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谈】从“国家教会”到“自由教会”：基督教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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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  福  音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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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终于读完了《基督教社会思想史》这本书，洋洋洒洒近五百页，是笔者去年八月在云南大理古城里的福音教堂图书部购买的。该书属于民国时期金陵神学院组织翻译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宗教社会学家特尔慈（1865-1923），用社会学的方式研究基督教历史。几年前笔者读过美国罗德尼·斯塔克教授的《基督教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也是一本以严谨的社会学视角研究基督教历史的经典著作。

两千年教会历史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有关教会历史的专著琳琅满目，而《基督教社会思想史》这本书的独特性在于，“以历史观点解释基督教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及其影响”。读了这本书，对教会历史有了更深的一些思考。

无论是上帝的救赎事工，还是基督教的发展历史，都不是在真空里展开的，而是在有血有肉的人类社会的时空里进行的。这就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基督教的发展既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整个宏观图景来看，基督教发展经历了两次历史大跨越，第一次是从原始基督教到“帝国基督教”，转折点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以及设立基督教为国教。第二次是从“基督教王国”（国教化）到“自由教会”，这一过程始于宗教改革，持续了上百年历程才最终完成。

在冈萨雷斯的《基督教史》也有类似布局，里面用上了这样的醒目标题：“帝国教会”（上卷第二部分）、“超越基督教王国”（下卷第三部分）。 

在第一次大跨越中，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强势的姿态并借用世俗权威塑造了整个欧洲的文化，并在欧洲形成了一个教会权威主导下的大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世界，每个臣民天然就是一位基督徒。

这一格局后来被宗教改革打破，但中世纪式的国教体制依然在新教阵营获得某种延续。路德宗成为日耳曼文化圈的国教，圣公会在英格兰绝对是不容置疑的国教，而在加尔文派占主导的新教加尔文派（改革宗）也呈现出国教的面貌。

虽然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思想已经显露出政教分离的火花，但路德宗被裹挟在德国诸侯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洪流里，无法摆脱国教的宿命。而在加尔文的政教观里，则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支持“纯正教会”。所以，原始加尔文派也有把国家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的理想。

真正践行“政教分离”原则的乃是重洗派。重洗派虽然也属于宗教改革阵营，但同时受到新旧教阵营的打击。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重洗派属于“小派运动”，和趋于国教化的新旧教形成鲜明对比。

重洗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而是由许多小群式的热诚基督徒组成，虽然其阵营里出现过千禧年式的宗教狂热，但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新元素。

除了主张“信而受洗”外，重洗派还试图建立一个由重生的基督徒按照自愿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教会，拒绝宗教上的强制性，更完全拒绝国家势力的干涉，当然也拒绝借助国家势力达成属灵目标。这在教会历史上是一大重大突破。

这一教会形态被后世称为“自由教会制度”，又叫“政教分离制度”，和“国家教会”是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的教会组织体制。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国教会（圣公会，又叫安立甘宗）内部出现了清教徒，要求进一步改革。这些清教徒里的激进分子后来脱离国教会而成为“不从国教者”，在国教会体制之外建立了新的教会，也采用了“自愿结合”原则，于是就诞生了公理会。

公理会更往前推进一步，各堂会是平等关系，教会里的牧师长老执事一般都由会众选举产生。当然，在那个时代，他们势必遭受逼迫。有的清教徒后来逃到了北美，比如著名的“五月花号”，也把这一理念带到了北美。

随着“自由教会”在欧洲的兴起，这一理念也影响到后期的加尔文派。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伯尔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的讲座把加尔文主义等同于“自由教会制度”，所指的不是日内瓦版的加尔文主义，而是后期接纳了自由教会理念的加尔文主义，这一新加尔文主义间接地带来了民主主义。这是日内瓦时期的加尔文所无法想象的。

如果说“国教版”基督教主要借用的是旧约神权模式，那么，“自由教会”强调回归新约和耶稣的教导，尤其是尊崇登山宝训，强调信徒个人对信仰的认信和经验，并在属灵上与世俗能分别为圣。“自由教会”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团契式教会。

在近代西方历史演变中，“自由教会”最终突破了“基督教王国”模式，并实现了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这就意味着，教会不再借助国家强制力要求人接受基督教，也放弃了把整个国家囊括到所谓基督教文明的“大一统”里的“理想”。换句话说，教会不再在地上寻求建立“人间天国”的实验。

而且，随着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节奏和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脱离教会的掌控。所以，“自由教会”的兴起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是祂的故事！

比如，美利坚合众国在建国之初就把政教分离原则写入宪法，明确规定拒绝设立任何国教。在无国教的美国实现了信仰自由，而教会只能以道德的和属灵的方式发挥影响力。这是不是正是新约圣经里的模式再现？

回归圣经，“基督教王国”模式并不符合新约和耶稣的教导，是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当然也有其历史价值。而“自由教会”更合乎新约圣经，从其实践来看也更像是一场平信徒运动，强调“人人皆祭司”，主张单单依靠属灵的力量和圣道的功用去改变人心，进而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

说到这里，略为谈谈已故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所谓“教會國度化”、“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看起来很美，但就其实质来说，还是停留在国教化的旧观念里，搬到中国可能是水土不服。所以，近年来这一概念也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提姆•凯乐的“恩典城市”概念。但这一“国教”梦想可能还保留在一些人的脑袋里。

总而言之，从“国教制度”到“自由教会制度”是基督教历史一大飞跃，一直影响到如今。在不依靠（或者压根不指望）国家权势“撑腰”的背景下，如何从新约圣经里找到定位和使命并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这应该是教会要思考的严肃议题。

    写于2020年4月8日

（后记：笔者向来主张，弟兄姐妹也应该学一点教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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