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孙佳山：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电影与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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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香港电影为线索,重新梳理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香港大众文化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生成,及其在回归前的"史前史"式历史背景。充分讨论回归后,香港电影"北上"融入中国电影版图的当代意义,及其对于我国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长远影响。这对于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展望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文化格局,重新梳理我国的大众文化结构,重新调整我国的文化产业格局,甚至重新描绘我国的文化图景,都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对于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而言,通过重新追溯香港电影"新浪潮"所依托的历史结构的源头,以岭南文化为纽带,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表征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也已经是首当其冲的当代使命。
本文原刊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大湾区文化研究“专栏，原题目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挑战——以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为线索》转载自公众号“雅理读书”，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孙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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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电影
与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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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这究竟携带着怎样的意味已经毋庸多言。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整合、协调发展，绝不仅仅是追求“世界四大湾区”的虚荣概念。
通过对粤港澳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重新梳理，使港澳地区深度参与和有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保持粤港澳区域的长期政治稳定，提升粤港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强劲动能，势必将引发粤港澳地区文化空间的重新规制。
这一具有时代变革意义的历史变迁的复杂影响，也绝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和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在文化意义上，发生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节点上的这一时代性变革，对于重新梳理我国的大众文化结构，重新调整我国的文化产业格局，甚至重新描绘我国的文化图景都将有着长期、深远的复杂影响。
香港演员，自左到右：周润发、邱淑贞、张国荣、林青霞、周星驰、王祖贤
因此，以香港电影为中心，重新梳理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香港大众文化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生成，及其在回归前的“史前史”式历史背景。
充分讨论和认知回归后，香港电影“北上”融入中国电影版图的当代意义，及其对于我国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长远影响。
对于为展望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文化格局，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初步探索，就有着提供可参照性的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坐标的基础性价值。
回归前的二十年
香港电影的“史前史”与深远历史影响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岁月荏苒，每当听到刘德华、那英翻唱的《东方之珠》的旋律和歌声，那种并不违和的质感和体验，都瞬间就可以让我们再次触碰到那个年代的情感和记忆；但我们可能从未意识到，或许也真的是不愿意面对，今天与那段记忆的标识——是整整过去了20年。
➬《五亿探长雷洛传：雷老虎》1991
的确，20年，足以轻松装得下两三代人的青春。
20年前香港电影的那些光影声像，也以我们当初绝未曾料想的方式，如此地深植在我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记忆之中，以至于这个年代里的中国电影，无论类型片、艺术片，商业的、地下的，都还在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向其致敬。
那个年代也以它自身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活的背景和起源，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样貌、形态，都能在那个年代当中找到线索和源流。
➫《英雄本色》1986
显然，20年前的香港电影，为何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获得了那样的文化位置？
它们在随后的回归的20年当中，到底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
这些都是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香港电影在新的文化结构中的未来命运的基本前提。
回归前的香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世界第三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其电影产品也更接内地的“地气儿”。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借助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尤其是伴随着在今天已经成为“古董”、但在1980年代却为大陆城市家庭所狂热追求的录像机的普及，香港电影开始星火燎原地涌入到内地的广阔天地。
➫《家有喜事1992》
对于回归前的香港电影在那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电影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多义的文化影响，我们其实一直都缺乏全面、充分的评估和评价，因为即便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天翻地覆，其在今天仍然可以在各类媒介形态下的多重不同领域，迸发出令我们错愕不已的强劲文化势能。
早在1974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的港式喜剧片《鬼马双星》一炮走红，使得香港电影终于摆脱了粤语的地域局限和戏曲电影的形式束缚，进入到了以国语/普通话为主的、为以香港为中心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观众圈，形成了制作商业类型电影的香港电影“新浪潮”。
尤其经过1976年的《跳灰》《临村凶杀案》、1978年的《咖哩啡》《捞过界》，到了1979年及之后的《点指兵兵》《蝶变》《疯劫》《父子情》《半边人》《最爱》《阿郎的故事》等一系列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开始以井喷的方式持续涌现在银幕上。
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作为中国电影的“外部”坐标，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多个商业电影类型，在那个年代有着非常广泛的辐射范围，不仅仅在内地和华语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东南亚、韩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启蒙”式的样板示范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华语电影勉强能够和好莱坞电影相抗衡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有限的商业电影类型。
➬《英雄本色》
与此同时，在那一阶段的香港电影如日中天之际，恰好也正是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时刻，其对内地大众文化的潜在影响之深，不可低估。
从当时还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商业电影，到2012年以《泰囧》为标志的成熟的商业电影类型，在这个不算短的历史阶段，对于很多活跃在中国电影舞台的内地中青年导演、编剧、演员而言，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所留下的烙印性影响甚至构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从《唐人街探案》《港囧》《火锅英雄》《绑架者》，直到《我不是药神》等一系列电影中，都不难发现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复杂性，至今依然还不断地得到验证。
电影《港囧》海报
尽管涉及版权等问题，我国的网络大电影、网络剧市场还很不成熟、很不规范，但近年来在其中不断涌现出的向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致敬的网络大电影、网剧等各类文化产品，无不说明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香港电影对于内地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辐射的深入程度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当然，这不是说内地电影在走香港电影的老路，而是旨在指出：
在经济腾飞的历史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内部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为不断增长的新兴中产阶级量身打造类型化的商业电影，批量生产具有稳定品质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类文化工业产品。
在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也依然要回应这一文化议题，而且是远比当年多出几何数级的规模上。
2
回归后的20年
香港电影的“北上”和中国电影版图的重整
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后，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历史变迁，尤其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制度性文件的签署，香港电影曾经的表意策略和文化功能，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历史性、结构性的巨大变迁。
香港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内外关系，也发生了翻转，从那时起，香港电影拉开了大规模集体“北上”的序幕。
当然，香港电影的“北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多重历史背景。
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化革命浪潮席卷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好莱坞的数字特效及其制造的奇观，经过《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的跳跃和累积，在1980年代前后的《星球大战》系列之后，再度广泛地收割全球的电影票房，美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的全球票房总额，也拉升到了10亿美元的门槛。
➬《甜蜜蜜》1996
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香港电影，自然失去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十几年间在内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开拓的票房疆域。
迄今为止，6000万港币都是香港本地电影票房的“天花板”，香港电影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应对数字化革命后好莱坞数字特效奇观大片的策略。
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面对和接受，重新调整其在中国电影版图中的坐标和定位，集体性的“北上”是其事实上的唯一现实选择。
只是回归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并不顺畅。
➫《窃听风云1》2009
由于内地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电影版图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跨时代的阶跃，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和迄今为止主流媒介还基本不了解的更为辽阔的众多县级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香港电影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所积累的行业经验。
所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曾经屡试不爽的各式香港商业电影类型，反而在回归后的最初十年在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碰壁。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远不如想象中那么手到擒来、一马平川。
直到2005年之后的《神话》《宝贝计划》等影片的出现，香港电影才开始稳住阵脚，并逐渐找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共振节奏。
经过随后《霍元甲》《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影片的不断探索，2013年，真刀真枪地处理内地公安题材的《毒战》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真正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电影的内部结构。
一直号称要“北上”赚钱的香港电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港式警匪片类型找到了突破口。尽管还有一部分香港电影人将《毒战》的成功归于“突破了内地影片的审查限制”，但只要对中国电影稍有认识，就能充分意识到该片真正的示范意义和价值。
➬《毒战》2012
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近20年之后，终于汇入到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和主流——近几年来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行动》等新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故事。
因此，10亿、20亿、30亿的票房蛋糕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从目前看，在完成了持续10年左右的阶段性调整之后，依托内地的巨大市场空间，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几种成熟的香港商业电影类型，开始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不知不觉间，在中国电影票房的前300名当中，由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已占据了高达20%以上的份额。
➬《红海行动》2018
不难发现，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叶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香港电影所积累的符合大中华区风土人情的丰富的商业类型电影经验，在内地电影票房自新世纪初触底反弹，且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迅速放量增长到600亿左右的规模。
它同时表明，如果缺乏商业电影类型的基础，中国电影妄图以艺术电影的班底无缝切换到好莱坞数字特效奇观大片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的确，在中国电影内部无法完成新老交接、新旧更替的情况下，正是依托于改革开放这一大时代式的历史背景，才改写了中国电影曾经的内外关系。
毫无疑问，香港电影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注射了新的活力。
3
影像的枷锁
香港电影“本土意识”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
香港电影的“北上”赚钱，既是在中国电影的广阔天地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电影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下，能够沉淀下来寻求新的表意空间的唯一可能。
➬《岁月神偷》2010
因为，香港社会在回归后20年光阴里，各种形势的变化波诡云谲、错综复杂。
丰富的社会现实使得近年来的香港电影自身也呈现出了“回暖”的趋势，出现了《踏血寻梅》《树大招风》《十年》《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一系列类型、风格不同且极具争议的影片。
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些电影的背后，一批1980年前后出生的香港年轻导演和编剧，开始登上了香港电影舞台，他们与前辈相比显然有着不一样的知识储备、情感结构和艺术的感受、表达方式。
他们正在创造出一批在精神气质上溢出传统范畴的新香港电影范式。
这一周期的香港电影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义性，正在开辟出一个传统香港电影所不具备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
➬《老笠》2015
在这个全新的场域内，各种话语、各种诉求将有着更为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也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一大现实挑战——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将是这一波“回暖”的香港电影的集体标签。
也就是说，在这一周期，香港电影的几乎所有题材和类型，都将会出现政治电影的影子，不管香港电影人愿不愿承认和面对，这恐怕都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
因为自1970年代末开始，全球冷战/后冷战格局全面转型，这使得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担负起独特的冷战/后冷战文化角色
从“新浪潮”时代开始，香港电影在这个大的“时势”下更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想象中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文化范本，港式警匪片也继港式武侠片之后，在世界电影版图开始有了明确的存在感。
➬《树大招风》2016
这也是基于冷战/后冷战文化结构所衍生出的、被人为建构的香港“本土意识”的复杂历史的投影。
但是，由于原有的粤港澳架构未能在香港回归之后有效解决在回归前就已存在、近年来不断加剧的高房价、高失业等现实问题，从诞生到今天不超过40年时长的所谓“本土意识”就成为了当下距离香港青年群体最近、也是最为“便捷”的文化身份认同资源。
这种本土意识在香港回归后经由“港独”话语被不断偷梁换柱、人为挪用，已经内化到香港当下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斗争场域当中，并恐怕还将长期遗祸四方，不仅如此，这种脱胎于冷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本土意识”甚至会导致对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创造力的绑架。
《踏血寻梅》《树大招风》《十年》《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影片，都是这一脉络的产物和结果，纵然它们在艺术表现上互有高下，但无疑深陷在意识形态主题先行的泥淖中。
在这样的语境下，如果不能开拓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就远谈不上创造出真正原创性的、有开拓性的艺术经验和文化身份认同资源。
➬《踏血寻梅》2015
毫无疑问，不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周期的高潮期才能诞生伟大的影视作品，如果能够在时代浪潮的沉浮起落中对于自身命运有着更新的感受和认知，这一历史周期内的香港电影乃至香港文化，又何尝不能寻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
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要迅速辨识出当下的香港电影实践中，诸多话语的高下对错之分。
真正有价值的尝试和努力，是让其中的各类话语充分显影、定型。
这既是探索香港电影全新的广阔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在内的各种商业电影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
➬《东邪西毒》1994
惟其如此，香港电影才能对加深华语电影工业的根基做出自身的历史贡献，是大投入、大制作、高卡斯、高概念的数字特效奇观大片和有探索、有深度、有立意、有追求的艺术电影得以不断生长的真正坚实土壤。
在此基础之上，不仅仅新的香港电影，而且成熟、、理性、进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培育。
这也是回归20年后，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香港真正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获得持续发展动能的必要条件。
4
优秀传统岭南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来踪去路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过了《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都没有关系的独立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
此后，葛柏、吕乐、蓝刚、韩森、颜雄......等一连串警队高官的落马，非常清楚地标识出二战之后的香港社会现实。
正是在面临着政府信用、政府形象崩盘的时代背景下，经过一系列在香港电影中也有着浓墨重彩一笔的“廉政风暴”，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才进入到了阶段性的稳定周期。
这也是1970年代末之后的全球冷战/后冷战格局的全面转型，香港可以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以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面貌，担负起独特的冷战/后冷战文化角色的基本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电影“新浪潮”不过是这一历史结构翻转的必然产物。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基本维度。
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经由“港独”话语不断偷梁换柱地建构出的“本土意识”，恰恰来自一代又一代香港普通民众反抗港英当局的剥削和压榨，争取自身的幸福和解放的不懈抗争，而并不是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本身具有任何合法性和先进性。
➬《地厚天高》2017
当下港独话语的意识形态“障眼法”，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环节中本末倒置，人为地扭曲了真正的历史本源面貌。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规制，正是通过重新追溯香港电影“新浪潮”所依托的历史结构的真正源头，寻求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表征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
因为在同样的历史节点，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也悄然开启，并以大开大合之势走到了第四十个年，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一切的最初的起点。
经过40年的起承转合，而今深圳、广州2017年的GDP都已经站在了2万亿人民币的上方，已经和香港呈三足鼎立之势，粤港澳大湾区也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可能性的畅想，而是还在继续演进的鲜活的现实。
因此，身处在改革开放40年、香港回归20年的历史交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更应引入区域意识、国族意识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共同体认同资源。
➬《湄公河行动》2016
以史为鉴，自秦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所依托的岭南地区就被纳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版图。
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在我国的历史中，尤其是近代以来，扮演着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在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
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自然也理应是链接粤港澳大湾区最为坚韧的文化纽带，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所最应着力之处。
然而，遗憾的是，在原有的相关文化制度安排中，这一着力点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这也为后来港独话语的“移花接木”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香港电影为表征的当代文化想象，也局限在港式警匪片、港式爱情片等有限的商业电影类型，不仅不再触碰携带优秀传统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基因的港式武侠片等类型，甚至开始强调虚无缥缈的粤语文化，妄图以抽象的语音、语调等语言元素，来对抗以普通话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
而40年前的香港“新浪潮”电影，恰恰是通过拍摄、生产以国语/普通话为主的商业类型电影，才摆脱了粤语的地域局限，得以在东南亚和内地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
➫《省港旗兵》1984
尽管这种太过虚妄、荒诞的意识形态策略在学理上不值一驳，但在今天复杂、混乱的现实语境下，竟然呈现出了生根发芽的不良趋势，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和深思。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首当其冲的，是不应回避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全方位争夺。
应将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放置到整合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文化记忆、文化身份认同的中心线索位置，充分调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普通民众争取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历史纳入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格局，纳入到现代中国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进而最终安置在5000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谱系。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
新的时空结构的历史挑战
综上所述，对于面向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实践而言，建构出新的、至少能够达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传播、影响力的流行文化，为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提供令人信服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丰富内容支撑，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
➬《笑傲江湖》1992
不同于电视剧、电视综艺、流行歌曲等其他文艺门类，作为在今天依然闪现着强劲生命力的香港电影，必须赢得以内地三四线城市和众多县级市（它们是迄今为止还基本不为主流媒了解的更为辽阔的领域）的新青年电影观众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的认同，其在内地的感召力必须不输于甚或超过上世纪八十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电影。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挣脱当下被“港独”所利用的“本土意识”枷锁，使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再度获得与曾经的“东方之珠”形象相匹配的文化位置。
因为对于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而言，重新接续香港“新浪潮”电影所依托的历史文化源头，以岭南文化为纽带，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已经是首当其冲的当代使命。
伟大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40年的历史节点，香港回归也整整20年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帷幕已经开启。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背景下，未来的香港电影如何阐释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如何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或许，回归前后那首被大江南北广为传唱，并早已成为那个时的文化代标识之一的《东方之珠》中的一段歌词，最能表现我们展望下一历史周期时的心境：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本文原刊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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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喵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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