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一本有4000个汉字、却一个都读不懂的奇书

普通人看艺术，总以为是有距离的。无论艺术本身姿态高低，只要撞见“艺术”二字就作势后退，惯性将它束之高阁，当做无法理解、也无需理解的东西。

在《开讲了》现场，一位青年代表提到自己看不懂徐冰的展览，于是问“我怎么才能看懂艺术？既然艺术是为了人民，那当我看不懂的时候它又为我做了什么呢？”另一位代表立即反问“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他答：“我花钱进去，总得看到点什么吧。”

要么彻底敬而远之，要么太想从中有所获得，“艺术”二字对普罗大众来说有种冷漠又暧昧的尴尬。这种尴尬和矛盾，也是徐冰一直以来探讨的问题。

徐冰

12月15日，由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影响中国”2017年度人物榜单在北京揭晓，徐冰被选为“年度文化人物”。颁奖词提到，他的作品始终有种观看时代的锐利视角。

他向来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假大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艺术家的姿态从杜尚的小便池开始变得怪异。“杜尚的革命是了不起的，把艺术和生活拉平了，但他同时留给艺术家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是艺术家，我所有平庸的或惊世骇俗的举动都是深刻无比、价值连城的。由于这个特殊身份，有些艺术家可以对艺术质量不负责任，用故弄玄虚的把戏取代艺术创造，这是当代问题的主要根源。”

而他希望他的作品是平易近人的，是欢迎观众进来的，而且进来之后会感觉到这件作品的与众不同，对思维有启发。

被世界各国出版，却完全不用翻译的奇书

《地书》

提起徐冰最平易近人的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地书》。这是一本任何国籍、文化水平的人都能阅读的奇书。它抽空了“文字”的概念，重新定义交流。

徐冰的灵感来源于飞机上的安全说明书，从那些印满图识的小册子中，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共识”。几年后，他又受到口香糖包装纸上图识的启发（用三个小图表示请将包装纸扔到垃圾桶里），决定用图识的方式制作一本故事书，让无论国籍如何、文化高地的人都能阅读。

《地书》

“《地书》这套标识文字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超越现有知识分类和地域文化的。它不对位于任何已有的文本知识，而直接对位于真实的生活逻辑和事物本身。对它的识读能力不在于读者的教育程度和书本知识的多少，也不必通过传统的教育渠道获得，而取决于读者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

不管什么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有当代生活的经验，就可以读懂这本书。文盲可以和知识人一样，享受阅读的快感。”

借由这本书，徐冰想表达对当今文字趋向的看法和普天同文的理想。不过“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 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而有趣的是，《地书》亦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返祖。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图识被发明出来，代替文字表达感情。如今，甚至聊天的时候要是不发表情，话题就难以接续下去。而信息爆炸对每个人学习能力的挑战，也促使传统学习方式快速转换为图识学习方式。“可以说，今天是新一轮的象形文字时期。”

徐冰觉得“象形文字”的“返祖”既是文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又带着一点荒诞和悲哀。而《地书》中虽然有他普天同文的梦想，也暗含着对文化进程持疑而反思的姿态。

乍一看是汉字、细看是英文

《英文方块书》

同样极度亲民化的作品是《英文方块字》。它和著名的《天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乍一看极具中国书法之美，而具有亲切感，但仔细看，却一个字都认不得。

而和《天书》不同的是，这本书其实是可以阅读的，只不过需要换个方式。它很好地实践了徐冰让大众进到艺术中去、再被打破思维的想法。

which is infinite——Xu Bing

这些形如中国书法的“字”，实则是英文字母的书法化变形与重组。它彻底打破了人的思维惯性：乍一看熟悉，细看不相识，但转化角度再看，又读懂了。

“我借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补习班的感觉，把这件装置设置成一个可参与的‘书法教室’，教室里有课桌椅，有黑板，有电视教学设备，有教学挂图，有教科书，有笔、墨、纸、砚。观众进入一间‘中文书法教室’，但参与书写后发现，实际上是在写他们自己的文字——英文，且是他们可以读懂的。这时，他们就得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既能唤起每个人学习的记忆与愿望，也能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

《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

这个教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展示过。展览过后，《英文方块字》系列被澳大利亚等地用作智商测试题，香港某些企业也把它用作了招聘试题。还有不少当地的学校向徐冰购买“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他们认为这个教室能让年轻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同时又可扩展他们的思维。在上完课后，一个日本孩子说：“从今天起，我知道了，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过去我所学到的知识。”

拥有4000多个伪汉字的假书

《天书》

相比前两件作品，《天书》似乎不那么平易近人。无论乍看还是转换角度看，就是让人读不懂。但正是这份无差别的陌生感，消除了地域、阶级、文化水平的差异。它亦是平等待人的。

《天书》是徐冰的早期作品。“那是1986 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别的事情时,却想到要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第二天早上醒来想到这件事仍然很激动—连续许多天都如此；几个月过去了还是这样。而每次激动，思维也跟着激动起来，不断地为这个想法附加各种意义，它的‘重要性’在还没有动手之前就被放大了。”

带着这种激动，徐冰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它们有汉字的结构，却并不能读。他把这些字用木刻的方式制成“书”，它同样有书的严密逻辑和结构：册序、页码、题目、总目、分目、总序、分序、跋文、注释、眉批以及段落终止,等等,在“没有内容”中布满了“内容”的密码。

这项工作花了他整整四年，就像是用极其严谨、庄重、满怀热情的态度做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但它的意义正在这表面的无意义中。

徐冰在制作《天书》的过程中

徐冰一直在思考文化与人的关系。在作品《一个转化案例的研究》中，徐冰设计让两只皮肤被印上文字的猪在展厅中、围观群众的注视下自如地交配。可它们自如、赤裸的行为却令观看的人类感到不适。一位观看者直白地说：“我感到恶心”。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人类无非是进化得更有文化的“猪”，却因为文化的限制，而再不能自如地面对自己、他人。那么文化加注在人身上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该有选择地打破？

《天书》从某种程度上看有相似之处。文字是文明进程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今，它与人的关系却十分怪异。

当代人面对文字似乎有种进不去、也出不来的别扭。文字本身被去意义化了。这和徐冰成长的年代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对文字有敬拜情节，字是神圣之物，带字的纸是不能秽用的,必须拿到文昌阁去‘火化；，这种‘惜字纸’的传统真怪。每个初被教化的人,必须先用几年时间牢记上千个字形,正襟危坐描红临帖,要写得工整。你想成就仕途功名,先好好拜上几年文字再说。 ”

但是这种敬畏逐渐丢失了。

“在我这代开始学写字时,正值简化字运动,一批批新字的公布、旧字的废除,对新字的再更改和废除,对旧字的再恢复使用,把我们搞糊涂了。从而在我们最初的文字概念中,埋下了一种特殊的基因：文字是可以’玩’的。”

而如今，火星文等网络文字的出现更让文字经历了持续性的颠覆。大多人面对文字时都有种读不出、识不得的尴尬。在这样的处境中，文化、文字的意义重新被审视。

《天书》

作品展出后，有老师遗憾地说“徐冰这么聪明的孩子误入歧途了”，不少传统学者视之为鬼打墙的艺术。但也有人激动地感叹：“我感到了文字的尊严！”

徐冰认为：如今“文字有点像一种用品，使用和消费是核，但外包装有时却更有文化内容。”

“‘真文字’是被世俗滥用的。‘伪文字’抽空了自身的部分，就剩‘服装’了。当文字离开了工具的部分，它的另一面才显示出来。书法的了不起也在于此：它寄生于文字却超越文字，它不是读，是看的，它把文字打扮成比文字本身还重要。”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天书》是对阅读和文化的警觉。

徐冰的许多作品都关于汉字。“我懂得触碰文字的作用，我的触碰充满了敬畏，也夹杂着调侃；在戏弄的同时，又把它们供在圣坛上……通常文字通过传意、表达、沟通起作用，我的‘文字’却是通过不沟通、误导、混淆起作用。我总说，我的‘文字’不是好用的字库，更像电脑病毒，却在人脑中起作用——在可读与不可读的转换中，在概念的倒错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知识概念被打乱，制造着连接与表达的障碍，思维的惰性受到挑战。”

在对文字的颠覆与重组中，他努力打破一切限制，用最初、最原始的眼睛去看世界。往浅了说，这些艺术作品是颠覆思维惯性且亲近大众的，往深了说，它们都象征着他想用力去还原的、对待世界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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