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IISS《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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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学术plus年终巨献：2017年 你不可以错过的重磅报告们！（全文阅读链接）
近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2018年2月号《全球政治与战略》上发布报告，回顾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促进发展并应对西方的威胁，并试图据此梳理出中国的战略逻辑。报告作者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现全文编译如下，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其中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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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中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视作中国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 这场改革改变了中国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的传统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加大了对市场的依赖，更深入的融入全球经济，使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增长的轨道。 中国加入世界的决定获得了巨大成功，提高了数亿人的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望，并为最终重新回归世界铺平了道路，锻造了堪与美国媲美的地区和全球力量。
改革开放的决定显然是重要的，但西方世界常常忽视的一点是这一过程也是极其危险。随着20世纪70年代混乱局面的结束，以及与苏联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确信改革对于国家生存和安全至关重要，除非中国能够比过去几十年更迅速的实现经济现代化，让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取得持续、有意义的改善，否则贫穷脆弱的中国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动荡威胁。
然而同时，西方世界也释放出了“精神污染”的幽灵，“资产阶级”关于个人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观涌入了中国。邓小平一开始就承认“打开窗户”在带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苍蝇”，尽管他看似无动于衷，但他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一种致命威胁。克里斯托弗休斯通过对邓小平1982年9月至1992年1月期间的126次演讲的分析发现，这些文章的统一主题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改革与抵御外来的思想侵蚀有机统一起来。“
解决方法是由邓小平设计的，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政府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来赢得其对政府的拥护。二是通过持续发展和优化技术手段，加强对信息流动的监测管控，以抵制精神污染。”窗户仍然开着，但北京购买了更好更精准的苍蝇拍“。三是从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展了一系列日益成熟和广泛的宣传，努力深入接触和融入民众，消除精神污染的危险。
除了导致内部不稳定的危险之外，融入全球经济还带来了两个外部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国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它越来越多地暴露在经济冲击之下并可能失控。由于经济增长与稳定之间的联系，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很容易演变成中国的致命政治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这种危险波及国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热钱”破坏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们最终在西方的压力下屈服了。
中国学者指出，1997年危机之后“经济安全”这个词在中国的政策演讲和新闻媒体分析中很受欢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定义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因此，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维护经济安全。这需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谨慎的推进，而不是一味追求更深的融入全球经济。正如安德鲁·内森和安德鲁·斯科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即使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也坚持创造“一种独特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模式，保持了自我控制的关键要素 。”其中包括有管理的汇率，一系列国有企业和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策杠杆”，这些政策杠杆使政府在确定土地，劳动力，住房，能源和信贷价格方面具有主导能力。保留这些控制工具是发展独特中国模式的持久特征，同时也可从全球化的变迁中提供一定程度的隔离。
敌对势力可能故意利用中国对外国市场，资本，资源和技术的依赖胁迫中国，或损害其发展。正如一位学者在1998年的所说：“用一种强制手段来终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包括终止贸易和金融关系，实施禁运，冻结海外资产......是非常真实的经济战争。“除了应对”金融市场的突然波动“和”全球衰退“之外，中国必须准备好应对各种蓄意的、或是战略上的威胁企图，要应对突然停止供应或关键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的威胁，并确保其获得全球市场，投资机会和相关商业利益。
中国领导人和战略规划者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些威胁。即使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受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精英阶层仍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贸易视为不可避免的剥削之源。即便抛开理论不谈，开启“百年耻辱”的鸦片战争，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将不公平的、不健全的贸易安排强加给弱小的国家。
这种经历并不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敌对势力多次企图施压，通过禁运和制裁来削弱和破坏中国的稳定。美国全面禁止了援助和贸易，并在20多年间拒绝与中国贸易。即使后来恢复了贸易和外交关系，华盛顿仍继续维持出口管制，并限制出售或转让可用于提高中国武器系统性能的高科技项目。不只资本主义国家以这种方式对付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在提供援助和技术后突然中止了合作，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之间的贸易几乎化为乌有。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施了制裁，并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在随后的10年里华盛顿一再对中国公司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中国如何继续享受融入全球经济的好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此相关的脆弱性和潜在的安全风险？直到最近，这个关键问题似乎在中国分析家的公开著作中甚少直接关注。这可能有多种原因。正如有人在世纪之交时指出的那样，“以何种方式何种代价”提高国家安全与弱化经济威胁的问题是“中国研究者无法看清的领域”，也许这反映出他们不愿意质疑官方政策，他们”只是主张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如果减少这种威胁需要的是与西方展开”政治战争“，就可能是一个不适宜公开讨论的话题。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已经越来越适应纳森和斯科贝尔在2013年描述的“共同脆弱性”的条件。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战略选择“为中国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牺牲”。 “通过深入参与全球经济，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压力和影响，这种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增加都更快”。虽然中国将自己命运的控制权交给了其他国家，但中国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权衡，这种状态都是可以容忍并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内森和斯科贝尔总结说，“1972年以来美国奉行的接触政策，实现了将中国利益与美国创造的全球秩序利益联系起来的战略目标”。北京可能无法致力于维持现状，但是“它在世界秩序的稳定和西方的繁荣方面获得了太大的利益”以至不会对这一秩序发起正面攻击。在经济领域（也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和互联网管理）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一样意识到，合作和妥协是管理共同问题的唯一手段。
但是最近的情况则表明，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的这种描述可能不再适用。随着其财富和权力的持续增长，北京方面不再简单的接受因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制约和危险，而是采取措施减少其受西方经济胁迫的压力，同时增强其自身能力以发挥经济影响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一段极度脆弱的时期，然后经历了一段”共同脆弱性“时期，现在试图进一步倾向于平衡，在减少对竞争对手依赖的同时开发经济上的应对手段，甚至是进行经济战的工具。
阶段一：韬光养晦
hiding and biding
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精神污染”，并且偶尔会担心是否有能力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其实他们没有理由担心，至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短期内不会去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开放性。相反在这些年里，华盛顿和北京被认为具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便二者不完全重合，也是高度趋同的。虽然他们愿意共同做的事情很有限，但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建立中国的力量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制衡苏联。
为此美国放宽了对中国出口商业技术和“两用”技术的限制，并鼓励其盟国也这样做，为中国扩大出口到美国提供了最惠国贸易地位，通过支持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增加了北京获得投资的机会。此外华盛顿寻求通过政策来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和技术发展，欢迎数千名学生赴美国学习，其中大部分在科学和工程领域。虽然从来没有任何明确的交换条件，也没有人认为如果北京不遵从其意愿华盛顿会撤回经济利益，但中国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对苏联的战略压力。美国和中国在这段时期是”虚拟盟友“，一些中国观察家也意识到这种有利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也不担心其很快消失。他们正在通过接受美国人的慷慨解囊，为自己的未来的做好准备。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东巨变，这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倾向于改变路线，放弃经济自由化重新采取防御性的自力更生，这将减少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污染，并将其对外部压力的脆弱性最小化。然而邓小平决心坚持到底，在他看来没有其他选择，恢复自给自足和孤立将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走向一个软弱和落后的未来，他认为中国会安然度过制裁。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里，它一直受到国际制裁。如果说中国不擅长别的什么事情，那么中国很擅长承受制裁。邓小平认为那些自以为是、反复无常的西方政客所采取的措施不太可能持续多久。他坚持说一旦风暴过去，中国应该向外界开放而不是关上大门。
这种乐观和自信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战略形势比几年前更加危险，而且可能更加暴露在西方的精神污染之中。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消除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继续进行深层次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就像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狡猾而无情的霸主一样，美国将寻求孤立、削弱和摧毁它的竞争对手。美国人在与其主要对手断绝关系之后，现在可以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因此即使北京试图融入全球经济、与美国建立更深层次关系，但华盛顿利用这些联系向中国施压的可能性似乎在增加。
中国应对这些新的、更脆弱的环境的策略之一，是强调扩大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以及跨太平洋贸易流中会获得互惠的利益。为了与邓小平著名的“韬光养晦（hide its capabilities and bide its time）”的告诫相一致，中国政府也开始协力重塑外国人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学者玛丽•布雷迪表示，当时中国对外宣传的主要推动力是“讲经济”，强调其当前的良好表现和未来的前景。
布雷迪的结论是“重塑”外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但她的评估可能过于狭隘和消极。中国政府仍能强化当时西方观察人的一种信念，即政治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很快就会到来。据迈克尔·皮尔斯伯里的说法，北京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误导外国人确认其一厢情愿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试图说服世界，中国正在朝着更加自由的市场、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政治自由化的方向前进。
在20世纪80年代，党内的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最终必须伴随着深远的政治变革。但现在看来，任何政治自由化的希望都破灭了。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继续发出信号，并被乐观的外国观察家抓住，证明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中。
其中的一例是“村民选举”计划，在该计划中民众可以从一系列候选人中选择地方官员。 这些选举始于1988年并在90年代大肆宣传，吸引了外界、特别是美国观察员过分的关注。 像卡特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应中国民政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积极参与其中，以帮助在新的民主环境中规范选举程序，促进当地社区更好的治理。
村民选举对中国治理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却发挥了另一个更大的战略功能：在正在受到并且可能更多受到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背景下，北京使外国人确信民主改革已经进入良好状态。 正如詹姆斯曼在2007年所解释的那样，村民选举有助于“通过让外部看到民主在中国各地传播”，认为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促进其变革是不必要的，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起反作用。
到本世纪末，尽管美国两党在政策细节上存在“温和”和”周期性“的争吵，但双方都赞同一点，即布什(George W. Bush)在1999年的总统竞选中所说的“美国只能选择与中国自由贸易，因为时间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阶段二：绑定对冲
binding and hedging
布什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广泛的观点，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全球贸易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加速增长，扩大中产阶级和不可抗拒的政治自由化压力。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美国及其盟友的想法，在村民选举的幕后，他们正在努力挫败西方的计划。
90年代对中国实施制裁时，邓小平曾希望“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改善关系，让他们再次进入中国市场”，并敦促中国高层和外交官与“外国朋友”合作解除制裁。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作为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伙伴的重要性十分有限，其“外国朋友”的数量也在减少。十年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变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外国投资和技术的大量涌入，加上看似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正将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和出口大国。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对商品、服务、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美国)开始增长。随着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扩大，有影响力的美国个人、实力强大的企业，和富有的行业团体也因此受益于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他们渴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除非出现真正的灾难性危机或对抗，经济接触的良性循环将不断的自我强化。
这一过程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纪录背景下，国会围绕是否恢复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展开争论，以及在后来授予北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展开争论，以便为加入世贸组织扫清道路。 这些争斗表明北京“外国朋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教会了中国如何与“外国朋友”合作（有时甚至是操纵他们），以使美国与中国更加紧密的相连。
中国分析家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积极游说国会和政府，甚至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促进美国的政策与中国的合作。该研究还指出，航空巨头波音公司(Boeing)“在推动中美关系的每一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华盛顿最终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发展两国之间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波音聘请公关专家在2000年众议院投票之前“处理媒体事务”，其CEO亲自参与公关活动，并从公司拿出数十万美元用于资助一个旨在赢得国会支持的游说和广告活动。
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使用诱惑和轻度威胁相复合的方式，来激励波音和其他美国公司。 在1994年是否放弃人权与最惠国地位相联系的投票之前的关键时刻，中国领导人对波音公司西雅图总部进行了高调访问，呼吁消除所有在中美之间人为设置的不利因素。 而德国企业高管代表团几乎在同一时间访问北京，波音主要竞争对手——空客公司此行获得了六架飞机的订单，这传达了明显的信息：如果波音没有为说服华盛顿授予最惠国待遇而尽最大努力，它可能会失去重大业务。
这些战术只是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詹姆斯•曼(James Mann)指出，“到1994年初，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毫不掩饰的在与克林顿政府打交道时加大商业压力。”事实上，美国公司在华盛顿所施加的压力，已经成为“中国瓦解克林顿人权战略的关键”。中国政府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在中美关系的演变进程中，倡导经济与人权相联系的人失败了，这是一个转折点。美国在1994年投票之前威胁暂停贸易、切断贷款、实施制裁，或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对其施加压力，这是在战略上看是合理，且北京的角度看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但后来这一策略已经失去了效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变得更加难以想象。
菲利普·桑德斯（Philip Saunders）引用中国一家主要智库的话说，在1994年摊牌时，“我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利益在不断加深，美国不敢取消最惠国待遇。”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利益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降低了美国采用经济威胁的意愿。” 正如桑德斯指出的“这种从片面依赖转向相互依赖”并非是“经济互动的自然产物”。 相反这是“中国人刻意创造出的依赖平衡，从而限制美国应用经济施压的能力”。
除了明显的经济收益之外，中国通过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将其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降低西方利用资本，技术和市场等优势实施战略胁迫的风险。但这不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唯一危险。随着增长的加剧，对生产资料（包括能源，矿物和其他原材料以及食品）的消耗也增加了，在需求超过国内供应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从自给自足转变为许多项目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在此后迅速增长。随着建筑，道路，铁路，发电和输电设备建设的兴起，铁矿石，铜，镍和铝的进口在世纪之交也大幅度增长，2000年代中期，每种原材料的进口都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40％到50％之间。民众收入的增加和饮食的改善也导致了对进口鱼类和肉类需求，以及更多家畜饲料的粮食需求。
中国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潜在脆弱性。 无论是全球市场突变，原产地政局不稳定，还是敌对势力企图干扰运往中国的重要物资的运输线，一旦供应中断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 与往常一样，北京的领导层很容易想到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
如何防范这些突发事件?在某些领域(如粮食生产)，扩大国内产出也许是可取的，但在本世纪初，任何国家都无法扭转对进口日益依赖的总体趋势。减少进口依赖风险的另一种可能方法是获得足够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其关键材料的供应源头，并保卫其通往中国的交通线。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一些这方面的军事能力。但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建设蓝水海军、海外基地、远程空运和境外地面部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种方法——许多美国人看来是最合理、最明显、最划算的解决方案，是拥抱全球化，仅仅依靠供需关系的调节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食品、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毕竟这是有类似需求的其他国家的选择。最近对中国不断演变的食品安全政策的分析指出:“大多数必须进口食品的国家，比如日本，都指望着一个深度、竞争性的世界市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这种方法对中国来说还不够安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对其政权生存深感忧虑。他们担心猪肉短缺或汽油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而不仅仅是选举失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是生命交给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知中国会受到周期性的危机和冲击，他们认为这个全球经济体系是由美国掌控的，并是为了满足美国的利益。与东京不同，北京知道如果所有其他方面都失败了，它不能依靠美国人来确保关键材料能运输到中国海岸。在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化奇迹兴高采烈的发言背后，封锁禁运，供应中断和可能的经济扼杀，始终困扰着中国战略家的梦想。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防御体系来抵御对其进口生命线的所有威胁。相反中国所做的是对冲策略，相当于购买一份保险，以应对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意外，目前看还没有对美国进行全球战争的极端可能性。
这个对冲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通过购买国外的矿山油田和农场来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主要是能源，矿产和食品）的所有权。 自2001年所谓的“走出去”政策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政府控制的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支持下扩大并购，购买苏丹油田的股权， 孟加拉国，委内瑞拉和加拿大，智利和秘鲁的铜矿，以及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马拉维种植大豆和其他作物的农田。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经过十多年的疯狂并购后，中国企业最近在自然资源投资方面变得更加挑剔，不愿意为获得商品供应支付巨额费用，而更关注其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如购买高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以及资源。但这似乎是对现有战略的改进而不是放弃。中国企业继续支付高价以在原产地获得资源控制权。国有石油巨头中海油在2012年支付了15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公司，这一交易使中国控制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油砂（被认为是世界第三大储量），五年之后另一家国企（中国化工集团）的一次交易额达到了近三倍多的价格，收购了瑞士领先的种子和杀虫剂开发公司。正如一项评估所指出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包括从头到尾控制其全球供应链”。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购买个别公司。 他们似乎愿意购买或建立必要的整个生产和基础设施网络，无论价格多高，只要能满足中国的需求。 最近巴基斯坦黎明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巴经济走廊农业投资计划，从供应链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从提供种子到化肥，信贷和农药，中国企业也将经营自己的农场，加工水果和蔬菜和粮食的设施。 物流公司将为农业生产经营一个大型仓储和运输系统。
除了扩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外，中国也开始控制远洋运输体系的关键部分。通过这些系统获得绝大多数进口能源，粮食和矿产。 中远集团利用全球航运业的低迷，在银行的支持下收购竞争对手并扩大其在全球集装箱行业的份额，它收购了东方海外集装箱运输公司，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运输公司。中国国有航运公司现在比其他国家的集装箱运输量更多，尽管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容易获得，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海运贸易的大部分是由中国公司拥有并运营（和建造）的船舶进行的。
中国的企业也投入巨资购买、建设和扩大沿海的港口设施。 有许多位于东亚和南亚，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非洲，中东和欧洲，包括西班牙，希腊和荷兰。 据估计目前中国港口运营商处理的集装箱运量在全球总占比为39％，全球50个最大港口的中67％的货物经由中国公司或有中国投资背景的设施运输。
许多航运业分析师都认为，中国购买船舶和港口是基于长期控制考量的战略性投资，这减少了对效率和债务的焦虑。除了纯粹的经济逻辑之外，这些投资反映出“中国需要应对脆弱性，特别是在保护商品进口和能源流动方面。”虽然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拥有船只和设施不能提供完整的保证，在发生战争时美国总是可以摧毁中国的集装箱船，并轰炸或封锁港口。但在任何短缺或是灾难中，物理控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在危机中可以依靠国有公司和港口经营者优先考虑中国货物，与其他国家（其中一些可能属于美国的盟国，如丹麦，德国，法国或韩国）不同，它们也不会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
正如一位中国观察员指出的那样，鉴于中国海上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出现了“战略对冲”的概念。“尽管大部分进出口仍在海上运作，但过去15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多样化的供应网络，开始修建公路，铁路和管道，从东到西横跨欧亚大陆。这些计划完成后，至少能够实现从源头到市场完全从陆路运行，满足中国对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一些关键商品的部分需求，或者可以缩短海运里程并绕过关键的堵塞点。
在一个没有战略风险的世界里，这样的项目——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带” ，可能难以证明其合理性。因此部分西方分析家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浪费，或者充其量就是对中国建筑业过剩的就业计划。鉴于北京对海运进口依赖的担忧，以及由于美国持续的海上优势而产生的脆弱感，这些投资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针对意外事件的保险措施，北京目前支付的保费无疑很高，但如果适用得当，它们可能会提供一种防止海上供应中断的措施。
阶段三：整形重塑
shape and restructureand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其利用贸易和投资来对外施加影响的潜在可能也在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已经从简单地通过与其他人绑在一起以阻止他们施加压力，转而积极考虑并开始尝试使用自己的经济手段来塑造一些贸易伙伴，这一进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加速。
全球金融危机在2009年达到顶峰，奥巴马政府2010-2011年的“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的下滑，导致中国分析家和决策者重新思考经济政策在其大战略中的作用。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明显失败，以及西方未来增长前景的相对弱化，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增加其作用、塑造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提供了机会。商务部在2009-10年度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现在应该成为“贸易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大”国。中国需要设法“发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北京认为，美国正试图通过煽动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麻烦来弥补近期的经济挫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的战略家们敦促政府更加雄心勃勃，有效利用各种贸易和金融工具。中国不应直接与美国正面交锋，一场针锋相对的权力竞争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感到恐惧和反感，中国应该寻求让邻国站在自己一边，承诺提供市场准入和投资。据一位分析人士说在2009年之前，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地区盟友建立双边安全关系方面的努力是有效的。
现在华盛顿正积极寻求加剧地区紧张关系，并疏远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在这些新的更具威胁性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外交的作用是，缓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所带来的压力和困境，通过向其他国家保证它们将从持续增长和繁荣中获益，通过开放和“合作共赢”，中国政府应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周边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而不是追随美国制衡中国”。
过去10年里，中国除了利用一些人所称的“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开始尝试多种方式。这不是一种新情况，正如上世纪90年代北京已经通过威胁失去合同，诱使美国企业向克林顿政府施压。而澳大利亚智库的一项研究显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已开始更频繁、更果断、更多样化地使用经济手段。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规模增加，并开始接受国债和其他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来弥补这一缺口。 中国以这种方式拉动其自身的出口增长，也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年度预算赤字提供资金。 在2008-2009年度，北京利用其可能放缓或停止其对美国债务的收购（从而提高利率并推动美国经济更深入衰退）以威胁华盛顿做出政策让步，虽然这些努力只取得了有限成功，但这是一个重大标志，即中国利用债权国这一新身份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在首次尝试对华盛顿施加压之后，北京于2010年在与美国关于台湾的持续斗争中开辟了新战线，威胁要对参与军火销售的美国公司实施贸易制裁。 与金融领域一样，这一特殊战略的后续结果令人沮丧：尽管北京公开表态威胁，但似乎没有取消任何合同，也没有停止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业务往来。但中国再次表现出一种新愿望，即考虑以前从未采用过的强制手段。
北京并没有遵循美国法律和惯例来实施制裁，而是开发和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包括避免正式的宣言，而是悄悄的针对个别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威胁而不是实际惩罚，只是为了改变对方的行为。中国的首选是通过限制或切断其日益庞大而重要的国内市场来惩罚一个违规的贸易伙伴。因此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中国将挪威的鱼类进口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政府不是发布限制进口的正式命令，而是颁布了“严格的新的食品安全法规”，并“神秘的瞄准了挪威鱼类”。两年后在南海争端中，北京同样声称从菲律宾香蕉中发现数十种有害生物，实际上遏制了水果进口，给菲律宾农民造成困难以间接施压给马尼拉。
现在中国不愿选择相对贫穷和脆弱的国家，或者那些较少依赖出口的国家，而正试图向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施加压力。 继首尔于2016年决定允许萨德（THAAD）系统进入之后，北京方面表达了其不满，除其他一些措施之外，还削减了中国旅行团前往韩国，阻止进口韩国音乐，电视节目和奢侈品，并利用所谓的安全违规行为关闭了在中国的数十家韩国百货公司。 这并非巧合，这些商店归乐天集团所有，该集团是一家大型有影响力的集团，它已同意首尔要求为部署THAAD提供了土地。
从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使用出口禁令和进口限制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为了应对中国东海争议岛屿的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2010年底北京传出暂停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这些材料是生产高端电子元器件和关键，由于有利的自然禀赋和宽松的环境法规，中国已经使自己成为世界上唯一活跃的几个稀土生产国。
再次强调，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直接的结果，而是中国展示的意图，以及尝试将财富转化为权力的新动向和新手段。
除了简单的利用贸易和金融工具，来塑造其他国家在具体问题上的行为之外，中国的战略家们还开始考虑更广泛、更雄心勃勃的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方法。自金融危机以来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经常表示，中国需要在重塑全球经济体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面临着“要么在西方领导下接受和融入国际体系，要么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作为强大的变革力量，来制定更有力于中国的制度”的“前所未有的历史选择”。
什么是“更有利”的系统、以及如何创建它？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分析师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由于长期的物质趋势和政策选择，全球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的新体系将使中国大大减少对美国（也可能是日本）的依赖和脆弱性，同时增加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牛新春（音译）描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仍不发达的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的边缘，而美国则占据了中心。在此期间中国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将其作为主要市场和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中国使用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来制造产品销往美国，并获得大量外汇储备“。起初大部分产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随后出现了更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的跟随，全球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据一位观察者说，国际经济体系已逐渐从“中心—外围”模式转变为“双环八”模式。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位于产业链上游；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位于下游，而中国则处于中心位置，是“国际经贸体系中的一个纽带”。
当然在经济领域和自然界中，进化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事实上变化正在加速。徐建（音译）指出，中国正在转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从严重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基础产业投资，转向“以创新为导向、技术密集型、高成本效益模式，更多的依赖国内需求”。资金雄厚的产业政策将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些计划旨在使中国企业成为全球高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第四代”制造技术的领导者。
随着产业升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互动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将从互补转向竞争，如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所言，中国将不再继续出口“家具、硬件和玩具”，而是将越来越多地制造和销售最先进的产品，包括超级计算机、自动驾驶汽车、“重型机械和大飞机”。如果美国愿意适应…美中贸易可以积极发展，否则可能出现负面情况。不过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情况，我们在外汇储备、出口需求和技术进口方面严重依赖美国”。出于战略和经济上的原因，中国应该努力减少对那些不友好的发达国家的依赖，中国分析家似乎将中欧和西欧美国日本区别开来。有人认为“应该加大努力，增加欧盟、亚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市场份额，适当减少对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依赖。”
中国将与紧随其后的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牛新春的说法，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生产模式“非常适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进一步工业化”;它的“巨大的资本和成熟的工业体系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正如美国曾经对中国所作的那样，现在中国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他们需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中国也可以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向顶峰。
随着中国迅速扩大的消费基础，发展中国家将为其先进的工业产品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将购买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的消费品。高祖贵(音译)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将成为价值10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的大市场，如果它出牌正确，就能够利用其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来达到战略目的。有人建议中国应该有意识地购买更多的最终消费品，以获得外交杠杆，它应该利用最终消费品市场来增加中国对其贸易伙伴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中国应该致力于“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最终消费品市场”。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吸收东亚国家的最终消费产品，帮助整个地区扩大国内需求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对独立的生产链。然后中国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的依赖来获得政治影响力。
最近一些关于未来经济秩序的讨论是基于发展水平之上的，并将中国视为全球新兴国家集团的先锋，一些评论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中，中国分析家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图景，中国站在庞大的欧亚区域体系的中心，通过公路，铁路和管道在物理上联系在一起，最终可能整合为一个以人民币作为国际化货币的大型贸易区。
虽然在不同的说法里，这个体系的物理边界是不确定的，但至少它明确包括中国的邻近国家。许多分析家似乎设想了一个互连网络，它将向西扩展到欧洲的心脏，西南到中东（也许到非洲或更远），南到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大陆的部分地区。一些人还讨论了利用经济手段，从中国的海上边界吸引“战略支点国家”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一些与美国友好的国家。而如一位学者解释的，由于日本害怕被边缘化它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印尼和泰国已被认定为潜在的“模型或示范”，紧密的经济融合可能有助于“中国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中和”。
韩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支点。 如果中国和韩国有关自由贸易区的尝试取得成功，那么压力最大的就是日本，韩国和日本之间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竞争很高，如果中国将其市场投放到韩国，日本工商业将面临非常强烈的压力。
一带一路倡议最热心的推动者甚至描述了一个跨越几十个国家的聚集区，这些聚集区共计44亿人（占世界总量的60％以上）和21万亿美元的GDP（全球GDP的30％）。即使这些预测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北京显然认为能从更加一体化和发达的欧亚大陆获得战略上和经济上的收益。这个实体将为中国提供更安全、更多的能源粮食和资源，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即便不能消除、也能减少供应中断和禁运带给中国的脆弱性。这一新兴欧亚体系的成员国将部分消化中国日益增长的出口，使其不那么容易受到发达工业国的保护主义抵制。如果中国和欧亚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那么其中的参与者对美国金融制裁的担忧也会减少。
中国的规划者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也许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欧亚大陆”，可使中国在其中继续安全繁荣的发展。但中国的领导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可接受的风险，与自给自足的贫困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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