京,已经过了国庆节。 胡耀邦的一大家人陆续安顿,郎宗耀却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算是大病,赶紧安排治疗。再后来,他转到外贸部门,当过多年的驻外经济参赞。 郎宗耀常年国内国外交替工作,逢年过节,或有什么别的机会,会上门看望胡耀邦,他们保持了终生友谊,却是君子之交,平淡如水。到胡耀邦家中见面,常常是一杯清茶,偶尔留下吃一顿便饭。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多次访问郎宗耀前辈。聊天中,他说起自己的遗憾,是相知半个世纪,却没有和胡耀邦拍一张合影,连胡耀邦的一个字条也没有留下来。 以郎宗耀的说法,到北京以后,胡耀邦的职位越来越高了,自己就不要多去打搅人家了。但在“文革”中,郎宗耀多次看望胡耀邦。 1976年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高潮,出掌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因为“科学院汇报提纲”挨整,被逼着写检查,急火攻心,肠胃功能紊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郎宗耀闻讯前去看望胡耀邦。他和胡耀邦无话不说,见面以后就对老首长说:“你们湖南浏阳出过一个谭嗣同,你也想学他变法吗?” 胡耀邦有病是实情,这天没有力气和郎宗耀打趣,对老秘书说:“我的胃很不舒服,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好医生,把我的胃好好查一下。还有,这个小病房条件差了,最好给我换一个病房。” 郎宗耀一听,不再开玩笑,马上说:“正好,我认识这里的陈敏章大夫。他是肠胃疾病专家,如果他做胃镜,病人的痛苦就轻多了,我马上就去找他。” 郎宗耀说办就办,转身出来找到陈敏章,说胡耀邦正在你这里住院,有两个要求,一是最好请你给他看病,二是调换一个病房。 陈敏章说,前一个好办,我现在就去给他看。后一个嘛,陈敏章用手指一指天花板,说:“这可不好办。”潜台词,这是上边的安排。说罢,他和郎宗耀一起来到胡耀邦的病房。陈敏章作了认真检查,认为胡耀邦的身体没有大问题,安心休息就好。 再过了不太久,“文革”结束了,胡耀邦出山,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坚决地推行改革开放。郎宗耀认为,这符合胡耀邦的思想与性格。只是,胡耀邦更忙了,郎宗耀到他那里去得更少了,逢年过节时,他会去看望胡耀邦和李昭。
20世纪90年代访问郎宗耀前辈之后,我有10多年没有再和他见面。2016冬天,我得到机会上门看望88岁高龄的郎宗耀前辈,我希望在他家里,找到一张他和胡耀邦在一起的照片,哪怕两人挨得近些也好。 感到苍凉的是,曾经活跃的郎老前辈生病了,岁月剥蚀了他讲话的力量,他不能再和我说什么了。在一小时的相处中,他只是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 我没有找到期望中的照片,在他的像册里发现一张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期的照片,显然是照片主人留给郎宗耀的。 我取出这张照片,递到郎宗耀前辈面前。这时,他凝神看了,清晰地说了两个字:“耀邦。” (2017年2月22日于北京,2020年6月审阅校订) 本文主体部分,以《胡耀邦和第二位秘书郎宗耀》为题,发表于2017年第3 期《世纪》杂志。本次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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