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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下）——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

汪晖文艺批评 202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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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18年第1期以重要篇幅编发了汪晖先生的长文《十月的预言与危机》，这篇文章乃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面对复杂的历史，他以其一贯的宏大与繁密，构成多层面的理论织体，对围绕十月革命的当代评价，对这场革命在亚洲广袤区域的影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了严肃的剖析，以为未来开辟思想空间。

2018年1月29日，汪晖先生荣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内莉泽·迈尔奖（Anneliese Maier Research Award），至今为止，全世界仅有39名顶尖学者获此殊荣，而汪晖先生则不仅仅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更是该奖项历史上唯一一位从教育到工作背景都彻底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学者。文艺批评公号特转载汪晖先生新作以飨读者。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上中下三篇推出！

感谢作者汪晖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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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上）

文艺批评 | 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中）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十月的预言与危机

——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

100周年而作

（下）

汪晖

全文目录：

一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败”？

二民族自决权与中国革命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接中篇第二章节）

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20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如果将人民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实践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首先，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发生在法国和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中国人民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却是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偏远乡村展开的。考茨基曾经提及如下事实：“目前的德国革命没有中心，而法国大革命却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虑巴黎对整个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间发生影响的恐怖统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18世纪甚或19世纪，没有一个城市行使过像巴黎在那个时期所行使的权力。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个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只要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带来的经济上的地方分权还没有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95]类似的条件在俄国也是相似的。发生在中心地区的武装起义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依托都市的中心地位快速形成国家机器，从而捍卫这一国家机器并使其长期化，就成为革命政权建立之际的首要任务。而在中国的人民战争中，由于远离中心，并不存在迅速形成全国性政权的条件，红色割据条件下的苏维埃政权将在长期的斗争中为持续形成不断壮大的革命主体而奋斗。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其次，巴黎公社以清一色的城市人口——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和下层市民——为主体，十月革命虽然得到了农民阶级的支持，但同样以工人阶级和士兵为主体，而中国的人民战争却是以农民以及由农民为主要成员组成的军队为主体的。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为中国早期的革命者所讨论。例如，1908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就在《衡报》发表《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的文章，指出中国大资本家以田主占多数，中国人民以农民占多数，中国政府之财政以地租为大宗，“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财产共有制，必以土地共有为始基，而土地则以田亩为大宗。惟农民实行土地共有，斯一切财产均可易为共产制。”[96]他在农民身上看到了通常被遮蔽了的团结性和抵抗潜力，尤其是与共产主义财产制度之间的可能联系，不能不说是有预见性的。但1911年中国革命并没有发掘出这样的潜力，终于陷于失败的境地。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从事工农运动的经验和此后深入乡村的游击战争，农民阶级很难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刘师培对于农民革命的看法是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实际上是将有关欧洲工业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方法移用于农业社会，分析人口、国家财政和财产所有权。他在正确地指明农民革命的潜力的同时，却误以为这种潜力可以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中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出来。1928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同样挪用了欧洲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强调的是农民作为一个革命力量的政治形成。因此，革命党人并没有以实行土地共有为途径，反而是以“耕者有其田”相号召，让贫苦农民从农业无产者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即通过分田来产生政治动员，进而在人民战争中促成这一在土地改革中成为小资产者的广阔阶层在政治上实现“无产阶级化”。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与革命的政治意识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政治性无产阶级形成的独特景观：被卢森堡所诟病的土地改革恰恰成为农民阶级形成政治动员、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学会自我管理并在党的引导下形成组织的政治契机。

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并不只是主观的政治进程的结果，这一命题本身也是帝国主义时代全球性劳动分工的产物；正如民族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命题一样，它不是欧洲语境中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后果，而是20世纪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战争的产物。战争是暴力，但人民战争也是教育和训练人民、形成党与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实践过程。识字运动、生产合作、社会组织、尊重妇女、婚姻自主、卫生习惯、邻里关系、干群关系，所有这些新的集体生活的日常形式和新的价值，就是在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识之中的。中国革命必须将农民阶级转变为革命人民的主体，这一历史命运意味着这场革命不能自然地和自发地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性格和诉求中产生出来，而必须通过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转化其成员的阶级性格和诉求。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

1925年五卅运动

被压迫的农民阶级

那么，如何估价中国在土地革命中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能否模仿卢森堡的说法，认为这个专政不是阶级的或人民民主的专政，而是党的专政，甚至一小撮党的领袖的专政？回答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回到人民战争的范畴内来理解党的转型和人民这一不断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的生成过程。正是在人民战争、土地革命和建国运动的相互渗透之中，党本身从一个城市精英及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转化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渗入了整个乡村机体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并团结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运动。我将这个人民战争中形成的政党称为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所谓超政党要素，是指共产党与大众运动、建国运动、军事斗争和生产斗争相互结合，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使得它不只是一个先锋党，而且也是一个大众运动。所谓超级政党，是指这个党并不准备与其他政党在宪法框架下分享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大众性和有机性形成其“民主专政”。

人民这一政治概念也必须与人民战争联系起来理解。尽管中共习惯于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术语将人民或中国人民概括为几个简单的范畴，例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在人民战争中，人民这一概念表述的其实不过是人民的政治形成过程。不同阶层的成员都可能在人民战争中成为人民的一员或人民的同盟者。例如，在民族战争中，甚至作为土地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也可能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这一独特而灵活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源头之一，正是俄国革命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及其政治形态的分析。如果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那么，在中国社会，除了极少数统治者，有哪些成员没有可能被纳入“人民”的范畴呢？

马克思曾经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的战时状态，但从未设想过这种战时状态会采用依托乡村展开的人民战争形式。军事斗争的暴力形式、敌我力量的不平衡、战争条件下内外（敌我）关系的尖锐化，使得这一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专政”建立在鲜明的敌我分界之上。尽管分界本身存在着游动与转化，但对专政对象的压制始终是这一政体的基本特征。毛泽东从未羞于承认革命政权的专政性质，也从未掩盖革命的暴力过程；他强调的不过是：革命的专政正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生死对峙的氛围中，一般地否定革命的暴力性，或者通过对革命暴力性的否定来否定整个革命进程，几乎无从对20世纪的历史进行政治分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正是在这里，卢森堡对于十月革命的批评方法是有启示性的，即在反思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时，必须将革命战略和策略与具体的情境结合起来探讨革命者的错误，而不是以自由、人权的一般原则对革命做总体性的否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接管国家政权，“镇压反革命”的行动更加组织化和法制化。关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镇反”运动中和土地改革中被处死的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总规模是巨大的。阶级概念的限制及其滥用、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教育和训练水平、及时有效的交通和传播方式的匮乏、党内斗争与军事力量的直接结合及由此衍生的军阀作风和宗派主义，也使得这一专政机器不断地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自身的机体和成员。1930年代苏联“肃反”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直接影响，加之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党内缺乏严格的民主审核机制和法律传统，使得初期的红军和共产党组织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残杀自己同志的悲剧（在所有这些悲剧中，最为著名和惨烈的是1930-31年发生在江西苏区的镇压“AB团”运动、1931年底在闽西根据地发生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以及绵延至1935年的整个肃反运动）。中共在延安时期对此做了深刻总结，力求健全制度，减少冤假错案，但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由党内斗争而衍生的以及在滥用阶级概念的状态下形成的冤假错案频繁发生：1950年代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案”，至1960年代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此后发生在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冤假错案，若考虑到各地区的同类性质的事件，实在不胜枚举。

在这些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存在着严肃的政治路线分歧，也存在着以思想斗争、组织建设或“文化革命”而非暴力革命进行斗争和对话的可能性，或者说存在着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正当性；没有理论辩论、实践检验和路线斗争，就不可能解释中共的多次历史性转折，从而不能将对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中发生的上述悲剧转化为对于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本身的否定。20世纪中国革命始终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即便在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经常与夺权问题相伴随。这是时势之必然，还是策略之错置，需要审慎地分析，但在上述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口，阶级概念的僵化和卢森堡所批评的漠视民主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解决党内政治分歧的可能性丧失了或部分地丧失了。如果说在人民战争中，阶级概念的灵活运用曾经激活了广大乡村的政治生活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那么，在政权巩固的阶段，阶级边界的僵化和阶级概念的滥用，却使得这一概念日益向一种取消人的能动性的方向转化。1960年代臭名昭著的“血统论”正是阶级概念去政治化的结果。因此，不是简单地否定阶级概念及其蕴含的政治能量，而是分析这一概念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过程，才是理解这一时代阶级政治的成就与失败的正确方式。所有这一切，依赖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往复探索和持续张力。

中国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创新堪称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之一，但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检讨却是必要的。在对革命进行“审判”已经成为时尚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判断倒过来表述：批判地审视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必要的，但重新阐释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政治创新却更为迫切。事实上，在苏联与中国之间，围绕如何估价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争辩早在1956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在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迫使中共和各国共产党对此作出回应。毛泽东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分析了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对德国入侵缺乏警觉、忽视农民福利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认为“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97]，“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98]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反思斯大林的错误和中国革命中的教训时，并没有像考茨基、卢森堡那样诉诸选举制、议会民主制等源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民主经验，而是重新回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群众路线”，探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作者引述了1943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领导方法的决定：“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99]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1927-36年间发生在红色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一错误的后果。

除了破坏民主集中制、脱离群众之外，斯大林的另一个错误是将中间势力作为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这里的分析实际上是在诉诸人民战争中“人民”这一范畴的政治形成过程。“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中间势力，则应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他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100]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论证说：“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101]

关于中间势力的讨论涉及区分两种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102]即便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共仍然在区别两类矛盾的问题上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0-70年代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的“扩大化”现象都是清晰的例证。

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革命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垄断成为基本的政治特征，由此产生了两组矛盾，其中第一组是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关系。正如韦伯所说，在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官僚制度。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失败，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体系的巩固，都证明国家作为这一时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难以回避的。在这方面，简单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官僚机器或国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根本问题在于：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即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列宁一再强调保持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之间的必要区分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认为“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103]但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党-国合体，“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104]。

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近于消失。如果说政党国家化是人民战争传统逐渐丧失活力的产物，那么，探索克服政党国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主义地讨论党政分离和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从那个逐渐丧失的传统中探索参与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

“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由于运动与派系斗争、党-国体制及其权力搏斗纠缠在一道，这一在国家和政党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蜕变。60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尽管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由于无法适应国-党体制的需求而始终居于权力格局的边缘，[105]但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许多观察者相信：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政治实验，相较于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官僚体制，中国“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处理的第二组问题是执政党、社会主义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换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而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问题经常被简化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但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脱离经济关系的政治形式，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革命基础上的过渡性国家。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制现象时，许多人将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化与经济管理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批评一长制和泰勒制，因此，人们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人回答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106]

从1956年围绕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辩论至今，对于苏联实践的全盘否定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致我们需要追问：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到底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判断正确，还是那些否定的观点正确？这里只能简要地点出如下几个事实：一，与其他在1917年发展水平相同的经济体相比，苏联的增长速度远远领先。罗伯特·艾伦（RobertC. Allen）利用经济学、人口学和计算机模型重新统计国民总消费，证明1928-70年代苏联在五年计划指导下获得了高速增长。19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主要源自军备竞赛，而不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107]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除中国之外，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指数均成长迅速，达到其历史发展中的最高增速。三，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出现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格局引发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促成了欧美社会福利国家的快速形成。二战之前，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在1.66%以下，战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压力，在经历了1948-73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欧美国家用于福利的开支大幅上升：1960年平均占GDP的10.41%，1970年达到14.8%，1980年跃升至20.09%。没有苏东社会主义的压力，欧美社会福利占经济增长的比例是难以如此迅速地上升的。

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的概念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108] 1962年，就在中苏论战公开爆发之际，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109]因此，设想一种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但到底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呢？存在着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回答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究竟从何开始这一问题时，关键的问题或许不是时间点的确定，而是如何辨别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经济与政治的逐步分离——何时、如何、以何种形式、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分离。这一分离的实质是探索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实践的转向与终止。这也是估价中国社会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的不同命运和道路的主要视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币为例。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仍然保留并仍然在发展商品经济，故人民币具有货币的性质；但社会主义中国试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又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故人民币并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它与其他票证等所象征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并非纯然的商品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创生。由于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劳动者参与其中的生产过程不能简单描述为出售劳动力的过程，相反，劳动者的劳动付出除了换取生活必需品（劳动力再生产）之外，也包含着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含义。

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过程不是与社会政治过程相互脱节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民族资本极为弱小；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工业增长大规模地依赖于大众动员和劳动力投入，人民战争的传统和新中国的政治动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从造反开始，但迅速地沿着早期人民战争的逻辑向夺权及权力巩固方向转变；在这一急剧而混乱的转变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未能成为中心的问题。1970年代，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也意味着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薄弱环节”。伴随改革的深化，经济逐渐蜕变为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领域，劳动者从社会的政治上的主人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从而社会主义政治向国-党政治转化，社会主义的理念演化为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互脱节的、仅仅用于巩固国-党体制的合法性话语。因此，经济与政治的脱节同时也正是政治的蜕变。如果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克服卡尔·波兰尼所谓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一19世纪欧洲的“大转变”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发生在经济再度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脱离并主宰其运行的时刻。在经济逻辑凌驾于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之上时，社会主义政治的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新古典主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凯恩斯主义（政府作用）的话语重叠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观察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运行轨迹。

在当代的语境中，左翼和自由派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党、国家和经济这三个方面。党在夺取权力和巩固政权方面显现了力量，但在建立过渡性国家的过程中却时刻面临异化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或许有惊人的成就（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关系方面却不断妥协；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市场制度在俄国和中国等国家重新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将国家再度界定为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控制机器。这些状况与中共在1950年代后期对十月革命的经验所做的归纳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估计完全不同。当年的中共坚持认为：政党、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等等，恰恰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成就。

1956年与今天的局势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教训，并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同于西方左翼对于政党和国家形式的质疑，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而言，人民战争中的政党与未经人民战争的政党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延续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形式，而在于能否有效地形成让这些制度成功运行的方法。毛泽东说：“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110]当他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思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集中阐明的是武装斗争的战略，群众路线的方针，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建设的路径，区分敌我两类矛盾的辩证法，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的方式等。

人民武装斗争

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即便在今天，区分这两种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共产主义除了作为哲学假设，还包含着仍然可以激活的丰富经验；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应该而且需要对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进行总结，像当时的革命者们一样，不仅思考革命的原则，而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历史的和理论的总结。这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盲目而空洞地以革命相号召，像卢森堡批评的那样，将在特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当作革命的样板推荐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而是直面当代的条件和危机，探索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抽象地、两手空空地面向未来，也不是单调地、教条地重复群众路线、人民战争和党的建设的口号，并以一种反智的、专断的方式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凝固化。这是持续性危机的时刻，是19-20世纪的伟大实验成果正在耗尽其活力的时刻，也是孕育着新的、不同以往的知识的、经济的、文化的、交往形式的变革的时刻。在新的知识条件、社会构成、国际关系和经济状况之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过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激情、智慧与想象力，拒绝经济以分离的形式主导日常生活世界的宿命，摆脱少数精英以分离的形式控制大多数人生活的模式，让每一个人投身创造性的、集体性的和制度性的实践的路径。

因此，除了“假设”之外，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实践的课题，但在今天的条件下，这个实践的课题需要从理论探索——包括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分析——开始。

2017年5月5日哈佛

2017年11月7日清华

（全文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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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第5页。

96刘师培：《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衡报》第七号（农民号AnAppeal to the Peasants），1908年6月28日，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下）《衡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5页。

97《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98《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9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0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