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是相互对立还是相互补助？
正文开始于此
不久前，笔者于小视频应用软件中看到了这样一种讲法：中国哲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哲学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近代之前，中国有技术却缺乏科学，即对于如何按照器物的特征去创造有用的技术有着足够的认知，但是对于器物本身为何会拥有其特征却缺乏认知。中国人注重的是物质的实用性；明白了物质如何能为我所用，却鲜少过问物质的内在物理学原理。反观西方哲学却侧重于探索物理；古时西人对于物质的理解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不应该视西方文明为与中华文明互相对立的敌对文明；两者实为互补的。
中国古时发明的指南针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表示同意。中国古典哲学确实缺少探索物质与生俱来的内在原理的科学。以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为例，中国人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它能让自己不迷路，却鲜少去深入的探索与研究电磁力，也就导致中国人没有探索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与麦克斯韦尔方程式这两个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提供科学原理的理论。要不是中国人缺乏这种对于物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短板，一个世纪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会邀请赛先生（英语中的科学音译为赛因斯）来中国。
然而，对于中西方文明为相互补助性关系的讲法，本人只能部分赞同。如果说这两种文明具有互补性，那么它只存在于西方的古典时代（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时代）。而到了古典时代终结后的中古世纪则被当今西人称之为“黑暗时代”。在这个长达约100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科学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停滞。西方世界当今许多的科学成就也是在中古世纪结束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两次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等时期取得的。
那么在长达1000年的中古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西方的科学研究停滞不前呢？简单的讲，便是以基督教教廷为主的宗教势力取得了统治社会的主导地位。教廷把古典时代所创造的哲学与科学定义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异端邪说，并蛊惑与煽动愚昧的，处于社会基层中的信徒们去摧毁古典时代所遗留的哲学与科学文献。没有被摧毁的则有系统的被教廷封禁。而坚持传授古典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学士们则遭遇到了迫害。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桑西的著名画作《雅典学院》（左）中红色圆圈中的希帕蒂娅（右）
根据希帕蒂娅的事迹拍摄的2009年电影《城市广场》
其实在中古世纪正式开始（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元年）之前，这些反古典学术的现象便已经在个别地方开始了。2009年的电影《城市广场》便演绎了这些现象。虽然对于古埃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希帕蒂娅于415年之死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被多个不能容忍她的教学的，信仰基督教的暴徒杀害的。
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
在希帕蒂娅的约200年前，有一位名曰德尔图良的基督教神学家就为几个世纪后基督教破坏古典主义学术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言论的意思大概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拥有了耶路撒冷（耶稣受难之地），又何须拥有雅典（西方古典学术的重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传授哲学之地）？学术界与教廷之间没有一致性，犹如基督教徒与异教徒之间没有一致性一般。正是因为200年后的极端基督教徒们视希帕蒂娅为邪恶的异教徒，视她所教授的学术为异端邪说，才会将她杀害。
西方中古世纪的所作所为与中国古时的焚书坑儒，以及近现代的文革很是相似。中国人对于焚书坑儒与文革普遍抱持着负面的看法，然而这两件事的持续时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毕竟短暂。而西方的中古世纪却是持续了一千年的焚书坑儒与文革。
乔尔丹诺·布鲁诺（左）与伽利略·伽利雷（右）
即便是中古世纪结束后，教廷的影响力与权力还是不可小觑的。科学在这个时期虽然在西方得以复兴，但是科学家们还是会遭受到宗教势力的迫害，如被处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与被终生软禁的伽利略·伽利雷（请参考文章《美国社会中的反科学现象》）。
本人所观看的那段短视频中所讲的，导致了西方探索物质原始内在原理的哲学，也是诞生于古典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华古典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是具有互补性的，但是中华古典文明与西方中古世纪的文明并不具备。那么现今的中华文明与现今的西方文明是否具有互补性呢？其实是有的，只是这种互补性遭受到了阻碍与挑战而变得越来越少，而这种阻碍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自身。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世界常以普世价值的卫道士训斥着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有意思的事情则是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被宗教化了。而将某一理念宗教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便是将其绝对化，变成所谓的“绝对正确且不容违反与质疑”的教义。此次全球新冠疫灾中，西方社会的一些现象便说明了这一点：自由是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为了绝对的自由，不少西人公然违反抗疫防疫措施，导致疫情不受控制、不断恶化与不见好转。
将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绝对化正是将这些理念变成拥趸们对其膜拜的宗教。又何止是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搞的身份政治在社会中所造就出的许多政治正确的东西也被绝对化了。为了捍卫这些绝对化的政治正确的东西，打压甚至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便被其拥趸们（西方所谓的“社会正义战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真是细思极恐啊。绝对化必然导致极端化。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正是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极端化思想与立场害死了希帕蒂娅。这是有违古典时代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的道德处于缺失与多余这两种极端之间；这种思想自然而然是反对极端的。而宗教却容易将人引向极端。由此可见，宗教所主导的中古世纪与古典时代虽然同是西方文明，但却是相互对立的。
笔者对于宗教的批判并非对其原始的理念的批判。以基督教为例，我认同耶稣所倡导的诸多教诲，却反对教廷过去与当今的诸多所作所为。其实基督教教廷的许多做法与耶稣所提倡的东西是相违背的，如耶稣在新约《圣经》中讲：不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祷告；祷告只能在他人看不到的房间里做。然而，教廷不只组织信徒们在教堂里，甚至还在公共场所祷告。无独有偶，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讲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足见其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并以心胸开阔的求学态度到遥远陌生的领域去丰富自己的知识。然而当今伊斯兰教中的某些教派却违背了穆罕默德的教诲，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拒绝现代科学与技术。即使是佛教，它当今许多繁琐的仪式也与佛祖释迦牟尼体任自然的作为互相违背。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不禁让本人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人们高喊的一句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当今的人们更多的只记得这句口号的前半段，却忘了后半段。正是因为诸如朱熹等人将儒学宗教化，才使得孔子的理论越来越固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因为理念被绝对化也就意味着被终极化，即被信徒们认为是最好的，不可能更好了。一个理念既然已是不可能更好的最好、不可能更正确的最正确、不可能更高级的最高级，又何须推陈出新、改革创新呢？孔子若能看到后来的孔家店（宗教化的儒学）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他肯定也不会认同它，并且也会赞同打倒孔家店的。从这一点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在中古世纪结束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一样，不失为一场去宗教化的运动。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左）与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右）
约三十年前，即苏东剧变前后的那段期间，西方世界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绝对化与终极化了；认为它们是最好、最正确、最高级的理念。蕴含这一终极化思想的理论便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出的，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虽然近期福山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产生了一些质疑，但是西方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一场成规模的去宗教化运动，故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将在可见的未来持续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
希望读者们能够明白中西方文明互为补助的说法并不全面。它的不全面在于其没有详细说明什么时候的中西方文明为相互补助。西方古典时代与其后直至今天的西方文明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后者有。面对着当今持续不断将普世价值与自己的意识形态宗教化的西方，中国人可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中西双方是互补，而非互相对立的文明。
正文结束于此
相关文章：
更多原创好文章尽在微信公众号，请点击关注。
如果大家喜欢笔者的文章，可以点赞，转发到好友圈，或是打个赏支持一下。
谢谢读者们的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