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是中国人，梵语是中国古羌人的语言

释迦牟尼佛诞生于尼泊尔国，早已得到举世公认。中国古代无数求法僧人曾到此朝圣，说明这是得到古往今来佛教界公认的结论。

那么，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人呢？或者说，他是什么人种呢？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释迦牟尼是中国人，正宗的炎黄子孙。

壹

释迦牟尼是尼泊尔的克拉底人。

《新编尼泊尔史》（【尼泊尔】阿里亚尔、顿格亚尔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

“克拉底人的第一个国王是亚拉姆巴尔。这个王朝有二十九个国王统治过尼泊尔。在第七个国王吉特达斯提的统治期间，据说乔达摩佛曾来到尼泊尔，住在斯瓦扬布山东面的普查格拉。他在那里收了一千三百五十个弟子，其中知名的有舍利弗、大目连和阿难陀。大约在公元前265年，斯图恩科在位期间，阿育王曾带着他的女儿恰鲁马蒂来朝拜乔达摩佛诞生的地方兰毗尼花园(现在尼泊尔的洛明达----译者)，同时也访问了尼泊尔。”

克拉底王朝，是从东方侵入尼泊尔的克拉底人建立的国家，这是尼泊尔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释迦牟尼正是生活在这一时期。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出生于一个小诸侯的家庭。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释迦牟尼家族是克拉底人中的贵族。不仅如此，他的最早的一批追随者，诸如舍利弗、大目连和阿难陀，都是克拉底人。

克拉底人，目前仍然是尼泊尔的主要族群之一，毫无疑问，他们是地道的“蒙古人种”。其实，尽管后来不断有各种人群进入尼泊尔定居，但是，至今，尼泊尔人主要是“蒙古人种”。

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为邻。历史上，尼泊尔曾长期隶属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因此，藏族学者非常熟悉尼泊尔的情况。上世纪早期的藏族学者根敦群培《白史》（法尊法师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7月，P17-18）指出：

“‘松赞’晚年征服‘尼婆罗’国……其所信奉之教法，亦有与‘苯教’相杂之内道(即佛教)，其语言亦唯是藏语之古名。彼等亦自许其种族，是从吐蕃所繁衍者。尚不至此，在‘尼婆罗’之中部，还有‘庞塘’、‘播塘’等西藏名称之地方多处。……又如尼婆罗本国语中，如‘眼’名‘弥迦’，鼻名‘内窝’， ‘手’名‘拉’等，多系由藏语转变而成，详参彼语，即可了知。”

这就是说，长期以来，尼泊尔人一直自认为他们是藏人的一个分支，和藏人同根同源，不仅在语言上相通，而且，尼泊尔流行的宗教（印度教、佛教）的核心词汇都是源于藏语。

贰

佛教的核心教义，是释迦牟尼佛血缘最有力的证据。

佛经中的圣地须弥山，实际上就在中国的西藏。

《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第十一：

“佛告比丘：‘须弥山北有天下，名郁单曰……须弥山东有天下，名弗于逮……须弥山西有天下，名俱耶尼……须弥山南有天下，名阎浮提……须弥山边有山，名伽陀罗……过金壁山已，有山名雪山，纵广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东西入海。雪山中间宝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中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阿耨达宫中有五柱堂，阿耨达龙王恒于中止。’”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我们不妨再看看唐玄奘的阐释《大唐西域记》卷一：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 （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出清泠水，给赡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陁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简而言之，按照唐玄奘的理解，须弥山有一个湖，位于大雪山以北、香山之南，它是恒河、印度河、阿姆河（缚刍河）、叶尔羌河（徙多河）四条河的的发源地。

这些河流，全是实名，而且，唐玄奘在西天取经的行程中，全部亲身经过，并记入了《大唐西域记》的行程之中，而且按照当时中国的认识，以为徙多河就是黄河的源头。

玛旁雍湖所在地

西藏学者甚至找到了现实的须弥山：冈底斯山。《苯教史纲要》（才让太、顿珠拉杰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如今来冈底斯山朝拜的香客有来自藏区、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克什米尔等不同国度的人，这就是神山文化向周边传播的结果。”（P30）

“旁边有玛旁雍湖和馨香山，四周有四条河流的源头，这四条河流且有明确的名称，从雍仲九层山西面的貌似大象的山岩的口中流出象泉河，又称徙多河；从该山南面的貌似孔雀的山岩的口中流出孔雀河，又称恒河；从该山北面貌似狮子的山岩口中流出狮泉河，是为印度河；从该山东面貌似马的山岩口中流出马泉河，又称布拉玛普特拉河。这四条河流各自汇集数百条溪流从雍仲九层山的四个方向最终流入大海。”（P78）

显然，释迦牟尼佛实实在在地告诉佛教徒，佛教的天堂就在西藏。

如果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种”的“印度人”的话，他会把佛教圣地、精神天堂确定在西藏么！

基本可以肯定，西藏是释迦摩尼家族的故乡。

叁

      稍加了解中国史籍，我们就知道，藏、苗、羌、傣等等所谓的“少数民族”，都是炎帝神农氏后裔。他们和汉人一样，都是正宗的炎黄子孙。（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划分出藏、苗、羌、傣等等“少数民族”的！）

       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本是炎黄后裔。我不知道依据什么将他们划为“少数民族”。

明朝时的西藏史书《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指出：

“（吐蕃）内部四族系，为东氏、冬氏、塞氏、穆氏等。据说由此四族系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故称以上所述为十二根本族系……内部四族系是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又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

毫无疑问，藏人，是地道的炎黄子孙。

肆

       南北朝以来的数百年间，国内无数人学习梵语，之后赴西天取经。到天竺之后，他们发现：在天竺的上流社会，梵语是通用语言。唐玄奘认为，中印度人所讲的梵语，才是最正宗的，属于普通话。

      数百年间，无数的梵文佛经，进入中国，被翻译成中文。到了唐朝，由于朝廷出面组织翻译梵文佛经，因此，唐代的翻译的佛经最多，质量最高。

       那么，梵语梵文，到底是一种什么语言文字？

1

      最晚从西汉晚期开始（不晚于公元元年），月氏人全面统治印度。月氏人的统治模式是封建制，也就是说，五天竺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竺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基本是月氏人。

       梵语，是五天竺的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而且，始终只是在上层社会，即主要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阶层流行。梵文的使用，与当地土著百姓的语言没有关系。这一点得到人们的公认。

       唐玄奘也记录了这一现象，《大唐西域记》卷十：

“(南印度)恭御陁国……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语言风调，颇有异焉。”

       南印度百姓的语言，与中印度的大不相同；但是，南印度多数地方的文字，却依然是与中印度一样的梵文。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包括佛经在内的诸多文献，在古印度地区，曾经有过其他多种文字。《大唐西域记》卷二也有这样的记载：

“遂古之初，文字繁广……梵王、天帝作则随时，异道诸仙各制文字。”

 “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

       由此推测，梵文是以梵天的名义，强力取代了其它多种文字的地位，成为印度地区的官方文字的。

       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梵文是月氏统治者强制推行的官方语言文字。

       事实正是如此。

       自后汉到唐朝的几百年间，进入中国的西域僧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 是，他们都以梵语为母语，传播以梵文书写的佛经。

       在天竺，唐玄奘仅与佛门、王公贵族有交往。在与他们交流时，使用的是梵语。

       令人吃惊的是，他讲的梵语，盘越国的人，即后来的大秦婆罗门国的人，也听得懂。

       如前所述，盘越国由中国傣人创建的一个国家。可是，在《大唐西域记》卷十，唐玄奘说：

“迦摩缕波国……语言少异中印度”。

       大秦婆罗门国的语言，与中印度的标准“梵音”很接近，但稍有不同。

      唐玄奘不仅用梵语与大秦婆罗门国君臣顺利交流，而且，还应他们的要求，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详情点击《古代印度的“大秦国”：中国移民创建的国家》）

       我们知道，在古代印度，梵语是统治阶层的语言。

        那么，月氏人征服印度后，谁是统治阶级？

        答案是唯一的：月氏人。

        月氏人征服印度后，“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特权阶层的人，是谁？

        答案也是唯一的：月氏人。

        梵语梵文，只能而且必然是月氏人的语言文字。换句话说，梵语，就是中国古代羌人的语言。因为月氏人本是三苗后裔，所以，使用梵语，能够不太费劲地与藏人、傣人交流。

2

      按照当今横行的“语言学”，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请注意，包括西方专家在内，均承认：汉语、藏语、缅语、傣语等，均为一母所生的语言。后面不再赘述。），梵语则属于“印欧语系”。

      按理说，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二者之间必然存在“鸡同鸭讲”的差别。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首先，学界公认，唯一可以准确还原梵文佛经原始面目的，就是佛经的藏文译本。因为藏文可以准确地转换为梵文。共确降措《论藏文》（《西藏研究》1 9 9 7 第三期）：

“藏文有一套转写并标注梵文的字母，藏文称‘昂依’。它肩负着双重职能， 即不仅用作转写他族的语言, 而且还标注他族的文字。在古代, 用它转写了大量的梵文古典文献， 同时也用它来标写外来语。用‘昂依’转写的古梵文经典著作, 有的在印度早已失散，但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当今藏区寺院经堂里, 还可恢复古梵文的原著面貌。‘昂依’ 原则上尽量采用一个藏文字母表示一个梵文字母的方法,有些特殊字则用双字母上下重叠的形式。为了明确音节界限也使用附加符号。”

        既如此，藏语和梵语怎么可能是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

       其次，佛教界的看法，与“语言学”绝然不同。这个世界上，最熟悉、最了解梵语的，莫过于佛教界。佛教界，尤其是说西藏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他们认为，梵语、藏语，是亲兄弟。据说，松赞干布派人赴天竺留学，他们返藏后仿梵文创制了藏文。

      第三，苯教人士认为，西藏在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文字。很可能是恰恰相反，梵文是源于古藏文。钵露罗国（勃律）属于西藏古象雄文明区的一部分。事实上，据《大唐西域记》卷三，唐玄奘发现：

“钵露罗国……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

       唐玄奘发现，钵露罗国的语言与其周边国家不同，而他们使用的藏文，与印度文字（梵文）“大同”。

      从时间上看，唐玄奘路过这里的时候，松赞干布主持创造的新藏文还没有诞生。

      事实胜于一切依靠雄辩而杜撰出来的“学术”。梵语与藏语非常接近，接近程度令人吃惊。《白史》：

 “（自创制以来）藏文之名词与字形，并无极大之改变。即现在凡是曾学藏文之人，观看古藏王时之碑文等，亦仍能粗知其文义。然在印度一千年前之‘笈多’文字，与现在通行之文字，却极不相同。”

“总之，图弥论师，是印度‘笈多’王朝统治印度时期之人。最稀有者，是与图弥同时，印度‘哈罗沙’王、‘鸠摩罗笈多王’、‘苏罗亚瓦门’王等时所制之铜牌等，现在印度到处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与藏文极其相像。稍远望之，竟似一手不熟练之人所书之藏文。即未学此种文字者，亦能多分读识。”

根敦群培说，由于印度不断地被大规模地入侵，统治者不断地更替，因此，和古代相比，当今印度的语言文字变化极大。

但是，一千多年来，西藏的语言文字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今天的西藏人，即便看到笈多王朝的文物上的文字，也多能认读个大概。

无疑，所谓“梵音”，其实是中国古音。

释迦牟尼佛是炎黄子孙，讲中国早期的一种方言，具体来说就是古羌语。

3

      无数事实证明，汉语、藏语、苗语、羌语、傣语等等，源于同一种语言，如今，都不过是一种方言罢了。这些语言，越是在古代，越是接近，差异越小；越是晚近，差异越大。

      《梵语千字文》一书，是唐代佛教界所编撰。我据此，梳理出以下不同类型、相对简单的四组的文字，供大家参考。

        梵文是拼音文字。

       几种本来差别不大的方言，如果各自分别使用拼音文字来表达，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后，几种方言之间的差异会很大，会令人觉得这是两种毫不相干的语言。

      “同音字词”，在汉语中，是一种普遍存在，汉字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于拼音文字来说，则是无法解决巨大难题。

       比如，在上表中，“母”、“莫”、“墨”、“馍”，要想用拼音文字表达出来，唯有分别给它们添加前缀或者后缀，以示区别。于是，单音节变成了多音节。

       不过，只要舍去其前缀、后缀，便可大致还原该语言文字的本来面目。

       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组：纸、墨，当是唐代时从中国传过去的。直接借用汉音，但添加了尾音。

        第二组：两个纯粹的古音古意的单音节文字。

        第三组：这两个称呼父母的后缀音，则可能来自天然的发音。

       第四组：是五个以“拿”作为后缀音的词。省去“拿”，与汉字的音、义基本一致。

        不难看出，梵语与古汉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至于藏语与汉语的关系，相关文章多多，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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