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一生中有过许多秘书协助工作。第一个秘书应为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后改称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秘书贺明。但严格来说，贺明的组织关系在兵团政治部，主要分管胡耀邦布置的工作，还不能说是专职秘书。胡耀邦的第二个秘书才是真正的专职秘书，就是本文主人公郎宗耀。
1950-1952年，胡耀邦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35岁到任，37岁离任赴北京任团中央任第一书记 1949年12月30日，解放军18兵团先头部队进占成都。自陕南出发以来，18兵团沿途经历了大小战斗，歼灭胡宗南所部8万余人，至此完成了战斗使命。 对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来说，进入成都，身边最大的变化是有了两个秘书，过去的政治部秘书贺明进城后成了胡耀邦的专职秘书，而且一个秘书还不够，就把兵团秘书科的郎宗耀也调到胡耀邦身边当秘书。 在成都，胡耀邦的工作方式乃至作风，比过去有了细微不同。过去他要去什么地方，经常是带上一两个警卫员就出发了。现在，紧挨在他身边的往往是秘书。 来到了成都，胡耀邦上街观光，参观了著名的武侯祠。祠中有赵翼书写的名联： 未能考证出胡耀邦初游武侯寺与谁同行？可以肯定的是，这副对联给胡耀邦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参观归来与秘书郎宗耀多次提及，说这幅对联耐琢磨。 胡耀邦进成都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早在18兵团进军四川之际，中央即已决定，平定四川之初，将这块广袤的土地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和川北4个区，每个区相当于省的建制。1949年12月18日，中央西南局电告以贺龙为首的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
同意组织川北党的临时工委，以胡耀邦为书记，赵林为副书记。川北政权组织可直接以行署名义出现，不必用军政委员会过渡。奉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电令，发表行署政府主任，现行到职，随即报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成都解放之日，就是胡耀邦告别军旅生涯之时。郎宗耀对本文作者说，如果胡耀邦留任军职，到1955年评定军衔的时候，担任准兵团级职务的话应该可以授中将军衔，可能成为军中更高级别政委。但是胡耀邦没有继续留任军职的愿望。他认为，大仗已经打完了，今后要搞建设。他有明确的意识，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胡耀邦要“下马”了，因此他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转型。
所以，进了成都以后，胡耀邦忙着组建川北区的领导班子。 两个秘书，贺明和郎宗耀，都随胡耀邦去南充（川北区首府）吗？贺明表示，自己不去川北了。贺明是抗日战争中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曾任晋绥军区机要股长，原先是初中文化程度。他觉得，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大城市里文化水平高的人多了，首长身边应该由受过较好教育，文化修养高的人来当秘书。他本人希望去上大学。 胡耀邦同意贺明的选择，决定由郎宗耀专任秘书，随同他一起去川北。 郎宗耀是一位新四军战士，1928年生，浙江宁波人，也是初中文化程度。抗战中他在上海当学徒，1945年抗战胜利前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很快担任华中军区第7纵队司令部人事科长。后来领导上发现他性格活泼，颇具文采，将他调到纵队文工团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2月，川北区党委部分成员：前排左起 ：赵林、胡耀邦、李登瀛 后排左起：李林枝、刘聚奎、秦仲方、董弼忱、饶兴 1946年6月，以中原突围战为标志，解放战争全面开始。著名的皮定均旅从中原突围，千里转战进入山东，转隶华东野战军，成为华野独立师，郎宗耀从七纵补充到了皮定均师，参加了从莱芜战役至此后山东战场的多次大战役。 1948年夏天，皮定均率领独立师归建回到山西，隶属徐向前兵团，独立师演变为第13纵队。晋中战役以后，郎宗耀调到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印组，负责刻印钢板等事务。不久，兵团组织部长余述生找他谈话，通知他去胡耀邦主任那里协助处理文件，是贺明秘书的主要助手。但他的直接领导还是兵团秘书科长吴奇。 进入成都以后，贺明主要转入了成都市委工作，郎宗耀负责胡耀邦交办的事务越来越多了。 胡耀邦要郎宗耀一起去川北，郎宗耀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1950年2月20日上午，胡耀邦告别第18兵团，驱车前往南充，郎宗耀同车随行。此行，胡耀邦带上了一个警卫连，有两辆汽车满载新印刷出来的人民币，将用于征粮。途中于曾有土匪拦路打劫，被警卫连开枪驱散。胡耀邦一行当晚到达南充。 郎宗耀回忆，来到川北的第一天晚上令人难忘。车队到达南充，先将两车人民币交给银行。打前站人员给胡耀邦安排一间临时的屋子睡觉，却没有给秘书和警卫员安排房子。 区党委秘书长饶兴发现事有疏漏，即将胡耀邦的警卫员安排到警卫连过夜，携带文件的郎宗耀安排在传达室，几张椅子拼起来将就着睡下。 这天晚上，对面山上有土匪大呼小叫，嘶喊恐怖之声，弄得郎宗耀一夜不能成眠。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在川北行署工作人员笔记本上的题词 川北多山，数百年来土匪出没。国民党政权溃败之前，做了潜伏布置，暗藏特务和原有的土匪相互勾结，在川北新政权建立后不断策划暴乱。从1949年年底到1951年6月，此类暴乱达90多起，新政府工作者和农民积极分子数百人被杀害。 新政权的清匪反霸立即展开，并且与 1951年开始的“镇反”运动相连接。 1950年5月7日晚9时许，位于南充仪凤街川北行署大院内的行署职员宿舍突然着火，宿舍被毁。大火扑灭后，在现场发现一条浸透煤油的裤子，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纵火。 得悉此事，正在重庆开会的胡耀邦赶回南充，督促侦破。《川北日报》记者孙阳在现场采访后撰写了消息送胡耀邦审稿。消息最后一句是：“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匪特有计划的破坏行为。”胡耀邦审稿时加上了一句：“领导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在胡耀邦催促下，川北公安厅加紧侦破，在1951年2月将合谋纵火的11人全部缉拿归案。 郎宗耀跟随胡耀邦处理此事，胡耀邦办事果断，考虑问题全面，郎宗耀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川北剿匪、“镇反”首尾相连，至1951年2月，全区（川北区相当于省的建制）处决恶霸及匪特642人。对这批人的审讯和处决，控制得比较严格。然而从1951年3月开始，随着全国规模的“镇反”扩大规模，川北镇反规模也跟了上去。3—5月间，川北“镇反”处决11185人。这一方面彻底摧垮了川北残存的反抗力量，但也出现了轻率捕人杀人的现象，出现了忽视法制法律的倾向，是存在问题的。 1951年4月17日，胡耀邦在区党委会议上听取镇反汇报，感到工作粗糙之处甚多，死刑判处得太多了。他表态说：现在起，“可以不杀，以不杀有利，可以不杀而杀，对我们没有利。” 此前的4月1日，胡耀邦提醒川北区公安厅长董弼臣，不要错杀。4月23日，胡耀邦审阅川北公安厅一份关于匪特“投毒”通报时发现有问题，援笔批示：“这其中的许多情况，我不相信。特别是所谓126名投毒者，我敢肯定有错。通报如不实事求是弄清再发，有害无利，只有造成下面惊惶失措。现在已有此现象，望注意。切勿因此造成夸大敌情，盲目从事之危险，并请你们厅内所有同志注意此事。” 胡耀邦察觉到“镇反”出现偏差，应予纠正，而且对于搞株连的做法特别反感。一天早晨，胡耀邦一边起床一边听取郎宗耀的汇报。郎宗耀向他报告说，在剿匪镇反中有草率杀人的情况，有一个报告说把一个12岁的孩子株连到一起，杀了。 胡耀邦一听，当场发火，袜子没有穿好就骂了起来。他立即确定，判处死刑的权力不能过度往下延伸，下面一旦杀红了眼就难办了。他嘱咐郎宗耀，马上起草文件，把实行死刑的权力从下面收回来。 随即，胡耀邦给川北区公安厅写了批示：“从广元、蓬安、南充市三处我最近阅看的材料中，我确认为我们现在在镇反中出现过一种过左情绪。似乎有些同志是为了彻底而用彻底的办法搞彻底，有些同志似乎并没有了解我们是为了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镇反，还有些同志对特务界限并不明确。还有些同志对中央清理中内层的捕杀原则并没有真正了解。还有一些同志量刑时又忘记了某些罪犯是否立了功。我相当担心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及时了解情况，严防偏差。如果一旦出偏差，那我们就无法挽救了。”（胡耀邦在川北》史料集，四川团省委青运史研究室、江油市党史研究会1989年8月编辑，第65页）
1951年5月上旬，胡耀邦召集区党委和公安厅长、副厅长会议，检查“第二期镇反”的经验教训。郎宗耀认为，这时的胡耀邦已接触到依法量刑的问题。虽然他在讲话中还没有提及“法治”概念，但相比于四川其他地区，川北在“镇反”中的死刑数量比较少，工作要稳妥一些。 这时的胡耀邦血气方刚，打破一个旧世界以后，还需要时间来思考和解决建立法治社会的艰巨任务。胡耀邦这时能做到的是，明确“捕人权”属于县以上政府。在这次会议后，整个川北仅胡耀邦一人掌握批准执行死刑的权力，“镇反”过火受到明显扼制。 从川北解放到1952年4月底，川北区镇反中对18758人执行了死刑，其中大部分死刑于1951年3——5月间执行。此后死刑明显减少。 1952年6月27日，胡耀邦在川北侦察科长干部会议上宣布，川北“镇反”“基本结束”。他说：“浮在面上的敌人基本肃清了，今后不会再有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了。” 胡耀邦喜欢享受一点小口福。战争年代他的职务算是比较高了，但是品尝美味佳肴的机会毕竟少。到南充以后，胡耀邦很快发现这里的麻辣毛肚火锅又好吃又便宜，就对郎宗耀说，找个什么地方好好吃一顿，打打牙祭。 郎宗耀做事爽快，带警卫员陪胡耀邦到街上找餐馆吃了一顿毛肚火锅。谁知吃过一顿就放不下了，胡耀邦有时会在晚上肚子饿时跑出机关大院，在街头小摊美餐一顿。有一次正在当街的桌上吃着，被公安厅长董弼臣一头撞见。董厅长是一个认真的人，事后叫来郎宗耀严肃批评说，你怎么可以带首长到街上去吃毛肚火锅呢，多不安全呀！ 郎宗耀表示接受批评，回来向胡耀邦报告。胡耀邦闻言一笑，以后就较少在马路边吃了。但他对南充毛肚火锅的喜好始终保持下去，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品尝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