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民政 | 武装力量与建国大业——首届全国政协中的军队代表及其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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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民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高民政：《武装力量与建国大业——首届全国政协中的军队代表及其政治影响》,《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

摘 要：“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军队也为人民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军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者，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由23个单位共134人组成，解放军是筹委会委员最多的单位之一。第一届政协代表中不仅有一批威名远扬的著名将帅，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解放军代表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的大明星。在首届政协代表中，还有一批引人注目的“特殊”代表，即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或投诚人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大量军人代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展示和充分表明了武装力量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考察一国的政治应当注视之，不然不能通达。”对于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社会政治力量在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重要政治活动和重大政治贡献，无论在官方文件还是领袖著作中，都有大量记录和不少论述，在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研究的学术文献乃至影视文学艺术作品中也都有充分反映。但遗憾的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政权建立期间的重要活动及其功能作用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无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为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军事政治前提和武装力量基础，而且在参与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机关建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政治影响，做出了重大政治贡献。武装力量与国家成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深度挖掘和系统研究人民军队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活动表现，对于客观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历史贡献，以及深刻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乃至未来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下面依据零星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此做些初步梳理，试图描绘和还原一些历史真相。

一、解放军：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

“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军也为人民政协的建立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军是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史载显示，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解放军代表共有7人，是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代表最多的单位之一。根据新华社北平十九日电称，参加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单位的组成人员名额最少4人，最多7人。其中每单位4人者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致公党，5个单位共20人。每单位5人者有：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4个单位共20人。每单位6人者有：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内少数民族，4个单位共24人。每单位7人者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产业、文化、教授、华侨，10个单位共计70人。以上23个单位总共134人。从这个名额分配表中可以看出，当年具有400多万官兵的解放军作为一个“大单位”或“大界别”的确是筹委会名额最多的单位之一。

参加首届政协筹备的解放军代表不仅名额多，而且影响也大。这是因为，参加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参加首届政协筹备委员会的解放军代表身份如下：朱德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未到北平前由罗瑞卿代）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未到北平前由吕正操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未到北平前由滕代远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未到北平前由李涛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著名军事将领的身份和广泛的知名度以及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对于他们在首届政协筹委会中充分发挥军队代表的影响力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朱德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解放军有7名代表进入筹委会，但他们并非作为一个团队在筹委会集体活动。政协筹委会委员一般都分散在各小组参加工作，因此，军队政协筹委会委员也都被分散在各小组。如聂荣臻在第一小组，参与拟定参加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之人数；彭德怀（罗瑞卿代）被分到第三小组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刘伯承（滕代远代）在第四小组参与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叶剑英被分到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还担任了该组的副组长，也是进入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军队委员中唯一一个担任筹委会小组领导的委员。军队政协筹委会代表被分散在各小组参加筹委会工作，客观上也有助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二、解放军代表：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组织者

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主席团是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的组织领导机构。关于大会主席团89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由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提出并得到全场一致通过。解放军代表的数量在政协大会主席团各界别中也是相对最多的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如下：主席团（依所属单位次序排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谭平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史良，彭泽民，沙千里；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马叙伦；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冯文彬。马明方；薄一波；陈毅；高岗；黄克诚；连贯；乌兰夫；黄敬；杜国庠。朱德，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粟裕；罗荣桓；张云逸；李国英；卫小堂；魏来国；刘梅村。李立三，朱学范，陈少敏；张晔，刘玉厚；蔡畅，邓颖超；廖承志；谢邦定；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刘晓，朱俊欣；沈雁冰；梁希；陈伯达；成仿吾；胡乔木；潘震亚；刘格平，张冲；陈嘉庚，司徒美堂；吴耀宗。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赛福鼎，刘英源，李时良。秘书长：林伯渠。

主席团89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7人；民主建国会代表3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4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中国致公党代表、九三学社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人；各地区代表9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11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3人；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2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2人；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代表8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2人；产业界民主人士代表3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2人；华侨民主人士代表2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1人；特别邀请民主人士11人。其中11位解放军代表是：朱德、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粟裕、罗荣桓、张云逸、李国英、卫小堂、魏来国、刘梅村。可见，与解放军代表数量相同的只有特别邀请的民主人士界别。

除了明确作为解放军代表的11人之外，还有像陈毅一样的具有解放军身份或背景的主席团成员。解放军代表几乎占了首届政协大会主席团人员的八分之一。

三、解放军代表团：首届政协会议中的大单位

首届政协会议代表组成单位中，解放军也是最大的代表团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名单，经过有关各方面协商，由常务委员会根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确定并邀请参加会议的共有45个单位的代表510人和候补代表77人，并特别邀请了民主人士75人，共计662人。其中军队代表有6个单位，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11人，分别占45个代表单位的13.3%，占510个正式代表的11.7%，占77个候补代表的14.3%。

军队6个单位及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包括直属兵团及海、空军）的正式代表12人，他们是：朱德、聂荣臻、吕正操、李涛、傅钟、杨成武、李国英、王诤、杨奇清、张学思、康克清（女）、刘善本。候补代表有：贺绿汀、戴镜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正式代表有：贺龙、徐向前、罗瑞卿、赵寿山、王世泰、李贞（女）、孙志远、王昭、任白戈、左协中；候补代表有：杜冠仁、陈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正式代表有：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卫小堂、布克、廖运周、曾克（女）、高树勋；候补代表有：张南生、马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正式代表有：粟裕、王建安、江谓清、陈士渠、谢胜坤、唐国栋、何基澧、魏来国、黎有章、赖少其；候补代表：李兰丁（女）、杜中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正式代表有：罗荣桓、李天佑、韩先楚、苏静、钟赤兵、刘梅村、曾泽生、张轸、刘白羽、丁志辉（女）；候补代表有：胡奇才、黄达宣。

华南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8人，候补代表1人。正式代表有：张云逸、古大存、陈漫远、马白山、吴奇伟、冯乃超、罗范群、黄宇；候补代表有：李进阶。

从上述名单上还可以看到，在解放军代表中有5位女军人代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解放军单位代表名额的分配结果看，主要遵循的是大单位之间基本平衡的原则，没有按照所在单位军人数量来分配名额。1949年2月全军整编后的军队人数情况是：第一野战军共15.5万人（6月，增至17.6万人），第二野战军共28万余人，第三野战军共58.1万人，第四野战军共88万余人，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共23.8万余人，以上野战军共218万人。6月底7月初，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18、19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使第一野战军兵力增至35万人。1949年6月，全军整编后达400万人。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总兵力为448万余人。1950年3月全军总兵力发展到530多万人。具体情况是：一野和西北军区部队共66万余人，二野和西南军区部队共124.5万余人，三野和华东军区部队共118.5万余人，四野和中南军区部队共152.4万余人，华北军区部队共38万余人，东北军区部队共16.6万余人，海军部队共3.29万人，空军部队共4.19万人。

四大野战军人数虽然相差很大，但军队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却完全相同，没有差别。这种安排从形式上看起来不是很公平，但在实质上却富有深意。不以人数多少分配代表名额，或许暗含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以及集中统一不可分割的体制机制。虽然解放军在“打天下”中立下汗马功劳，但绝对不能自己“坐天下”，更不能在人民政权机构中以兵力多少和实力强弱排座次分职位，这充分体现了各野战军将士在政治上的绝对平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根除旧中国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陈旧观念和恶劣后果。

政协代表中除了名义上的“解放军”代表之外，在各“解放区”代表中，还有很多人本身也是解放军干部，如著名军队将领陈毅、许世友就是属于华东区的代表，而不在“解放军”代表名单中。可见，在解放区代表中，至少也包括不属于“解放军代表团”之名但却具有解放军之实的解放军代表。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代表解放军在第一届会议上讲话的是“陈毅”，而代表名单上很清楚写明陈毅是“华东解放区代表”。事实上，很多非“解放军代表”的政协代表本身也是刚刚脱了军装改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原军队将领。这一点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军政委员会”中相当一批领导人也是军人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当选为政协代表，只是不具有“军队代表”身份或“名分”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鲜明特点。

众所周知，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较高，加上在其他单位中还有不以解放军身份但却具有军队背景的人员入选首届政协。因此，事实上以“解放军”为核心的军人代表在首届政协会议中的分量还是比较大的。

四、基层官兵英雄模范代表：首届政协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军队代表既有总部以及各军兵种各大野战军高级将领，还有基层官兵，特别是有一些来自基层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著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由于刚刚取得全国主要地区武装斗争胜利，解放军还有继续承担武装斗争解放全中国的艰巨任务，特别是相对于一般代表而言，著名军事将帅和英雄模范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都很高，所以他们在会议中的言行受到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特殊的时代背景为解放军代表在首届政协会议上发挥重大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这一点可以从李庄撰写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特写》的报道中得到印证。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卫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这些普通解放军官兵对于当选政协代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在《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中林洪撰写的《射击英雄魏来国》就是典型代表魏来国。还有被誉为“我们的南丁格尔”的第三野战军政协代表李蓝丁。1942年，李蓝丁是一个年仅18岁的团休养所卫生员，在长江沿岸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她在敌后带领伤员与敌周旋，经历了诸多艰险困苦；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千山万水的战场上，她担任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长，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黄河长江之间，做伤兵敬爱的姊妹和保护者。她坚毅、果敢、忠心耿耿，舍身为伤兵服务，为前线的医务人员树起了光辉的大旗。她当选政协代表时刚刚25岁。

五、首届政协中的特殊代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惹人注目

此外，我们特别注意到，在首届全国政协中还有一部分特殊的“军人”代表，即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如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他们中有的既是重要代表又在全国政协主席团名单之中。也就是说，加上“解放军”代表，实际上的军人代表数额大大高于法律或“正式意义”“表面意义”的军队代表。而且就张治中将军讲话内容来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向尚未解放区域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喊话劝降。张治中在讲话中说道：“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国民党负责干部中在过去二十二年的执政时期对国家对人民负了多少罪过的一分子，来被特别邀请参加这一盛会，真是惭愧与欣幸交萦，内心充满了矛盾情绪；此时说话，真不知怎样说法才是。”面对国民党军队，他呼吁：“正告现在反动控制下的全体官兵，各高级将领们：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现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死？眼前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祸国，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方面所显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强烈的对照，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吗？你们不应该再被一派陈腔滥调的欺骗的宣传所蒙蔽，现在已经是你们觉悟来归的最后机会了！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走向人民队伍方面来！”

傅作义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坦白地说，过去我是一个反动分子，并且去年今天，我还以解放军为仇，以共产党为敌，后来，我觉悟过来了，发现‘戡乱’政策的错误，决心遵循人民的意志，实现北平和平。虽然，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工商业免于破坏，可能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文物建筑，得以保全，可是我知道我还很不够，我还要加紧的学习。这次包括各阶层人民代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我能被邀参加，真感到又惭愧，又荣幸。”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成为首届政协中的特殊代表，既反映了军人在新政协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六、政协里的军队代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由上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代表是首届政协会议的重要筹备者、组织者、参与者、宣传者，是首届政协会议能够成功召开的重要功臣。解放军中“解放军”代表，“解放区”中的“解放军”代表，再加上“共产党”代表中脱下军装的“解放军”代表，以及加上“特邀代表”中的原国民党军队中已经起义投诚的“军人代表”，具有军人身份或职业背景的人数在首届政协会议上确实占比较大。

虽然政协会议中的军队代表数量多少与其影响力并非绝对画等号，但数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上看，全国政协军队代表人数比例最高的有两个时期。一是第一届（1949—1954年）在662个总名额中达到71名，占10.7%；二是第五届（1978—1983年）在2036个总名额中达到207名，占10.4%。军队政协代表第一次人数比例高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是很正常的事情，联想到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完成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全国的解放任务还没有完成，很多地区的清匪反霸工作还相当艰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因而在代行最高权力国家机关的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中占据较多名额是不难理解的。全国政协军队代表第二次人数比例高峰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时期，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以叶剑英等一大批军队将帅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挽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突出作用分不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全国政协军队代表没有固定比例和人数，但第九届和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大体相同，基本趋于稳定，这一点也是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状况相吻合的。因此，过低估计与过度解读军队和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之前，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就成为建立新中国新政权的最重要或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在新中国创建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装力量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及其重要贡献。

汉斯·摩根索认为，武装力量永远都是一个国家政治力量的最重要的成分。历史也确实表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单位与重要组成单位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位代表，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共同参与了开国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决策与参政议政活动，对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国家的未来发展发挥了重要政治作用，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首届政协结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之后，不仅继续在政协中给军队保留了一定名额（虽然人数有所减少），而且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了一个特殊界别“解放军代表团”，为人民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因此，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军队一直都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坚强柱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新长征中，人民军队也一定能够继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武装力量，都是坚决听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其“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性质和本色永远都不会改变。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仅遵循“党指挥枪”的思想理论原则，而且从新中国政权建设之初，就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善的人民子弟兵享受政治权利参政议政的制度体制机制，解决了中国历代政治生活中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武装力量有序参政、有效控制难题。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得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发展中，表现出了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在研究首届政协会议制度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探讨，即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人员究竟应该称呼“代表”还是称呼“委员”？从称呼的不同及其变化或许也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政治意义。与当下我们称呼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人员为“政协委员”的习惯不同，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以及召开会议期间，似乎很少称其成员为“政协委员”，多数情况下是称“政协代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称呼，笔者尚未发现相关机构和权威文本有过明确解释和具体说明。但从今天称呼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为“人大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人员为“政协委员”的区分推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当时全国只有政治协商会议，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全国层面没有区分“代表”和“委员”的必要。而从更深层次分析，是否因为当时的全国政协代表确确实实是全国各界通过包括选举和协商等各种方式产生的代表性人物，不仅赋有“代表”不同界别利益的功能，同时也反映了“全国政协”实际代行“全国人大”职责之意？这与后来全国人大产生之后，选举产生人员的“人大代表”称谓不谋而合。因此，在有了“人大代表”称呼之后，出现作为与“人大代表”相区分的称呼“政协委员”的概念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相对而言，目前的政协组成人员称作“委员”是否也与他们是通过“协商”产生而不是“选举”产生，其代表性与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相比，似乎也有了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也就产生了从称谓上加以区别的必要。以上推论是否属实，尚需史学家通过具体详实的历史资料来补正。这个问题虽然与本文有所联系，但其性质与领域可能已经超出笔者目前的专业与能力范围，或有必要再行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另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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