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放弃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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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弃的追问
写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书60年

© 金观涛／文

　　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阿伦特

一．宏大的历史视野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政治哲学家阿伦特1949年成稿的名著，经过了一个甲子的时光，简体字中译本于在200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件事情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性。从来，该书在某一国度出版，都意味着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在该地区进入一新的高度。事实上，该书的问世，曾促使极权主义的研究成为政治哲学的热点。60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检视有关极权主义的种种分析时，我认为：无论是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封闭社会的哲学概括，还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对党国体制的社会学研究，以及雷蒙．阿隆对意识型态统治的反思，所有这一切均不如阿伦特著作的视野深刻和宏大。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重要性在于从现代性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过程来探讨极权主义出现的原因。阿伦特力图指出：现代性存在着黑暗面，黑暗时代的来临有时是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极权主义体制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前是第一次全球化凯歌进行的太平盛世，当时人类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死亡数千万人口的大浩劫，以及纳粹德国和苏联的铁幕统治。阿伦特相信大灾难的根源必须到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发生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也就是必须追溯“极权主义因素”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的全球化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的，第一次大战的原因是民族国家主权的无约束性，在思想上则可视为帝俄和东欧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德、奥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冲突；再加上纳粹德国建立在反犹主义之上的意识型态恐怖统治，于是“反犹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及泛日耳曼主义”成为阿伦特重点追溯的对像。《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证正是围绕着它们展开的。它由“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型态统治）”三个逻辑环节组成。 
　　第一环节反犹主义意识型态的起源写得极为精彩。阿伦特指出，反犹主义和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排犹传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1870年以后在西方出现的新思潮。法国大革命后西方基督教共同体已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犹太人本已作为“国民”融入不同的民族国家之中；为甚么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西方又普遍出现了反犹主义呢？阿伦特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国主义”中，她展开了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变构的深入分析。19世纪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西方对现代化后进地区的冲击。阿伦特认为，正是资本的不断向全球扩张摧毁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当西方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征服殖民地输出资本和本国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控制广大殖民地的列强己不是现代社会刚形成之际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民族国家，而是帝国主义了。其民族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动下迅速变成了种族主义，它促使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泛澜，反犹主义只是其极端形式罢了！ 
　　接下来，阿伦特详细描绘了资本的扩张性如何把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人转化为追求私欲漠视公共生活的群众。暴民政治和极权主义体制如何在德国和苏联大行其道。假、大、空的意识型态如何在英雄主义口号下摧毁人的良知，形成洋葱般中空的极权主义统治。她的结论触目惊心，因为如果她是对的，现代性遵循全球化道路的发展存在着自我毁灭的逻辑。

二．反思和疑惑

　　阿伦特的著作引起了历史学家持久的争论和政治哲学家的广泛批评。最大问题是她的论证逻辑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在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包括种族民族主义都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积极力量，即使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亦是如此。没有泛斯拉夫主义，就无法理解俄国1850年以后放弃农奴制的改革和1905年后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同样，脱离泛日耳曼主义，也无法认识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奥匈帝国的现代化。 
　　更重要的是，离开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我们无法想像人类现代世界的秩序。为甚么民族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后会指向民族国家之间毁灭性的战争，而不是形成遵循国际法的民族大家庭？仅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其种族主义转向是缺乏说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斗权利论”诉诸强者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为弱肉强食辩护，有人认为它应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思想责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市场机制为上帝的法则，这本是19世纪全球市场形成的基本动力。正是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公理”，中国人在20世纪初接受了人权观念，并开始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接受意识型态统治、进入极权主义体制恰恰是在新文化运动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后。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理论最脆弱部分的是“帝国主义”说。现代意义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1870年后才出现在西方政治词汇中，其原意是用军事力量控制殖民地，并将其纳入自身单一的经济体系；暗含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1901年梁启超最早将民族主义引进中国以鼓励国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时，是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用的。从当时“民族帝国主义”一词盛行来看，“帝国主义”只是现代民族主义传播时主张西方现代文明教化的别名。马克思著作中从未用过“帝国主义”一词。“帝国主义”一词真正脱离现代自由主义语境是列宁1916年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一起传播。列宁之所以可以将帝国主义说引进马克思主义，是受到1902年出版的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的影响。但霍布森本人仍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框架中讨论帝国主义的。这样一来，阿伦特就面临理论上的两难。要不，坚持帝国主义说使她和她的反对对像站在一起；要不，她作为马列主义的不留情的批判者，就只能回到霍布森的原点，而不能证明帝国主义来自于民族国家的畸变。 
　　今天应怎样看待资本的输出？把个人“私产”（property）不断变成再投资的“资产”（wealth）是全球化的本质。如果它曾导致民族国家变为帝国主义，使公民变为暴民，我们又应怎样评价今日的全球化？反之，立足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验，人们自然会问：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帝国主义？这是否只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幻象？

三．反思和疑惑

　　其实，要阿伦特来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公平的。因为她主要是根据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来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阿伦特对苏联和正在展开的共产主义实践并不熟悉。如果把党国体制归为极权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远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所能概括的。德国极权主义意识型态源于种族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统治来自于民族国家的变构，这一点并无疑义。但苏联的意识型态统治却不是这样，它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其实，与其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型态是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是世界主义更为妥切。极权主义在东方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资本输出更没有甚么关系，相反，倒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失败与社会现代转型中发生的整合危机导致了党国体制。虽然从现象上讲苏联极权主义和德国有极大不同，但有一个深层要素却高度一致，这就是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个人权利这一核心价值的缺位。 
　　俄国东正教传统本缺乏西方新教中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性之批判，以“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为名否定个人权利是普世价值。当两者结合转化为俄国革命时，个人权利的缺位在苏联格外注目。现代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价值之上，如果在这三大价值中把个人权利抽掉，无论出现何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极权主义的性质必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现。我想，纳粹德国和与其对立的苏联，其极端差异中的相似正在于此。 
　　换言之，若将东方的经验加到极权主义起源的研究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一幅更为完整的图画。法国大革命后，现代性三大基础“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成熟。19世纪前半叶实为这三大价值转化为实践的时期，它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因为民族认同与个人权利并行不悖，民族主义的勃兴是和自由人权追求紧密相联。这时即使以种族为民族认同符号，因人权价值的存在，民族主义仍然是健康的。19世纪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均以“立宪”为标志，故民族国家建立亦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那么，被阿伦特视为民族国家开始畸变的1870年代发生了甚么呢？我们发现，这是全球性不受控制的经济危机。虽然早在1820年代商业循环已在英国发生，但全球性金融危机最早发生在1873年。当时，西方出现了金融“恐慌”，德国从1874年至1883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大难临头，几乎回到野蛮状态。全靠1880年代的各国军备竞赛挽救了大萧条。事实上，正是经济危机使人们怀疑市场社会的正当性，从而导致作为现代性基础的个人权利发生动摇。 
　　1870年代正是个人权利从现代性价值中退隐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用平等代替个人权利，而与个人权利分道扬镳的种族民族主义因此也越演越烈。对此，阿伦特有详细论述，只不过她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阿伦特的最大问题是将个人权利的失落视为极权主义兴起（或促使极权主义兴起的因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极权主义出现的原因。这一切导致她为拯救现代性所开出的药方是回到古希腊罗马共和主义中去。我想，这和阿伦特一直在边缘阐述问题有关，即她一直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现代价值的全盘否定并在19世纪的现代性失败中转化为实践的意义。阿伦特不能对马列主义在现代性中加以定位（但她又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不能不说是阿伦特的不幸，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受到她批判对象限制的最好例子。 
　　事实上，纳粹主义在德国的产生直接源于1929年的大萧条，这不仅是个人权利和民主宪政备受质疑的时代，还是马列主义勃兴社会主义在道义上完全压倒自由主义的时期。法西斯主义在这时出现是耐人寻味的。人所共知，法西斯主义举起左手打倒自由主义，举起右手反对马列主义。其本质正在于用抽取人权的民族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由此可见，现代性三大基础缺一不可，一旦否定人权，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结合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德国民族主义的畸变就是历史的教训。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的著作永远值得后继者反复阅读，因为正是自她开始，政治哲学对极权主义进行永不放弃的追问。今后的极权主义研究，必须站在阿伦特肩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阿伦特 著 / 林骧华 译 
2008.6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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