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敏：出土文献(以简帛文书为主)的编辑

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就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一、 出土文献资源的情况和特点 

1．出土文献的定义和分类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

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 

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 

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

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 

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2．出土文献的特点 

出土文献最重要的特点就在“出土”二字上，它是由考古发掘而得。不论是什么质地，所有的文字载体都是文物，而且一般都是级别较高的文物，尤其是像简帛、文书等。所有我们后面说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都是以这个“文物”、“考古”的特点为出发点的。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马王堆帛书 

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二、出土文献的整理情况 

从上面说到的出土文献的特点可以看出，简单地把考占发掘品进行公布，这些文献材料是无法利用的。因此需要进行细致地整理。 

由于地下出土物的保存情况都不好，所以整理的第一步就是清理和保护，这主要由文物保护部门进行，同时，获取尽可能清晰的照片，然后是整理文本。 

整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提供研究，一个是提供使用。而且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第二点更显得重要。社会需要的是经过整理的能够放心使用的文本。 

1．整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出土文献的整理，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这项工作，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整理出版。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层出不穷，国家文物局在文物出版社陆续成立了有唐长孺、唐兰、张政烺、商承祚、顾铁符、朱德熙、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参加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汉简等5个整理小组，负责这五个项目的整理出版工作。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古文献研究室，专门从事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出土文献的整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整理组阶段。这一时期，由国家组织多学科的知名学者组成整理组，集体合作。整理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是统一的，同步的。一些编辑出版的程序和经验，都是这一时期积累下来的。 

第二阶段，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是由考古发掘单位主持整理，由专家审稿，然后出版。 

整理组阶段的整理质量是很高的，都是精品，整理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图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侯马盟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出土文书》《居延新简》《张家山汉墓竹简》等。 

2．整理出版的一般程序 

(1)清理、保护，照相、记录。 

(2)整理释文，整理组讨论、校对定稿，发表释文(包括在杂志上发表考古简报)。 

(3)尽快出版简装本，即释文本。内容包括释文、注释。也可以收录一二张竹简照片作为图版，放在释文前面。 

(4)根据社会反馈情况，进行修订，出版正式的整理报告，内容包括图版、释文、注释、考古记录、索引等。 

这些步骤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运行成本较高，但保证了质量。 

3．出土文献整理的特点 

(1)从形式上讲，出土文献和一般的古籍不同，它包括图版(原文)、释文、注释几个部分。无论是整理组阶段，还是现在，都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多人合作的项目，数量大的项目还要分卷、分组进行，需要协作，这和一般的古籍整理不一样。

(2)投资大，周期长。整理、编辑、出版的周期都长。现在看来，从保护清理开始，到整理出版，一般比较重大的项目，要10年到20年，还有更长的。现在有周期缩短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几千枚竹简残片，要相连成句，是要花费时间的。

(3)文物图片要求高。由于文字载体的文物的特性，出土文献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实物照片。而且由于文物保护上的困难，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拍摄优质的照片，同时要做好详细的记录。 

三、出土文献的编辑 

从上面的介绍中知道，出土文献来之不易。发现几率小，保存下来的机会少，而且发现以后也很不容易保存下来。整理上费时、用力、花费大，所以编辑出版的标准要定得高，要做到出精品。这是出土文献编辑出版的总原则。 

出土文献的编辑工作中，大量的工作是繁琐的、枯燥的，因此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太重要了，而且基本上不存在二次整理的可能性，不能以“文责自负”来搪塞。由于出土文献的考古的特性、文物的特性，在对考古材料的描述上，不存在“文责自负”的问题。你放过去了，就有可能永远都改正不了，因为广大读者很难去核对实物。这并不是文物部门的保守，而是实际上的不可能。因此编辑过程中进行的核对，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要把主客观的东西分开，客观地描述，一定要准确，包括释文。当然，考释部分是可以“文责自负”的。 

1．选题 

出土文献的选题策划是相对被动的。只有发掘出土了才能进行组织整理出版。由于整理、出版过程相对较长，要有长期的安排，编辑人员需要相对稳定。 

如果允许的话，也可以有一些选择，那就是选择数量适中的文献，花个三五年时间，或者再长一些。如果项目较大，资金保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编辑队伍，才能保证整理出版项目的顺利完成。 

2．整理人员和审稿者的确定 

前面提到，整理组阶段，整理工作多是由国家组织各相关学科的专家承担，整理质量有保证。 

现在，更多的是由考古发掘者组织完成整理工作，而考古部门一般没有出土文献整理的专门人员，所以，选题一经确定，编辑就应该尽快介入，要和发掘部门协商，提供建议，组织适当的人员参与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尹湾汉墓竹简》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同时要约请相关的专家进行审定，以保证整理出版的质量。当然，有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整理者，则只能按照考古类型学的办法，进行分类编排，如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文献。 

3．尽早确定开本和排印方式 

为了做到这一点，出版社最好在整理阶段就介入，以期事半功倍。当然，这会增加出版社资金和人员的投入。

(1)开本的确定，要根据简牍的形制来确定。基本原则是保证图片要原大。一般来说，秦、汉简牍在23—24厘米左右，楚简则要略长一些，正常的八开本可以满足。特殊形制的简牍，特殊处理。 

为什么要保证使用原大照片?首先是因为竹简的宽度一般在0.6—1厘米之间，缩小了就看不清文字了。其次，文物 (竹简、帛书)的尺寸是重要的考古信息，使用原大比例，不仅保持了文物的真实面貌，同时节约了版面，要不然几千支、上万支竹简的长、宽尺寸就会占去一定分量的版面，同时校对起来也很麻烦。简牍厚度的尺寸，一般不单独表示，因为在考古类型学上的意义不大。但最近又有一些新情况，可能以后也要考虑厚度问题。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术书》中有几道算术题，涉及计算一根直径若干的竹子必须制作出一定数量的竹简，由此可知，做竹简的时候，一定是要考虑其厚度的。在新发现的里耶秦简中，也出现一些由厚简居中分开成为前后两枚简的现象。 

对规模较大的项目，确定开本的时候，还要考虑书的重量因素(这是其他类图书很少考虑的)。因为，开本一大，书又重，阅读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装订质量也难保证。 

(2)排印方式。尽早确定排印方式很关键。排印方式基本上是两种：抄写(影印)和排印。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照排技术不发达的时候，排印的困难较大，需要刻的字太多，且不准确。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以用电脑造字，一些无法隶定的古文字还可以扫描图形，做成图形文件插入正文。因此，现在更多的是使用照排。但由于出土文献涉及的古文字、异体字较多，排版的差错率较高，校对的难度较大。 

影印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排版的差错率，困难是一旦需要做文字调整时，则受版面限制，很难处理。另一个困难是抄写者不易物色。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时，曾经请周祖谟先生抄写竹简释文，周先生用小楷抄写，只抄了一集，以后再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来接着做。一套书的抄写风格不一致当然不行，结果只好放弃。 

但是，有的时候只能用手抄。比如说非汉文文献，字库里没有现成的字，只有手抄，如西夏文等。在整理编辑出土文献时，非汉字文献要多一项“拉丁文转写”部分和音标字母表，在编辑时是不能省略的。拉丁文的转写和注音音标，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识别，排印的错误太多，很难校对，只有用作者原件影印。这需要先确定好版式，请作者抄写或者打印，然后照相制版。 

关于摹本。地下出土的竹简帛书的保存情况差异较大。出版时，要根据文物的保存情况、照片效果来确定是否要做摹本。确定后，最好是在出版社所在地选择人选，这样才便于修改。摹本完成后，要由整理者审定。 

4．拍摄高质量的图版照片 

一般来说，整理者提供的工作照片都达不到出版的要求。因此，选题一经确定，出版社就应与整理者联系，组织专业摄影完成照相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照片质量。不然，整理工作历时数年，到了出版时发现照片不理想，就很难补救。即使想进行补拍，但文物可能已发生变化，也无法实现。即便想方设法进行了补救，也势必会延长出版周期。 

5．图版制作

图版的制作尽量放到最后完成。文字稿三校完成后，应将释文与图版照片进行最后的核对，核对无误后再进行图版的制作。因为到了印制之前还要更改排序的情况是常见的，这是出土文献整理和出版的一个特点。有时，图版都排定后，整理者有可能又从残简中发现某支简必须加进去，结果造成有关部分都要重新排定。所以说，图版的制作一定尽量往后安排，不然，重新制版就会造成较大的浪费。(来源：转自《古籍编辑工作漫谈》，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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