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议程
导读
过去三十年间，人类学家对地缘政治的讨论热情日益增长，民族志随之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常用且合理的手段。然而，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脱节之处，该文献由人类学家撰写，其目的是将此前的成果放入一个程序化的对话中，回顾地理学者与人类学家的经典著作，重审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对象和议程，期望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提升相关地理学者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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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at, B. (2022). Geopolitics as an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agenda. Geography Compass, 16(7), e12649.
引言
许多政治地理学家和批判地缘政治学者早就指出，地缘政治无法被快速定义。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地缘政治通过以简单的解释来应对复杂的世界吸引着权力范畴内的人。在研究地缘政治行为者（无论是精英、专家还是外行）如何通过话语、想象、实践以及表演为抽象空间注入地理意义时，将日常实践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民族志研究极具成效。
几十年来，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方式从民族志的角度研究地缘政治。现在是时候将这些脱节的成果投入到程序化的对话中，思考如何（重新）审视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议程。该文献所说的民族志方法，主要是指研究人员在其舒适区以外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长期沉浸于他人生活的语言和文化当中进行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采访、非正式对话，以及纪录片和档案工作。该文献回顾了相关学科关于地缘政治的经典著作，发现虽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越来越关注从日常生活当中研究地缘政治，但从根本来看，这些研究仍有待考究。该文献最后通过对地缘政治的讨论，来推动民族志方法在同源学科当中的使用。
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研究问题和地缘政治存在的问题
地缘政治再一次迎来了极大的热度，它常常以叙事、图像、政策等形式被专家们生产出来，快速浏览你的电视屏幕或推特主页，你将会发现这些专家通过解释诸如全球疫情，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及亚、非、欧的食物、能源、气候危机等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果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地缘政治的受众不仅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同时还包括广泛的公众。
地缘政治的重享盛誉（或者，应该说，臭名昭著）与之预言和治疗功能有关，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学者认为：“地缘政治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世界将如何发展、未来的威胁将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并提供了处方”。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治疗功能来自于它看似有能力向那些权利末端的人保证，只要严格遵循专业的预测和指示，无论事件如何发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该文献在预言和治疗功能基础上添加了第三种解释：吸引力。即权力的主导者会想方设法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公众，以吸引公众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为此他们宣称对历史事件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能够使我们从不确定性中找到看似合理的前进道路。
回顾近期的几个大事件，2019 年 9 月，当时的欧盟委员会候任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她的新内阁介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她承诺“将采取大胆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欧盟（EU )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确定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成为他国可靠的邻居，例如在对待非洲问题时。几个月后SAR-CoV-2席卷全球，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回归地缘政治，将病毒归咎于中国。尽管疫情蔓延与中国无关，但特朗普此举标志着针对中国的新贸易政策和计划的到来。在远离全球北方的地方，尽管疫情使人类（无论是难民还是军事人员）的流动变得困难，但在此期间区域冲突重新被点燃。从中印边境的喜马拉雅地区到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冲突，再到地中海（未）划定的海域以及最近在乌克兰的能源和气候问题导致的邻里冲突，使用威胁、暴力来控制人民、土地及其资源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这些国际事件的各方解释——无论是国家批准的、学术认证的还是自我构想的——都获得了更多的媒体传播和公众关注和更多人的参与。
从表面上看，这些（言论）行为和（暴力）行为似乎反映了国家行为者“关于世界政治的话语，特别强调国家竞争和权力的地理维度”，这符合古典地缘政治的意义。然而，由于对欧盟长达数十年的民族志研究，我们意识到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真相，无论是公共移民问题还是难民政策，委员会呼吁为整个欧盟打造竞争力，但事实是为其自身创造竞争力。同样，即使特朗普没有在美国引发反亚裔太平洋岛民 (anti-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AAPI)的仇恨，他的中国立场也将公共卫生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混为一谈。虽然可以说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同他的恐华症，但主流媒体对反亚裔的报道越来越多，这将会放大AAPI的声音以及他们对亚裔激进的仇恨。除了美国之外，民族志学者还观察到，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活动的新趋势，例如“一带一路”项目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孔子学院一类的文教设施建设。从美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举措将会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至于区域政治的安全问题以及海陆边界的军事化问题，传统地缘政治从国家权力的维度出发已经很难解释一些新的载体、工具、行为者在以上冲突中日益凸显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从跨国公司、私营企业、媒体等中观载体去追踪宏观层面的问题。
毋庸置疑，在揭示资本以及权力运作的幕后推手和关联因素时，我们不能过于简化这些问题，例如在雇佣兵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主体性，而不是将他们贬低为仅在利益驱使下受国家行为者操控的枪杆。民族志方法具有启发性，它的探究模式促使我们关注一些无人问津的问群体，为我们提供多维的分析视角，不同的行为者都可以被看做是事件的主角。民族志研究为传统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更具批判性的方法，向更底层的问题发起冲击。
政治地理或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并不陌生，但长期以来的内部分歧似乎阻碍了这种方法的发展，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对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发起了谴责，他们认为批判地缘政治所采用的“精英主义、性别化、非具身化的研究模式”更多关注于“国家”层面的问题，而将地缘政治当中的非精英行为者，例如妇女、移民、难民、边境居民等隐形化。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过分地将身体和具身实践作为日常现象来研究有可能会忽略全球层面的霸权结构以及重大事件的影响力，这也引发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共鸣。
该文献认为，以行动者为导向的地缘政治的民族志方法可以帮助纠正这种小与大、本土与世界、结果与原因的二元对立，削弱批判地缘政治的功效。作为一种政治批评，将其纳入“地缘政治进程对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和后果，清楚地感受霸权地缘政治将身份和道德铭刻在各个社群的身体上的力量”。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不诉诸于非具身化、精英主义、国家主义、性别歧视的情况下推动地缘政治背后的政治项目。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审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对象和议程。
与地理学一样，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将地缘政治看做是国家行为者创造的宏大叙事和霸权项目，地理学和人类学甚至都助推了这种文化或空间霸权的生产，例如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他者”知识被少数人用以征服多数人。每个学科都试图直面自己过去（和当前）所参与的地缘政治项目，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作为人类、学者或其他群体的一员，复杂的身份能够帮助他们批判地思考地缘政治对谁、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何重要。要将地缘政治问题视作关系及意义构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什么是地缘政治），需要关注所有地缘政治参与者（无论是精英、专家、专业人士还是外行）的话语、实践和主观性。
地缘政治曾经被认为是精英和政客的专属领域，但随着各个行为者参与构建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使其变得更为民主化。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传统的（国家官员、政治顾问）和新的（非国家、企业或非人类）地缘政治行为者如何从地方与国家、地方和全球维度构建他们的权力、知识和文化。在地理学中，这种更贴近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被称为流行的、日常的、平庸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化的、从属的、另类的地缘政治。当我们进入到生活实践的领域中时，将地缘政治纳入民族志议程变得更加迫切。
来自不同地方、国家、区域的人们如何通过其对地缘政治的解释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来看，地缘政治最终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人类学的研究通常以平视的视角，而不是俯视视角，因此民族志关注所有参与者的世界观、日常实践以及他们对未来预测，这要求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花费足够的精力融入这些参与者的社群，学习他们的语言，适应他们的生活。在早期发起这样的呼吁后，地理学家积极投身于民族志田野工作中，包括研究地缘政治权力如何被空间化以及新的地缘政治行为者如何参该过程。其中，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加入推动了“身体处于地缘政治的核心”这一观点。在传统上研究非精英、非国家生活的人类学家逐渐将地缘政治视为基于地方的、生活化的现象——尽管很少有人会使用这个术语本身来构建他们的研究。
通过将地理学（聚焦于权力如何被空间化）和人类学（强调权力存续）纳入对话，该文献并不打算讨论对民族志的定义，而是强调了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主题，这些主题是两个学科的民族志研究的共同兴趣点，他们使用民族志数据收集方法并在民族志中传达他们的发现。
当前，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末端的人如何在国家、国际和全球权力所划分的空间中实践、生活，以及如何颠覆这种权力空间。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作出许多努力，该文献提出了一个与民族志互补的方法，即研究权力顶端的人如何“自上而下”推动相关举措。民族志学者需要给予那些支持“自下而上”的公众同样的关注，以使他们能够应对或独立于“自上而下”的霸权地缘政治。同样重要的是，针对那些权力顶端的人，去探索他们的权力和能动性的局限。
尽管政治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讨论不同尺度和范围的地缘政治，例如城市地缘政治、水和海洋地缘政治、极地地缘政治、沙漠地缘政治、地下地缘政治，在这文献中，地缘政治是在普遍理解的范围和尺度上进行探讨的，也就是文化、权力和领土在国家间的纠葛。该文献的主题包括：a.国家和民族在边界、跨境地区的形成和消解；b.地缘政治基础设施；c.军国主义文化的流行、规模化的战争、普遍军事化、流动的安全性等。一方面，边界、战场和军事基地是观察古典地缘政治运作的典型地点。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共同的线索和地点，学者们发现那些生活和生计不稳定的人变得越来越焦虑。
该文献将围绕这三个主线回顾地缘政治的民族志著作，描述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如何通田野调查（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条件）来实现长期文化沉浸；他们从人种学工具箱中创造或使用了哪些具体方法来收集数据；以及他们在进行研究时建立了哪些空间、文化和政治界限。
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的地缘政治
边界和跨境区域
世界体系的研究框架在早期的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究中有很大影响，但随着这种方法的过时，学者们将边界、跨境区域主义、区域化作为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场所与主题，通过贸易、流动和基础设施来研究地方、省份、国家和区域层级的政治家、行政部门和安全部门以及普通的创业者对边界和跨境地区的文化和地域性的构建与解构。政治地理学家转向对地缘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主要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人类学家主要通过从日常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其运作，因为地缘政治在边界地区被生产、实践以及颠覆。
政治地理学家尼克·梅戈兰 (Nick Megoran) 提出中亚民族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边界传记》（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A Biography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Boundary）呈现了民族志研究和写作的脉络。依靠过去20年间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人居住的费尔干纳山谷地区实地考察所收集的数据，Megoran使用民族志来“突出精英和日常政治地理想象之间的差异”。中亚的民族主义从“中心”和“边缘”讲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该地区的国家建设故事，将精英地缘政治与非精英地缘政治并置。
通过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访谈，分析其公开话语，以及进行了包括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在费尔干纳河谷三个边境城市和地区的参与式观察在内的民族志研究，Megoran调查了独立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在社会主义之后，这个区域的种族差异越来越被编纂、空间化，以及界定和感知为无法弥合的差异。这本书表明，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地区设置的（物理和象征性的）国家边界，两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逐渐被更明显地感知到，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精英话语与费尔干纳当地人的底层话语相互碰撞。最终，边界得以保留，但是以当地的生命、生计以及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为代价。
中亚民族主义补充了人类学家马德琳·里夫斯 (Madeleine Reeves) 的《边境工作：中亚边境国家的空间生活》（Border Work: Spatial Lives of the State in Rural Central Asia），这是对费尔干纳河谷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生活的自下而上的民族志记录，记叙了关于“国家”主权及与“国家”相关的物质资源的冲突和竞争过程。与Megoran关注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同，里夫斯通过各种治理和防卫技术工程（例如，大坝、道路、关卡）等研究表征或物理的边界的形成与消失。
萨拉·史密斯（Sara Smith）的《亲密地缘政治》（Intimate Geopolitics）是最近这一领域最清晰的作品之一。是女性主义批判地缘政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将身体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场所和批判地缘政治分析的对象，以此说明女性的身体和他们的生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已成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开展民族主义领土争端的场所。该书以作者的家庭和亲属关系为基础进行长期民族志田野调查，有力地展示了女性如何拒绝成为地缘政治争端的被动接受者，并且积极参与地缘政治知识的生产。
总而言之，边境学者已经表明，不能单从表面看待由国家权力划分人民、土地及资源所形成的领土化。通过经济、贸易和人员流动对（自下而上）跨境区域化和（自上而下）区域主义进行中观层次的人类学研究，能够自然而然地消解不同尺度的精英地缘政治，已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
基础设施作为地缘政治工具
研究边界基础设施发展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发现精英地缘政治和非精英地缘政治之间的差异研究十分重要，基础设施由于其规模大，人们观察到的差异也就相当大。
地缘政治基础设施是为促进跨区域和领土的特定利益而规划、建造或改造的关系网络。巴拿马运河、英吉利海峡隧道、厄勒海峡大桥、亚丁湾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地缘政治基础设施的突出例子。物流基础设施也是如此，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管道或边界墙/围栏和关卡，国家内部争议空间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可能出于地缘政治动机。此类基础设施有能力为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国际实力和跨境霸权项目做出贡献，因此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在成为专业知识、政治偏好、特定利益的载体时，往往被赋予地缘政治的含义。
在《物质政治：管道争议》（Material Politics: Disputes Along the Pipeline）中，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关注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 (BTC)石油管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基础设施。为了印证作者所定义的“地缘政治田野工作”或研究，巴里对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内部公开文件进行了文本分析，对相关纪录片进行了景观分析，深入田野展开了6个月的实地考察，对项目顾问、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BP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大公开，据巴里所言，BP此举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资本主义或企业透明公开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因为企业需要管理、控制甚至是阻止公众关于基础设施的言论。促进这种透明度是为了将公众言论引导至某一特定的焦点上，以避免引发大范围的关于社会公正或财富再分配的言论，BP公开的档案中充满了技术科学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信息的“缺场”是为了掩盖公众言论的潜在目标。即使这本书并没有严格遵循民族志研究长时间沉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要求，但其仍然很好地传达了民族志在围绕地缘政治问题时的敏感性。
《协作危害：中国全球化的实验》（Collaborative Damage: A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of Chinese Globalization），尽管不是与地缘政治基础设施直接关联，但对于想要了解当前地缘政治如何与基础设施结合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该书作者对中国在蒙古和莫桑比克的海外投资建设项目展开了及其艰巨的调查，这本书的一个启示与学术界所预期的“对连通性的迷信”恰恰相反，与国外分析师的预估不同，无论是中国的项目经理、工程师，还是蒙古、莫桑比克的官员，或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致力于将几个地方联结为一体，而是在自己所处的空间内各自发展。这一观察证明了民族志方法的价值，该方法优先考虑经验的、有根据的数据，而后根据观察所得信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最后，该书成功通过中国基础设施发展主义阐述“中国世纪”的地缘政治元叙事，指出中国项目的分散性特征，中国并不试图通过整体连贯的规划来征服世界。
受此类关于地缘政治基础设施的民族志著作以及作者早期关于土耳其和欧盟外交官和游说者就土耳其欧洲化的条款和条件进行谈判的工作的启发，作者在目前关于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在区域一体化工作中，追踪整个规划、建设、建设后的阶段中，精英、学者、专业行为者们如何通过特定的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南部天然气走廊，构建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想象，他们如何将特定文化的政治和地理想象注入其中，免受不确定性、公众言论的影响，不被公众所颠覆。这项研究要求作者采访国家和非国家层面的各个参与者与建设者，在世界各地的能源、基础设施、金融和安全会议期间进行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收集与该走廊相关的媒体、政策等文本，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最终，通过这项研究，作者期望捕捉这些参与者如何通过此类基础设施在世界上的角色和位置来定位他们自身的角色和位置。
军国主义、安全化和影响
与卢茨互补的一本由专业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Mark L. Gillem所著的《美国城镇：帝国前哨的建设》（America Town: Building the Outposts of Empire），这本书是对“将美国力量投射到国外的空间影响”的直接说明，作者观察到美国战前在国外建立的军事化基地与当地人难以融合，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毫无顾忌地消耗当地资源，例如建筑的横向蔓延和城市的高密度化，他们的行为限制了当地人口的空间流动且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在这种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生活环境充满恐惧的环境中，与军国主义的对抗激发了学术界去创造新的工具或技术来打破普遍的霸权，情感是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倾向于使用的一个概念武器。
在相关的使用民族志的政治地理研究案例中，Megoran指出了地缘政治的情感维度，并将这种情感视为具身恐惧、不安以及抗拒。近年来人类学家越来越频繁地记录了“情感转向”，而“情感地缘政治”在地理学中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度。学者们认识到情感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不是边缘或背景，而是在意义和地方构建过程中，抑制或催化人类能动性的重要因素。
学者们法发现，越来越多此此前被排除在地缘政治之外的主体，在文化和安全话语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以下三类群体：a.难民、移民、被驱逐者，他们因内乱而迁移，占领国外某块土地，形成民族国家；b.非政府组织和宣传工作者，他们承担着帮助难民们减轻痛苦，企图设计移民和流动管理系统来维持秩序；c.记者，他们通过信息报道或评述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一些国家策略当中。
地缘政治作为正在推进的民族志议程：地缘政治专业文化
结论部分，作者建议重新审视对地缘政治专业文化民族志的关注，以推进民族志方法的使用，为了对地缘政治有一个中观层次的理解，将地缘政治作为民族志议程进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非精英行为者的关注，并不等于放弃地缘政治的精英行为者。尽管地缘政治的去中心化是近期才出现，但实际上非精英能够经历、感知甚至颠覆处于国家或其他霸权边缘的权力，我们应当更加关注这一事实，而不是认为地缘政治力量是非历史性的或无处不在的。
学者们面临的任务是，界定特定的（精英或非精英）参与者、地点、场所，以及构建地缘政治想象的工具、表述、实践、观点等。对地缘政治专业文化的研究不是取代地缘政治的系统分析，也不是去剥削那些处于权力低端的人，相反，这是对此前研究的补充，是对地缘政治进行批判性的发言。
民族志的敏感性提醒我们不要采取单一的有利视角去解释整个画面，并且不要假设某个视角比另一个视角更“真实”。正如非精英参与者及其想象、话语和实践值得进行民族志研究以外，精英参与者也需要得到同样的关注。然而与传统的官员、顾问、政客等精英不同，如今，许多非国家行为者和组织也在其领域内进行权力运作。诸如Stratfor和Blackwater这样的私营企业，前者专门销售他们所谓的地缘政治情报、地缘经济建议，后者则针对各种国家和非国家客户执行跨国武装行动。我们对地缘政治世界的理解可以从这些私人行为者的地缘政治实践中得以拓宽。
为了对抗上述常常逃避公众监督和问责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者，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加入到地缘政治实践的行列中，如绿色和平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等。从气候问题到人类安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团体都在挑战由国家行为者，也就是权力顶端的人所构建的古典地缘政治想象，虽然他们的话语有时与他们所代表的底层群体（如移民、难民等）也不尽相同。
作者呼吁地缘政治民族志学者不仅要关注到各种媒体对地缘政治的表述，还要关注其背后生产这些表述的人。将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行业作为地缘政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场所，许多人都参与了地缘政治的重构过程，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民族志的表述中，我们都能够通过知识的生产来审视自己在地缘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并且为之付诸实践。尤其是权力以知识生产的形式出现时，学者、专家更应当承担起这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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