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雋 譚五昌｜ 詩讀物出版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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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鶴圖，宋徽宗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2004年8月83期

譚五昌，江西永新人。詩評論家。199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當代文學博士學位。在《大家》、《南方文壇》、《山花》、《詩探索》等國內刊物發表文學評論數十篇。編著有《中國新詩300首》、《海子詩作精品賞析》、《詞語的盛宴──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合編）、《秩序的生長──後朦朧詩文化詩學研究》（合著）、《譚五昌的詩》等十餘種。

詩讀物出版怎麼啦

向雋 譚五昌

　我國是泱泱詩大國，但在目前繁榮的出版領域卻受到冷落，少見的詩讀本甚至中小學語文教材，其選目也因為缺乏對優秀新人新作的關注而顯得陳舊不堪，對繁榮我國詩創作和提高大眾的文學欣賞水平十分不利，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最近在北京大學的一間咖啡館，就詩出版及編選研究等問題，記者同熱心致力于詩研究和出版的詩評家譚五昌先生進行了訪談。

　記者：在繁榮的書市上，唯獨詩出版物是難得一見的“少數民族”了，而你對編詩讀物情有獨鍾，成為國內少有的現象，你怎麼解釋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

　譚五昌：的確如你所言，在當今繁榮的書市上，詩出版物已成難得一見的“稀罕之物”或“少數民族”。詩出版物在國內圖書市場的“邊緣”地位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現象很早就引起了我的深切關注。在當下的圖書市場，大量的具有商業炒作價值的圖書佔據了“主流”地位，吸引了大眾的目光，煽動並迎合了他們的消費慾望，而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此類具商業文化性質的圖書的“擴大再生產”，形成了一套“文化生產”的社會機制。從“文化定性”的角度來看，在當今市面上流行或暢銷的書籍大多數屬於“大眾文化產品”的範圍與行列，是一種“快餐式”的“文化讀本”。它們要麼滿足了大眾讀者的某種“窺視癖”，要麼滿足了大眾讀者“尋寶”、“獲美”這樣具有強烈功利目的與色彩的“文化幻想”。總之，這種出版與“閱讀現狀”如果無限延伸的話，必將導致整個社會成員精神狀況“庸俗化”的出現與加劇趨勢。

　在這裡，我並無全然或者簡單否定“大眾文化”讀物的意思，我只是認為不能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在品種豐富的圖書市場上，品味純正的文學與藝術類書籍也應給予一席之地。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維持圖書出版結構上的合理與“平衡”，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維持整個社會成員知識結構、精神結構的合理與“平衡”，或者用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表述，讓每個社會成員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而詩作為傳統意義上一種最高級的文學藝術形式，對於民族精神的表現與傳承無疑是不能被其他東西所取代的。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真正意義上的詩人都被視為民族精神或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因此有人認為，一個不需要詩人和詩的民族是一個悲哀的民族，因為詩人在此扮演了凸現與維護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尊嚴的光榮角色。出於上述認識，這幾年我便集中精力選編中國現當代詩人的優秀詩作品集子，意在給大眾讀者推出幾道品位高雅的“文化大餐”，喚起大眾對中國現當代詩人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與精神價值的高度重視，也由此重新建立中國現當代詩人的良好形象。

桃鳩圖，宋徽宗

　記者：請介紹一下你在詩出版方面的成果，有什麼特點？最有影響的是哪幾本書？你對你的閱讀對象怎樣“定位”？

　譚五昌：自1999年迄今為止，由我本人獨立選編並出版的詩集有《中國新詩300首》、《海子詩作精品賞析》、《2002年大學生最佳詩歌》，與他人合作選編與出版的詩集有《詞語的盛宴──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百年中國兒童詩選》等。上述出版的詩集幾乎均為大型的詩選本，薈萃了現當代有影響力的詩人的精品力作，以規模大、檔次高為其主要特色。

　由於個別詩選本剛出版不久，尚未獲得明確的信息反饋，所以不好作“自我評估”。就目前而論，我所主編的詩讀本影響最大的當數《中國新詩300首》、《詞語的盛宴──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詩人作品精選》以及《海子詩作精品賞析》。尤其是我主編的《中國新詩300首》，由於是一部全面總結20世紀中國新詩創作最高成就的“經典”性大型詩選本，問世以後反響強烈，不僅引起了詩行家們的重視與關注，也受到了詩愛好者的普遍好評。而且，《中國新詩300首》一書在海外也產生了影響。比如，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將此書收藏，香港的大、中學將此書中的許多作品作為詩教材……由此可見《中國新詩300首》一書所具有的影響力。

　關於閱讀對象或讀者的“定位”問題，我的思路可以說一直是比較明確的。我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且具有一些基本詩藝術素養的人群作為自己的“讀者群”，具體一點說，我是以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等“青年學生群體”，以及詩人、詩研究者等“專業讀者”作為自己的“核心”讀者群體，從而帶動、影響或培養其他人群對於詩的閱讀興趣。我意圖通過這樣的讀者“定位”，努力解決詩教育中的“普及與提高”這一任務艱巨的“現實難題”。

耄耋圖，宋徽宗

　記者：你認為當前的詩讀物出版和相關研究存在什麼問題及障礙？

　譚五昌：關於當前的詩讀物出版，我個人認為存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是許多選編者對於讀者的“定位”把握不準，或者說缺乏明確的選編目的。不少選編者心目中並無面目比較清晰的讀者群體，選編起作品來便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最終可能變成了一種“大雜燴”式的東西，使自己的選本變得毫無特色。深究起來，這與選編者本人對於某一讀者群體的閱讀趣味及藝術修養等情況缺乏基本的了解有關。比如說吧，某位編輯者原來想編一本適合中學生閱讀的詩讀本，但編出來後可能既不讓中學生接受，也不讓小學生或大學生喜歡，沒有某個“讀者階層”去認同它，這是讓人苦惱的事情。第二個問題是出版界對於詩讀物的出版往往重視不夠，具體的表現便是對於詩讀物的出版在宣傳方面“用力不夠”，潛意識中可能把出版詩讀物當成某種“出版義務”，從內心講可能並不十分樂意去做這種事情，媒體在這方面的表現與出版界構成某種“呼應”關係。對比一下出版界與媒體對於一些具有商業性“煽情”效果的小說與紀實類作品的“宣傳”熱情，情況就變得“不言而喻”了。

　至於詩出版物的相關研究，情形也是不容樂觀。這首先與詩讀物出版在出版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加上從當下的社會文化環境來看，人們對於詩讀物的閱讀興趣普遍比較淡薄。我以為只有詩讀物出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時，與之相關的研究才會出現一種相應良好的局面。

　記者：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出版社對詩的正式出版缺乏熱情時，民間的詩報刊和自費詩集卻表現得紅紅火火。那麼，對於當前的詩出版和交流，你有什麼建議？你認為詩與大眾閱讀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才能更有利於中國詩的生存和發展？

　譚五昌：不錯，目前詩讀物的出版確實存在這麼一種有趣的現象，一“冷”一“熱”形成了鮮明對比。“冷”在出版界對正式出版詩讀本的“冷淡”態度，“熱”則是所謂“民間”詩人們自費出版各類詩讀本的“熱鬧”局面。後者的“熱”更反襯出前者的“冷”。這之間存在一種“不平衡”的關係。不過，“民間”詩人們編輯與出版各種詩刊、詩集在內部交流方面做得比較好，基本上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不過它們之間的內部交流大多僅限於圈子裡，沒能進一步擴展到直接與國外同行進行詩文化的交流。在這一方面，由幾位重慶詩人編的一份國際漢語民間詩刊有出色的表現，它同時採用外語（英語）和漢語發表或譯介本國及外國詩人的作品，已經在西方詩界產生了影響。從這一角度看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各類詩讀物也很少被翻譯成外國語，達到與外國詩人及讀者進行“共時”交流的效果，而這也與我國優秀詩翻譯人才的“短缺”狀況有關，這種局面亟待改善。

　詩與大眾閱讀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恰恰是老生常談證明了這個問題“歷久彌新”的“現實性”與“重要性”。在我看來，詩人應和大眾讀者保持一種平等的“對話”與交流關係，至少不能擺出一種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態，而一味以高深、晦澀的詩作品有意拉開與大眾讀者的心理距離，造成大眾讀者對於當代詩的深刻隔膜與疏離感。當然，也不能有意迎合大眾讀者低級的閱讀心理和文化趣味，導致詩及詩人尊嚴的喪失，現在有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詩讀本就存在這種傾向。這就要求詩人及詩選家正確擺好詩與大眾讀者之間的位置。我認為，當代詩人們應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自覺以態度嚴肅且具藝術品位的詩作品達到與大眾讀者的心靈溝通，進而產生認同感，先在“普及”的基礎上做好“提高”或提昇大眾讀者的詩藝術鑒賞水平的工作。惟有如此，中國當代詩的生存與發展才能獲得一個穩固的基礎，詩創作與詩出版的“同步”繁榮局面才有望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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