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CSIS《七色中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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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2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七色中国》的文章，梳理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所谓“七种角色”及其逻辑和矛盾。虽然该报告并未摆脱西方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套路，但已不再完全是“非敌即友”的零和思维，反映了西方战略界对华思想的某种变化。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其中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译文共约6200字

阅读约需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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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色中国》

国际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往往过于简单，过于二元。中国是扩张主义还是要维持现状?它是否已经放弃了“和平崛起”的说辞?本文就中国如何处理全球事务提出了另一种理解。

传统上，外交政策在中国是最注重共识的政策领域。这种共识来自于一小批精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及学者，媒体和公众舆论广泛的学术共鸣放大了他们的音量，但基调很少改变。随着近年来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出去”，中国公共外交领域显著开放，新的发展轨迹和战略，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切也在发生了变化。

从民族主义到经济安全，再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一些宏观层面的塑造力量众所周知。但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担忧也被一些共同的“叙事”所塑造，我们称其为“七色中国”。它们常常被用来塑造政策和证明政策，有时它们发挥好的作用，有时则不然。其中一些叙事融合在一起以支持对外扩张，而另一些则强调维护现状，当然还有其他几种可能。

白光透过棱镜便散射出光谱的多种颜色。七色中国是一个发散的分类，它们可以按时间排序，从古代中国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开始，到目前中国作为“高边疆的先行者”的角色——维护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些叙事在当下是相互作用的。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具体的行为取决于七种颜色如何混合，尤其是在特定的场合和思想中。

对于七色中国而言，描述比定义更可取，但我们可以松散将其划分为七种叙事，以便回答一些疑问，比如我是谁？我属于谁？我们的主要任务或目的是什么？这也是理想化的类比结构，我们故意过滤掉一些细节以便更清晰的进行比较。某些人可能会否认“七种颜色”是相互分离的（或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对此持全盘否定态度，这很好！吃布丁的美妙之处恰在于品鉴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大的收获来自于理解中国的过程。

各位，细细品味吧！

中国的七种颜色

1.自给自足的文明

（创造自己的价值观、敲自己的鼓）

中国的各种叙事里最根深蒂固和影响最深远的，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的故事。古代汉语中指代中国的“天下”（all under heaven）一词是“普天之下”的意思，就是将中国描述为已知世界中无边广袤的区域，而不仅仅是作为其的一个组成，中国是已知世界里的唯一文明体，除此之外都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 虽然类似的思维可以在其它所有文明中找到，但中国的体量和地理间隔加强了其自给自足的印象，超越了其独特性。 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或学习几乎为零。中国“自给自足的文明”思想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而现代中国则是一个“方舟”，包含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资料宝库，其价值观是可以自我证明和自我实现的。

当今中国正在精心构建和策划这种叙事。国家媒体责无旁贷的强调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独特的“国情”。“国情”一词是证明许多政策的长期存在的，不变的潜台词。当然也是足以自我证明和自我实现的。

许多中国评论家认识到，这虽是事实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给自足比文化混合或体制共享更好？ 正如中国内外的观察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佛教以及阿拉伯数字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另一观点认为，现代性完全是在中国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这些外来物只有借助“中国话语系统”才能达成现代化在中国的落地，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从中国的角度加以理解。

“国情”是对一长串的西方制度及其价值支柱的驳斥，认为它们是西方产生的有害的、虚假的普世价值。中国可能已经自我实现其现代性，在这种叙事中，类似西方制度的“仿冒品”（fabrications）将不复存在。从这一观点看，西方近期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现代化所需的东西。

这种说法有时被用来否定外界对中国内部事务、道德价值观或政策的评论。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的政府倾向于通过评论中国寄予厚望。中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的官方回应是：缺乏中国独特历史知识的法院无权裁决。

从该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假定中国政府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指导他人(及其主体)。这一假设在中国解决国际治理问题(包括中东和平、气候变化和人权)问题上是起作用的。

2.饱受屈辱的国家

（被征服和掠夺的高级文明）

中国的近代史持续受到创伤。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 - 1842年）开始，到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很少有人幸免于外国人的煎熬，并由此上升到了对“耻辱世纪”的强烈叙事。

结束这种屈辱的强烈愿望无需过多解释，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观察家都意识到它的深刻性：这种叙事在宣传、媒体和艺术表现中不断被重申。导致中国必须要颠覆敌人的价值体系，而不仅满足于压制敌人。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让一个失败者有尊严来舔舐伤口是很不明智的。胜利者最大的收益，是将自己描述为圣人而对手是恶棍和伪君子（plus君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当有人明言或暗示中国是最屈辱的国家时，人们就会对其表示同情。但非洲国家怎么看？印度呢？泰国呢？苏格兰和爱尔兰呢？菲律宾或越南，以及那些被彻底征服和殖民的国家怎么说？深度考察事实才能得到有深度的答案，但其他国家缺乏中国这样的文明积淀，缺乏本土书写的历史和身份的自我认同，或者失去的东西更少，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他们无法这样叙事。

3.第三世界的领袖

（在后来人中，我们是领先者）

冷战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超级大国欺凌的运动中，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压迫的斗争，与列宁将“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视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在理念上是一致的。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而言，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作为大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领导这场斗争是合乎逻辑的，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映证了中国的这一观点。

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地缘经济风险投资等事务中，中国使用“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一概念。但这缘于中国经济影响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官方人均GDP是世界第83位，但它的中产阶级人口比美国还多，在国际并购的数量上排名第二。不过就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言中国并不在其列，在“第三世界的领袖”的叙事中，大家都认为事实的确如此。

4.多极化的拥护者

(我们终结了西方/美国霸权时代)

汉语中的“多边”（multilateral）是一个政策术语，“多极”（multipolar）是一个战略术语，二者绝不同义，但经常融合在一起用来谴责一个假定的单极大国 - 美国。

以“第三世界的领袖”的身份进行拥护"多极化世界“，吸引了那些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这种叙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找到共性，回避了之前叙事的缺陷——即中国正把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一个假想中的理想国际体系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全球事务施加影响。多极化的体系比权力平衡更简单也更理想化（虽然它需要创造这样一种平衡），大国之间要“建立共同目标”而不是西方术语中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方式，即与中国宣称过时的“冷战思维”形成鲜明对照（plus君注：”求同存异“和”一致行动“的差别）。

随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西等新兴国家迅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这种叙事中“西方对其他国家的统治”正在结束。美国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必须接受多极化，不仅因为它将为国际公共产品做出贡献，而且因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这是不可避免的，明确提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在十九大报告和官方阐述中都有大量讨论。

5.信仰的传承人

(以共产主义之名)

苏联共产党在经历了开放和改革，阿富汗战争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下，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在多党选举民主制下重新定义自己的生存。

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考验并设法避免了失败的命运。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力排众议将改革作为政策的制高点，而不是革命。但戈尔巴乔夫的例子表明改革很容易导致政权灭亡。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以两种方式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首先是加强了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实现的，大力依靠“自给自足”和“饱受屈辱”的叙事。

引人注目的是在十九大的现场直播中，中国国际电视网(CGTN)在对外同声传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如同对国内转播一样充满自信。这种叙事具有一种辅助作用，即断然拒绝外界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作为信仰的传承人，中国共产党以主权之名抵制批评，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们虽仍在向中国喊话，但他们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激情的中国捍卫者。

6.笑到最后的人

(西方在衰落，而我们财力雄厚)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信仰的传承人”带来了新转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意外危机取代了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国模式”不仅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越来越多地贴上标签——似乎能够超越并拯救新自由主义世界，这一想法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并且越来越多的智库分析中将“西方衰落”视为一种信条（ virtual dogma）。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现在可能被视为习近平的翻版，因为他转向中国以弥补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NATO)之间的疏离，中国的外交政策鹰派受到一种激励，即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其经济实力，那些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包括负债累累的北约国家、甚至美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现在很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表达忧虑，因为担心得罪中国，它们更愿意吸引中国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走出去”政策正在推动全球繁荣。

事实上，这种叙事很容易支持中国的一种观点——即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解释这句话，（等待多时的）”中国时代已经到来“，这在十九大的习近平思想和修改后的党章中有很详尽的阐述。

7.高边疆的先行者

(我们分享并保护全球公域)

中国领导人起初对”中国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正被逐渐接受。国内最初的阻力集中在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上，这是有由前文描述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叙事所导致的，让人联想到美国的孤立主义：我们关注自己的事，不要理会外界。

随着趋势向“崛起”的要求让步，国内理论家认为中国有必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超越区域冲突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这是中国南海政策的另一个缘由：在维护其主权的同时，也提供航行自由。中国在极地没有主权主张，相反它是全球公域的保护者，北京方面对极地科学研究的贡献，将使其有资格获得附带的经济收益。

虽然在太空，公海，极地乃至网络空间的“高边疆”发挥积极作用的成本很高， 然而为了获得“国际话语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却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混合的中国色彩

这七个中国叙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些组合很糟糕，导致了“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大国外交”之类含混不清的说法。“饱受耻辱的国家”与“自给自足的文明”相结合，将中国崛起解读为一种道德上毋庸置疑的使命（manifest destiny），其他组合则显示出“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它们在此很好地共存，以至于常被误认为一个叙事。

那么七色中国就会有多种政策变化，而不是我们熟知的“扩张-现状”的两分法，该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plus君注：作者可能有一个超大号的调色板:-）

中-俄关系

“笑到最后的人”和“第三世界的领袖”似乎在此事务中发挥作用，但这种认知有致命的缺陷：俄罗斯人可能会认可苏联败于戈尔巴乔夫的悲剧，而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好领导”，但一个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是很难令俄罗斯充满热情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无法适应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定位，北京经常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界定为发展中国家，允许使用“南南”措辞，但正如前文指出的，中国的金融实力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伙伴处于不同水平。

而中国在与俄罗斯声名狼藉的天然气交易中，讨价还价的过程堪称艰苦。因此，“多极化的倡导者”和“高边疆的先行者”最好的涵盖了中俄关系。他们的伙伴关系最好是理解为反美同盟。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很多战略目标，尤其是极地地区和网络空间。

南海问题

分析师经常指出，在南海问题中“饱受耻辱的国家”的叙事乃是次要因素，应让位于“自给自足的文明”，这是因为南海的竞争对手可能比中国更受羞辱，而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知识驳回各种声索， 无论是外部权力还是地区势力，都无法撼动中国自给自足的文明所储备的知识。

中朝关系

“信仰的传承人”在中朝关系中发挥了作用，但这不是特意针对韩国。 对于韩国而言，随着其与崛起的中国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中韩关系更多取决于“笑到最后的人”：能够支配经济话语权并分享高端创新的利益， “自给自足的文明”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韩国内部的儒家传统远比朝鲜来的浓厚，中国将利用这点设计一个“华夏文明圈”把韩国恢复朝贡地位。

多边组织中

“多极化的倡导者”毫无疑问是中国在多边组织事务中的天然要素。 因此中国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中，并没有将自己描述为“第三世界领袖”，“饱受屈辱的国家”，也不是富有的“笑到最后的人”，而是支持其“高边疆的先行者”的叙述，并在其科研贡献的基础上倡导分享全球公域。

一带一路、金砖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依赖于其独特的文明主题，以中国创造的“丝绸之路”为主线，以中国文明的价值为基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它也依赖于“笑到最后的人”，只有中国有足够的资源来尝试。而如前所述，中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多极化的倡导者”也是题中之义。

当叙事相互强化

中国的七种叙事并没有充分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这造成太多的矛盾和对立，中国担心其会造成认知失调，并越来越担心会导致危险的战略过载。

尽管如此，重叠的叙事还是导致内部忽略了政策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已经反映到了国际事务中。 例如在南海，中国作为“笑到最后的人”和“饱受屈辱的国家”共同发挥作用， 相互强化导致对中国的声索加倍，这是典型的现实能力改变战略意图，“笑到最后的人”支持中国行使单方面主张; 而“饱受屈辱的国家”则意味着在做这件事即便赔本也要获得胜利。

同样，“自给自足的文明”和“信仰的传承人”也经常相伴而行。自给自足的文明及其固有的优势，使中国模式具备了它所宣称的一系列优点，具备超越其他政治组织和经济体的能力，这种使命感是蕴含在中国文明国家的优越性之中的。

重读中国外交政策

2018年伊始，许多人认为中国正在迈入主宰世界的门槛。那么世界将对此如何回应？这里提供的方法不是现实政治，就好像考虑朝鲜问题一样，中国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其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必须构建“交易”。

七色中国可能被认为是形成中国复杂利益诉求的内在构造，用以支撑和解释其如何与世界进行“交易”，每种色彩中都会含有事实和假想的成分，观察家很可能会对事实与假想之间的界限存在分歧，但世间万事皆平等，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应该通过对话扩大对事实的共识，减少对中国的假想维度的依赖。而中国在处理全球事务的过程中，需要以国际化的而非纯粹的中国话语，来阐明自己的利益。

这里介绍的“七色中国”为政策制定者建立了一个工具，毫无疑问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其明确的历史原因， 如果忽视之就可能造成误解，更深层的问题是它们的一致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强化，或者许多情况下表现出的不一致性，其中几个还涉及当前国际局势的导火索，我们不可能同时应付中国的所有七副面孔而不出现失调，政策制定者应更好地深入研究所有这七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从本文可以看出，在关于中国的七种描述中，没有一种情况是中国将自己描述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就好像西方国家以其多元的国内社会和价值观来看待自己的伙伴那样。这使中国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持久合作（或至少和平共处）的前景变得暗淡。我们可能要找到办法，促使中国利用“高边疆的先行者”的角度叙事，而限制其他叙事方式（更多的是反对美国的叙事）。

当然，中国的观点一贯很少受到外人的影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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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IISS《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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