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以两年来每时每刻都主张立即躺平的一批“沪上精英媒体人”为观察样本，梳理了这次上海疫情以来，极端共存派和清零派的争论经过（《“文明之光”，请少吹点牛逼》），基本过程就是极端共存派忙着喊概念，清零派忙着算账。
文章里有一段是关于新加坡的，写得快了，不够严谨，我的朋友余亮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既然新加坡的共存政策比我们的清零政策更严格，但是看上去更自由，为什么我们不学习“更加严格又自由”的新加坡政策呢？
“睡前消息”给了一个可能的回答：
“第一，新加坡强制打疫苗，我国目前还是自愿原则，因此很难快速提高接种率至全民98%的水准；第二，新加坡的诊疗制度和国内不一样，国内太容易集中到一些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而新加坡很容易在社区一级的诊所完成初步的诊断，这样既可以早期干预治疗，减少重症发生率，又可以防止医疗资源挤兑；第三，他们可以接受一定的死亡，而国内有太多所谓的共存派在共存以后会摇身一变开始哭泣卖惨。”
我把这个回答放在这里，它看上去蛮有道理的，但我自己不能百分之百打包票，所以要去研究一下新加坡的共存政策，这种政策被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称为“管理式共存”。
我原来的打算是把新加坡卫生部网站上的共存政策法规翻译整理一下，昨天晚上睡觉前差不多整理了这些：
- 住家最多同时能接待十名客人，但对每天能接待多少拨客人不做限制（祖父母照顾的孩子不占名额，但建议祖父母尽可能减少带孩子游走于不同的家庭。未打疫苗者在做客前建议自测是否阳性，否则不应拜访）；
- 第一次违反聚集规定者，给与不超过10000新加坡元（约为47000人民币）的罚款，或于法庭判决有罪时入狱，最长刑期6个月。
- 6岁以上者在室内必须戴口罩，口罩必须遮住鼻子和下巴。室外可选择戴不戴口罩，建议戴口罩；
- 室内包括但不限于：1）办公楼；2）商场；3）电梯；4）公共交通工具，比如公交和火车；5）美食街、咖啡店和水产市场；6）政府组屋零售店和其他店屋；7）教室；8）图书馆等；
- 室外包括但不限于：1）政府组屋公寓大堂；2）政府组屋零售店过道和五脚基（一种临街骑楼）；3）公交站和自然通风的公交换乘点；4）没有被围起来的露天场所，比如公园、田野和观景小道；5）有遮蔽物的通风步道和桥等；
- 建议佩戴至少2-3层织布、细菌过滤效果至少95%的口罩。口罩可以是医用也可以是非医用的，但要能遮住人的鼻子和嘴；
- 口罩包括布口罩和手术口罩，但不包括颈套、大围巾、围巾、手帕、面罩等；
- 只有以下人群可以用面罩替代口罩：1）长时间佩戴口罩有困难的12岁以下儿童；2）身体有恙、长时间佩戴口罩会引发医疗情况的人；3）订婚宴和婚礼上的新郎新娘；
- 第一次违反口罩令者，给与不超过10000新加坡元（约为47000人民币）的罚款，或于法庭判决有罪时入狱，最长刑期6个月。
- 建议但不强制在戴口罩的环境下保持安全距离。不戴口罩的环境下，个人和团体需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 第一次违反口罩令者，给与不超过10000新加坡元（约为47000人民币）的罚款，或于法庭判决有罪时入狱，最长刑期6个月。
昨晚翻的时候没注意看长短，今天早上起来想接着干的时候发现才翻了十分之一，突然就不想翻了，各位容我偷个懒，链接放这里，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阅读，剩下的部分包括注射疫苗、工厂、电影院、婚礼葬礼等场景下的细则：
- https://www.moh.gov.sg/covid-19-phase-advisory#:~:text=If%20all%20individuals%20are%20fully,1m%20safe%20distancing%20between%20groups.
- https://singaporelegaladvice.com/covid-19-rules-restrictions-singapore-2022/
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女士——就是在脸书上po箭毒蛙照片把台湾1450气得半死的那位——前几天发了一篇长文，解释新加坡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意是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共存，但是同时也解释道新加坡的政策是灵活的，如果将来病毒朝危险的方向演化，或者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新加坡随时会调整，或者综合运用两种手段。
我在查新加坡的政策时，发现国内相关的研究工作其实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我们暂且可以把主张参考新加坡模式的人称为“管理式共存派”，以和我们之前说过的极端共存派区别开来。极端共存派和管理式共存派的最大区别是极端共存派不算账，管理式共存派会算账。
比如放开后的死亡数据，管理式共存派会参考新加坡的数据，计算出中国放开后最好情况下的死亡人数，差不多15.3万左右，这个数字相对的是用香港的数据计算出的结果，167万左右。像梁建章先生等学者认为香港的情况有特殊性，对国内一些城市有参考性，对另一些城市和乡镇没有参考性。而另外一批学者认为内地一些城市相对香港而言有一些人口密度方面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医疗资源方面的劣势。以及我还看到一些律师已经在讨论减税降负免租的财政支持措施现在还有没有用，能起多大作用，该怎么调整。
这样的讨论还有很多，像梁建章先生之前在《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里提了一个寿命和疫情的计算模型。之后饶毅教授和拍老师从分子生物学和病毒学的角度对梁先生文章的前提“病毒越演化毒性越弱”进行了反驳，慕峰老师从经济模型本身入手对梁先生的文章进行了反驳。
这些讨论有时时效性很高，比如拍老师昨天发了一篇对新出现的那个儿童肝炎的研究情况整理（《[独家·搬运工] 关于那个不明病因的儿童肝炎》）。苏格兰公卫署猜测这个病毒可能是因为新冠隔离使儿童免疫力抵抗力下降导致，拍老师结合苏格兰隔离时间表问，苏格兰2021年4月之后就没怎么停过课了，一年前的隔离怎么会导致的一年后的急性肝炎呢？然后他引用了以色列的研究，说这个神秘肝炎不排除是“后新冠病毒感染综合征”。不管观点如何，在我看来这些讨论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双方是真正站在科学的基础上一笔一划的在计算。这时候不管是共存派还是清零派，大家其实是在理性的算账过程中寻找共识，算账的过程也是——按照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喜欢用的美式说法——妥协的过程。有理想的讨论自然也有不理想的，这又要请出我们的极端共存派了，关于他们我去年和今年写过两篇文章：《谁在骑劫张文宏？》和《“文明之光”，请少吹点牛逼》。主要是揭发他们特别喜欢在反智和反科学的同时，一上来就抢“科学理性”的大旗，然后拼命给对手扣帽子。今天再写一写他们。上面说过，共存派也分极端和不极端，差别在于是不是认真算账。认真算账的上面提过了，不认真算账的这两天看到不少，论者都有头有脸。我虽然恐惧于当这位先生的学生，但还是好奇想尝试一下答题。我第一眼看到陈先生的问题，想的是100个喝咖啡的和1000个吃不饱饭的对比，数据哪里来的？然后我立刻发现自己也被绕进去了，上海此刻少送两罐咖啡怎么推导出咖啡消费从此绝迹？又怎么判断“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我可以收你做学生”——我隔着字都能想象出这位先生的神韵。失敬失敬鸟。
又比如上海另一位有名的中文系教授鼓吹不去方舱，和网友有了这样一番讨论：
很多人的注意力在“回了吗”，我的点比较怪啊，我关注的是这位教授那句逼格很高的原话。这句话撞上我的专业了，我恰好知道它的出处，它来自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1789年写的《为高利贷辩护》。边沁在《为高利贷辩护》中说，高利贷是有点坏处，但是禁止高利贷，会造成更大的坏处，因此我们应该放开高利贷。英国当局当然没听边沁的。汪作家我们那天说过，靠电话一战成名，早期我也是支持的，不过前两天发现他居然跟人吵居家隔离的事吵到现在，感觉像魔怔了。更不妙的是他引用港大金老师的论文时夹杂私货，曲解别人原意，更重要的是还被人抓了包：《[被迫营业] 论，夹带私货的艺术》，就很尴尬。这篇文章我看晚了，点开的时候已经没了，不过在友邻那里看到了节选：
很头疼呀，帽子横飞，自认科学，宛如泼妇骂街，但就是没有我期待的算账的桥段。
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些媒体人朋友又发现了新大陆，用前一阵子小李子的《不要抬头》讽刺我国是防疫政治化。
这着实有点慌不择路的味道了。因为如果他们耐心一点，仔细多查查的话，会发现这部片子的导演是拍《大空头》的亚当·麦凯，编辑是曾经为要领导美国走“美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桑德斯老爷子写演讲稿的大卫·西罗塔。这片子里撞地球彗星的原型就是新冠病毒，讽刺的就是美国政客假装疫情不存在。这个操作跟上面教授引用边沁的话如出一辙，不分轩轾，你品，你细品。好像懂点什么，又懂的不是那么完全的“知识分子”，是最能够带给世界欢乐的。只是有的时候这种欢乐会有苦涩的味道。
不要误会，就像“别人的痛苦才是艺术的源泉”一样，这种苦涩也是别人的苦涩。真的像嘴上说的那样要为苍生说人话，就多去算算账，不会的话就去学，学了一半不要忙着就出师搞招生。最后招不来学生，招来一堆老师，你说囧不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