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五四特稿 | 张武军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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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和风云激荡，“五四”对于我们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成为了一种经验性的“神话”，“五四”在如今依旧是尚未完成的历史叙事和不断增删改写的文本，人人都在试图重塑它，试图把“五四”作为一个可以不断重临的“起点”，那么看似符号化的“五四”，在最初是如何被诉说与讲述的呢？又到底是“一个五四”还是“几个五四”？

今日推送张武军老师的文章将从对看似“旧文化旧文学”的代表却又实际领导、发动了五四运动的《国民》和国民杂志社的考察入手，发现“国民运动”才是此一运动的本质，之后的继续向外“国民运动”和回归校园的“学术文化”和“文化运动”是后续“运动”的分歧所在，指出“新文化运动”并非“新文化”扩展而来的运动，而是针对向内回归校园、学术的“文化运动”所提，是新的文化运动之意。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和走向国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其“运动”逻辑所在，亦是我们理解后续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在对断裂的“五四”接续的同时，也打破了我们从胡适等人之中熟知的新旧文化之争主导下的五四“神话”

时值2020年“五四青年节”，文艺批评特选此文，祝各位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2期，作者张武军，转载自公众号“近代文学研究”，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武军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

引言：哪个五四？谁的五四？

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和风云激荡，“五四”始终是一个绕不开、说不尽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的有些方面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简明，“五四”俨然已成众所皆知的历史常识和不言自明的固化符号，人人都在谈论它；而有些细节则越来越含混，越来越复杂，“五四”仍然是尚未完成的历史叙事和不断增删改写的文本，人人都在重塑它。看似符号化的“五四”，其内涵和外延至今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关于‘五四’的讨论，往往首先碰上的问题，就是：你说的是哪一个‘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学潮引发的一系列的政治、社会运动？还是以1915年《新青年》创办（或1917年移京造成‘一校一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1]系统研究五四著称的周策纵也有类似的追问，“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呢？”[2]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五四时，正如有学者所提示那样，“还需要首先反问一下，我们所说的究竟是‘谁的五四’”[3]。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

一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孰因孰果？

具体到1919年5月4日那天的上街游行及其后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被后人推崇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新青年》同人，几乎少有参与。陈独秀请辞文科学长呆在家中，胡适正在上海迎接并陪同访华的杜威夫妇，鲁迅忙于寻找房子、筹划搬家，周作人则远赴日本。“五四”期间除了校长蔡元培介入颇多，北大教师群体中直接参与的屈指可数，然而，蔡氏也并非主动为之，多少有些被迫无奈之举[4]。5月4日之后，蔡元培一边向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另一边又得安抚学生，劝止学生的进一步行动。政府和学生两头之间，他疲于奔命，身心疲惫的他很快就心生倦意。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后，蔡元培迅即向教育部和大总统提交了辞呈，“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5]。“即行辞职”是有意说给教育部和政府听，但“爱国热诚”和“骚扰之举动”的矛盾用词，足见蔡元培左右为难的处境。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蔡元培启事”，这是他对辞职的公开解释和真情表露，尔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启事并非新式白话写就，而是用典故委婉传达。“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6]学生们一时不知蔡校长是何意，社会上也多有误解，认为“君”指政府，“马”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学生纷纷求教擅长“旧”文的老师，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以公开信方式答复学生，他解释了启事中的典故出处和意蕴所指，把握住了蔡元培的“自伤之情”和倦怠之意，指出蔡元培“明哲保身”的同时，也劝慰学生蔡校长并未“忍重责于学生”。[7]《晨报》记者也应读者要求“以普通意义代为解释”，“蔡先生引这几句话，大概是说不愿把自己可贵精力，来讨旁人的好，况且人也很劳了，应该休息休息”[8]。由此不难看出，“五四”对蔡元培来说，确实是一个棘手的事件，扩展成“运动”的“五四”，绝非北大校长的他和其他教师所期望，更非由他们谋划和主导，而是要极力避免的。既然无法迎合学生的期许，亦不能也无法劝阻学生的进一步行动，蔡元培索性只好抽身离去，随后提出辞职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北京各大高校的校长。

蔡元培

不过，原本和“五四”游行示威较为疏离的北大教师，参与了后来成为运动的“五四”的诸多纪念和历史诠释，建构了他们与“五四运动”的因果关系，这尤以胡适最为典型。1935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纪念“五四”》，后人阐述“五四”的不少观点都由此生发。这篇经典文献是从《每周评论》杂志中摘抄材料，但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摘抄和择选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意删选。他首先摘抄21期（5月11日）署名亿万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但只摘出了第三部分“四日的示威事件”的学生活动部分；接着摘抄25期（6月8日）“国内大事述评”版块下《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也只单独摘出了第三部分“军队包围北京大学的情形”。这样一步步聚焦和凸显北大学生活动的内容，构成了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更有意思的是，有关“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来源，胡适同样强调出自《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一九一九年，笔者注）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钞在这里的”[9]。“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中，胡适专门选用自己熟悉的《每周评论》来叙述和界定，他一方面强化北大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却含糊其辞地说忘了“署名‘毅’的作者”是谁。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毅”是北大著名学生罗家伦的笔名，可以胡适和《每周评论》的关系，他回到北京后和傅斯年、罗家伦的密切交往和积极互动[10]，怎么可能不知道或忘记“毅”是罗家伦的笔名？胡适的确是在陈独秀被捕后第26期（6月15日出版）才开始单独主编《每周评论》，他刻意扭转了杂志之前对五四和山东问题的过分关注，转而介绍杜威的讲演和思想。就算胡适这时不曾注意之前的作者，但到1920年“五四”一周年时，他应该对 “毅”乃是罗家伦的署名印象深刻。《晨报》当时曾创设“增刊”专门纪念“五四”，收录有胡适和蒋梦麟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此外还有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朱希祖、陶孟和、顾颉刚、郭绍虞的文章。罗家伦在这篇文章开篇就指出，“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11]。这一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且被不少杂志转载，胡适对此不可能不关注，不可能不印象深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胡适有意为之[12]，一方面他试图遮蔽1920年“五四”纪念的言说，另一方面他有意模糊“五四”的真正“运动”逻辑，并把五四运动的焦点转移到教师群体的新思想新文化层面。这篇经典文献紧接着这些摘抄材料的就是胡适自己对“五四”成为“运动”的源流阐述，“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13]沿此逻辑，胡适自然追溯到特别以“新青年”群体为核心的新思想和文学革命。1947年，胡适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中又提到，“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14]。

《每周评论》刊载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

乍一看，胡适的逻辑合情合理，这也是今天被学界普遍认可的历史叙述。先有以《新青年》或者“一校一刊”结合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潮流，启发了学生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老师影响了学生，继而觉醒的学生投入之后的“五四”运动。当然，后来胡适又曾说起“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干扰。“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15]。胡适前后的表述出入不小，甚至自相矛盾，既说“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运动，又说“五四”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后来的研究者也都把目光集中于此，争辩以救亡为标识的“五四”究竟有没有干扰或压倒以启蒙为主导的“新文化”。但这恰恰陷入到胡适所建构的“五四”的运动逻辑里，模糊了真正的焦点。因为不管是“新文化”引发了“五四”运动，还是“五四”干扰、压倒了“新文化”运动，内在的“运动”逻辑是相同的，即“新文化”的运动之前因和“五四”的“运动”之后果，这一因果关系的背后更深层的逻辑则是新旧文化叙事。先有胡适等北大教师新文化、新文学的提倡，影响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就扩展成了运动，这正是不少研究者对新文化“运动”起来的过程描述。胡适等正是认可和利用了这样的逻辑，重新建构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他的《纪念“五四”》就是作为“经典”的例证，他在其它很多场合也有类似的论述。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专门论述过北大内部的新旧，“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本义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时候，文学革命的运动已经鼓动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象力，故大学学生有这样的响应。……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16]胡适的叙述中，北大学生群体中《新潮》和杂志社同仁代表着“新”，是他后来建构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坚定拥护者；而《国民》《国故》杂志社代表着守旧的一方，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

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合影

然而，作为“运动”的“新文化”和“五四”，孰先孰后，是我们讨论彼此因果关系的基本前提。

首先来看“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出现和流行。过去，因为胡适《纪念“五四”》这一经典文本的缘故，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据此把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的《“五四运动”的精神》，视为“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最初来源。后来周策纵在其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首次是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所使用的，它出现在1919年5月18日致其他社团的电报《罢课宣言》里”[17]。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于5月14日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中首先提出的”[18]，这一电文中的确两次出现“五四运动，实为同忾心之激发”[19]。这份电文登载于5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电文后以 “寒”为标示的韵母代日，表明发电日期为5月14日。实际上还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5月14日以前，“五四运动”就已经被公开使用，比如，康白情5月14日投稿到《晨报》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多次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加注引号的专有名称[20]。当然，康白情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是在5月20日，同日《晨报》刊登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也公开使用了“五四运动”，即周策纵所说的最早出处，这比5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致各团体电》的公开发表的确晚了一天。

晨报，1919年5月7日

根据笔者的搜寻，“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公开见诸报刊，是1919年5月16日《晨报》上的《来函照登》，这封函件同样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所呈，写作日期为15日，是一封公开澄清函。“日内北京发现一种单，内以鄙会名义，鼓吹无政府主义，阅之殊深诧异，查无政府主义，以世界为旨归，首先破除国家界限，鄙会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国家主义精神之中……”[21]。这封来函，不仅是“五四运动”这一语词最早见诸报刊的证明，也明确传达了“五四运动”和国家主义紧密相连的精神。

不难看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最早被使用都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有关。该联合会5月6日成立，由北京各高校选派代表组成干事部和评议部，负责开会讨论学生运动的方针、政策，对外的宣言和电文。诚如经常参加讨论会的康白情所说，“拟不完的文牍，打不完的电报”，联合会对外的宣言和电文都需经过各校代表一起讨论通过。康白情14日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学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13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开会”，在会上发生了一场“刺刺不休”的争执，原本有女校学生参与，会场秩序还算严整，“嗣后为发布一种稿件，引起了大家的辩论，又因为某君误说出两个不妥帖的字眼，更挑动了彼此的争诐，于是会场顿呈了一个不安静的样子”[22]。究竟是哪两个字眼，学生们不顾女校学生在场争执不休呢？康白情没有明说，根据之后两天“五四运动”一词的整齐出现，这两个字眼应该和“运动”的定位有关。结合13日、14日的报刊舆论，笔者推测某君大概误用了“暴动”或“骚动”之类的字眼，由此挑动了在场学生的神经。就拿支持学生的《晨报》来说，13日的重点报道“雨暗风凄之北京教育界”、“教育总长出走之详情”、“专门校长亦相继辞职”；14日有“教育界之人心皇皇”、“傅总长踪迹不明”、“各校长辞职续志”的报道。13日《晨报》登载了所谓蔡元培和友人交谈的《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文中多次使用了“暴动”“骚动”的字眼；14日《晨报》的时评文章《再论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就是针对社会的 “暴动”、“骚动”指责，为学生辩护[23]。蔡元培、傅增湘以及各校校长的相继辞职和离去，整个教育界陷入停顿和无序状态，无疑给学生造成了很大压力，且北京指责学生的舆论也愈渐增多，政府内部也愈发强硬，接连颁发训令，指责学生“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名为爱国，适为误国”[24]。学生内部的恐慌可想而知，罗家伦后来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的，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25]。可以推测，如何应对教育界的大动荡和高校的混乱，如何回应社会上的“暴动”和“破坏”的指责，如何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准确的评定，是学生联合会13日讨论的重点议题，也是当时社会舆论界的焦点话题。某君当天两个“字眼”的争执，以某君收回和道歉而告终，最后学生领袖们应该是达成初步的共识，因此有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称谓——“五四运动”。这就不难理解，第二天即14日，康白情的文章和联合会《致各团体电》中同时出现了“五四运动”的概念，此后联合会的电文和宣言等正式文告中，都采用加注引号的专有称谓“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这一说法由此开始迅速传播，尔后从学生群体扩展到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流行概念。可见“五四”事件进展到“五四运动”，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学生自己，因为这个时间点恰恰是各高校陷入混乱的时刻，“五四运动”既是学生针对“骚乱”和“暴动”的自我辩护，也是未来继续“动”起来的自我打气。

全国学联成立时的合影

相较“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晚了很多。周策纵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26]。最近，学者郑师渠和周月峰对“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现和流行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察，郑师渠认为“至少在1919年9月傅斯年、李大钊与戴季陶已分别使用了这一概念”，综合两人的考察和我们目前所能搜寻到的史料，大致在1919年8月底9月初，“新文化运动”这一专有名称才开始出现。有关这一语词的流行时间，周月峰认为是1919年10月底，而郑师渠则认为真正流行当晚到1920年初[27]。不过，郑师渠的说法并不严谨，戴季陶确实使用了“新文化运动”，但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使用的是“文化运动”而非“新文化运动”，并且这也不是傅斯年“文化运动”的最早出处。

傅斯年

二

向外“国民运动”，向内“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新”来标识，望文生义，那么之前应该有“文化运动”或者与之完全相对的“旧文化运动”。事实上，还真有“文化运动”这么一个名词，它出现的时间点恰好是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间，这一关键词非常重要，它上承由学生们创造的“五四运动”，下接“新文化运动”。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仔细辨析“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作用，只是笼统地把它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中来理解。

6月27日傅斯年、罗家伦给段锡朋、许德珩、陈剑修、黄日葵的公开信中首次使用了“文化运动”这一词。和“五四运动”一样，“文化运动”同样和学生的自我定位、学生领袖内部的讨论有关，收信的正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重要负责人。此外，8月底傅斯年赴英留学之前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又一次使用了“文化运动”。傅罗致学生领袖的信中说道：“自五月五日起，吾辈定‘北京学界打头阵，将来发展不限北京，更不限学界’之大政方针，又分半副精神维持吾校，使其不为无代价之牺牲。此种经过，苦极倦极。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28]这封公开信是“五四”“六三”之后，傅罗以“苦极倦极”的当事人姿态，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并由此提出重回校园致力学业的“文化运动”。但他们这样的反省，以及对转换方向的“文化运动”的期许与表态，恰恰说明“五四”从发起到之后的运动，都并非定位为学生自己的运动，其内容也不是文化运动所能涵括的。那么“五四”一开始是什么样的运动？我们仅以一部分人的事后反思来界定，显然很是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的舆论现场，看看社会各界究竟是怎样看待和定位“五四”。

罗家伦

5月6日，《晨报》刊登了涵庐（高一涵）的评论文章《市民运动的研究》，这是最早对“五四”进行定性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文章。“四号下午，北京的地方，对于外交问题忽然发见了市民的运动。据报纸传说，云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看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鬓发皓然的老青年。说一句老实话，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这件事顺着世界的新潮流而起，狠不可轻易看过，说他们是‘五分钟的热心’”。高一涵结合各国历史和国家理论，认为市民运动的原因有三，而“五四”属于第三种原因，“因为政府不中用，或国家又弱又小，被强权破压住了。所以国民总起来运动……”[29]。“市民运动”“国民运动”，这是作为北大教授的高一涵，对五四发生的理论解释和明确定性，他也是用“运动”来概括五四的第一人。之后不久，同是北大教授的顾孟余于5月9日在《晨报》发表评论文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精神的潮流》，文章指出：“一国之生存或重要的利益有危险时，旧秩序不能维持保护之，……于是此旧秩序与法律，毫无存在之价值。社会之分子，得人人自由用其腕臂之力以从事建设新秩序，且铲除其阻碍，此乃国民最高的义务”[30]，“国民精神”作为“青年精神潮流”的新趋向，这是顾孟余将“五四”定性为运动的同时对“五四精神”的最早概括。5月11日，针对前一日北京《国民公报》上梁漱溟的《论学生事件》，高一涵在《晨报》上发表回应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学生爱国固然重要，但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梁漱溟要求惩罚五四事件中的肇事学生，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实意图是反对学生干政，反对学生逾越读书人的身份，去从事国民运动”[31]。而高一涵则依据国家是国民的国家，回应说：“像这样国家和法律，不许人谈爱国，不许人谈正义……就是对他革命也不妨。[32]”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也有回应文章《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公众的示威运动，在现今的文明国，是国民法律上应有的权利，并且还是历史上流血挣来的一种权利”，“故所以不讲法律道德则已，讲到法律道德，就不能拿扰乱治安、目无法纪这些罪名加到国民示威运动的头上来了”[33]。不难看出，争辩双方的重心和焦点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文章都曾被作为专门的“舆论”收录在5月18日的《每周评论》。

“国民运动”也是《每周评论》对五四事件的定位和报道，“五四”之后即5月11日那一期《每周评论》整整两版综合报道的题目就是《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前文论及胡适的摘抄就只是凸显了学生群体部分，而有意无意忽略丰富的“公民”“国民”活动报道和定位。5月26日《每周评论》上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被很多人拿来讨论，但几乎少有人注意到罗家伦“国民”意义的阐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这场运动中学生和国民“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34]。“国民创举”和“再造中国”的五四精神和意义之总结，和高一涵、顾孟余的评论与定性大致相同，且昭示了未来“革命”走向的可能，但这一点在胡适的《纪念“五四”》中完全未被提及，罗家伦后来也一再淡化。

胡适

只要我们稍微查阅五四期间的各种宣言、电报、公开书、呈文、演讲，“国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4月底巴黎和会上的不利消息频频传来，北京学生曾致电各报馆和各会，“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35]。由此看来，“五四”是个意外提前了的行动，因为恰逢周末学生便于集会活动的缘故，学生们提前行动。但国民运动的性质和目标未改，许德珩为5月4日当天游行起草的宣言，开头即是“呜呼国民”的呼吁，结尾则是召开国民大会的倡议，“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6]学生示威游行的现场向北京民众分发的传单是由罗家伦起草，后人都记住了名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可这句前面正是“设法开国民大会”[37]，这也是游行示威运动的目的所在。“五四”之后，各地也都是以召开国民大会的形式来声援和响应“五四”，尤以上海5月7日的国民大会最为盛大，且对后来一系列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民大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广西等地的国民大会不仅要求收回山东主权，还要求惩办与签订‘二十一条’有关的当事人及镇压爱国运动的当事人”[38]。

学生是国民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则是一场伟大的国民运动，这一角色和定位学生们后来曾多次论及。但也正是由于学生的提前“行动”，北京政府当局加紧了防范，因而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的国民大会未能成功召开，尤其相比上海等地，声势上要逊色很多。同时，当时北京各高校和教育部与政府交涉的结果，被捕学生于5月7日获准释放，但作为条件，学生得结束罢课回到学校，且不能以学校和学生名义参加国民大会[39]。随后蔡元培的辞职及其教育界一系列的动荡，使得“挽蔡”和恢复教育界秩序成为重要议题，也使得时人和后人把焦点移到学界和教育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后人对“五四运动”定位的偏移，忽略了最为本质的“国民运动”。

蔡元培和胡适等北大教师，为了恢复教育秩序，极力把学生从“国民”定位拉回到“学生”身份，把向外的“国民运动”扭转到向内的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上来。的确，不论是5月份的蔡元培，还是6月份的胡适等人，都曾为营救被捕学生积极奔走，不遗余力，也都曾发表过对学生“国民运动”的理解。例如蔡元培辞职后的“告学生书”中也坦承，“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40]。胡适和蒋梦麟后来也曾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五四，“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41]。不过，对“在校言校”的校长和教师来说，理解是一回事，认可和支持则是另一回事，而让学生回归校园、回归学业则是他们的责任。“六三运动”之后，胡适积极引导学生回归校园，蔡元培则以学生回归校园作为他复职北大校长的条件。“蔡因鉴于各方面劝驾之殷，允即北上；惟提出二条：（一）校外会集，以后谢绝参与。（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42]7月份，蔡元培决定回归北大，他写了一封“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诘问学生：“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43]”颇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在此提出了“新文化”的目标，很多研究者也就此认为蔡元培此时亦赞同“新文化运动”，但很显然，这“新”并非是为了对应“旧文化”，而是以“文化”来区别政治的国民运动。正如蔡元培自己所说，“余在大学，对于学生新思想，虽极力提倡；然纯为学术的研究，其范围固未尝出大学校门一步”[44]。

1919、1920年北大的开学典礼，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向内转的方向，并且对学生热衷“运动”的模式有意冷却。1919年9月20日，回到北大的蔡元培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并致全体师生训词，颇有用意地谈到外界对北大的误解，“外面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一到研究学问的机会，仍是非常镇静的，外边流言，实是误会”[45]。蔡元培这里对“运动”极力淡化，实在是为了扭转五四之后到处都在“动”的局面。五四之后，蔡元培常常告诫学生的就是，多组织研究之类的学会，多呆在学校实验室研究室，不要以为学生万能，运动万能，这是“流弊”。“不求学，专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极大的危险。国家的事不是学生可以解决的，学生运动不过提醒外界的人，不是能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所以用不着常常运动”[46]。1920年9月11日的开学典礼，代替即将赴法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的总务长蒋梦麟，和胡适默契“配合”，对着全校师生讲演了他们对于已经流行的“新文化”和“运动”的“否定”。蒋梦麟起头道：“我们现在不是天天讲新文化运动吗？那天在胡适之先生那儿谈天，他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乱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运动都没有，更何从言新。[47]”原本不演说的胡适说到，“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胡适讲演谈到外人如何恭维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外界如何视北大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胡适列举北大学术研究和图书杂志出版的凋敝，极其尖锐地指出，“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48]胡适演讲中同样期望学生从“运动”模式回到沉静的学术和研究中来。这也是胡适这一时期提出“新思潮的意义”之目的，在于“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等，即倡导“学院”和“学术”之内的解决[49]。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对“文化运动”尚且存有疑虑，对“新文化运动”更是激烈否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这无疑表明，和“五四运动”一样，“新文化运动”起初亦非蔡胡等北大教师所倡导，或者说，和他们后来所重新叙述的“新文化运动”有很大差别。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14日

如果说，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开学典礼上的讲演，及其北大内部一系列引导学生回归校园的举措，只是作为“在校言校”的校长和老师对学生的规劝和期待，那么，1920年5月4日《晨报》上的一周年纪念，则是师长辈联合社会名流及其受他们影响的学生，对“五四”进行整体反思和社会舆论导向重塑。

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晨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办得非常隆重，头版头条的“论评”是署名“渊泉”的《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同时，当天专门增设一大张四版的“五四纪念增刊”，其中收录有梁启超的《“五四纪念日”感言》，蔡元培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胡适、蒋梦麟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顾颉刚的《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学术运动》，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郭绍虞的《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一大张四版的版面明显不够，报纸正常的第七版还登载有黄炎培的《五四纪念日告青年》，陶孟和的《评学生运动》，朱希祖的《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此外，上海实业家穆藕初的《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原本也是“五四纪念增刊”的一篇，因为稿子4日才寄到，所以《晨报》把这篇文章放在5月5日最重要的“论评”版块。

《晨报》这一系列纪念文章显然是提前策划和安排的结果。“渊泉”是总编陈博生的笔名，梁启超被视为《晨报》所代表的研究系的中坚人物，甚至很多人认为梁启超是《晨报》的创办人之一[50]。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和朱希祖都是北大校务的重要负责人或者知名教授。罗家伦、顾颉刚都是北大学生，郭绍虞则是北大的旁听生，他们三人都参加了“新潮社”，这一社团和胡适关系较为密切。穆藕初则是上海工商界名流，“棉纱大王”，五四之前和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等交往颇多，曾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

《晨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的总基调是“文化运动”定位，这和一年前“国民运动”评定相比，无疑是个巨大的转向。论评《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堪称代表着报社意见的社论或者说首席评论，虽然文章开始表态说，“五四运动”“从我们国民运动史上看来，从我们文化史上看来，都是有很重大意义的”[51]，但整篇评论只是从文化意义和文化使命上来阐述五四运动。梁启超的感言中同样把“五四运动”向“文化运动”的方向导引，“一年来文化运动盤礴于国中，什九皆‘五四’之赐也，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52]。蔡元培则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53]。胡适、蒋梦麟态度和蔡元培一致，“我们对于学生的忠告是：‘单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么……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54]。朱希祖也善意提醒学生不要老执着于“罢课”这样的“兴奋剂”，这样的运动不经济不合理，“学生的学课，就是国家的滋补品，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55]。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态度稍显微妙，他希望学生能平衡读书和救国的关系，“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学生辈，强调学生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以总结和反省的态度提出了运动的“文化转向”。顾颉刚的《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题目还有个副标题或者说主旨概要——“教育运动、学术运动”，这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我们要改造中国，我们要实现理想的中国，这不是换到一个政府、逐调几个官吏所能成功的。也不是学生界所能一手经理的。全国的国民、各有他的人格，便各有他的责任；这并不是我们所能代劳的”，文章的最后，顾颉刚呼吁同学们：“伴侣呀！我们的运动，不可不改变方向了”[56]。罗家伦援引自己曾经对“五四运动”的精神论述，但再未提当初“国民运动”和“再造中国”的定位，这篇主旨也落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未来采取的方针上，“在现在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的基础太薄弱的缘故”[57]。工商名流穆藕初代表实业界对学生提出希望，“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豫备在乎专心向学”[58]。之后他设立巨资资助教育和学术，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都是由他资助出国留学，当中不少人都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0年是“五四”一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经甚为流行，然而，《晨报》的一系列纪念文章，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一称谓的使用，都整齐划一地选用“文化运动”[59]。这再一次表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的发明和使用，起初和胡适、蔡元培等北大教师关联不大，和学生群体中“新潮社”的关系也不大。同时也表明，“新文化运动”和向内转“文化运动”之间有着一条清晰的界线，但很显然，这一界线并非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区分。

实际上，新旧文化之别不是五四前后的重要议题，尤其对学生们来说，新旧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或也可以这样说，新旧文化思潮是晚清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命题，五四时期，这一问题并不比别的时期更加凸显。如果我们把“新文化”作为中心语汇，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中单独剥离出来，进行知识考古，自然而然会追溯到晚清，并有诸多相关联的语词，如新文学、新小说、新诗、新教育、新思潮等等，且很是流行。实际上，五四之后“运动”才是中心语，“运动”的走向才是焦点议题，新旧最多是个副题。“新文化运动”并非“新文化”的“运动”这样的定中关系，而是“新”的“文化运动”这样的偏正结构，或可直接简化为“新”的“运动”。

时人和后人对“新文化运动”的误解正在于此，把“国民运动”和“文化运动”向外向内的不同走向，导向了新旧文化思潮之别，把原本倡导向内转的“文化运动”等同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沿着“运动”的轨迹，重新探究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如何发生、发展，进而演变为“新文化运动”。

三

被新旧文化叙事遮蔽的国民杂志社和

《国民》

基于新旧文化之别的叙述逻辑，国民杂志社和《国民》实在不值得一提，但从运动的角度，尤其是国民运动的层面，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

和同时创刊的《新潮》相比，《国民》杂志不使用白话文，对《新青年》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也不以为然，且拉来黄侃、刘师培等做导师，怎么看都像不折不扣的“守旧”杂志。因此，《国民》杂志也很少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大家总是在分析比较北大学生刊物才会提及它，例如杨早的论文《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王巨川的论文《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60]等。不过，这些研究肯定了《国民》新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介乎于《新潮》的“新”和《国故》的“旧”之间，较之于胡适的“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定位，是有不小的推进。但实际上，《国民》杂志和这一社团的地位和意义仍然被大大地低估了。

《国民》第一卷第四号    封面徐悲鸿设计

把国民杂志社视为北大学生社团，把《国民》杂志视为北大学生刊物，这本是极大的误解。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构成不只是北大学生，也包括京城其他高校的学生如北京高师的俞劲、向大光、陈宏勋、常乃德等后来在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还包括不少留日归来的学生如曾琦等人。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大纲中一再声明，“本杂志社系由学界青年组织而成，并为一般青年学子公共言论机关”[61]，诚如组织大纲中所言，《国民》杂志乃当时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为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年5月，罢课回国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学生串联，发动了被称为“五四运动”预演的“五·二一”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中诞生了学生救国会。当年暑假，学生救国会委派学生代表许德珩、易克嶷等以及返乡的学生分赴各地联络动员，使之发展成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同时还和上海中华革命党人，江苏省教育会等重要政治团接洽。后来，学生救国会为了统一组织宣传，这才有了机关刊物《国民》的出炉以及国民杂志社的形成。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正式成立，与会社员80多名，“来宾有蔡孑民、徐伯轩、邵飘萍、徐彬彬诸先生”[62]，后面这三位都是新闻界的活跃分子，徐彬彬还是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的通讯报道。

国民社旧址

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全都使用文言文，但如杂志名称所示，刊物的焦点是国民性问题，主旨是为国家塑造国民，再造国民。创刊号的“杂志例言”亮出了刊物宗旨，“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左（下）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63]这四大宗旨在不少地方被反复提及，前两条明显是强调对国民的塑造和改造，第四条是培养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第三条研究学术其真正目的也是为了贡献国民。国民杂志社成立前一天即1918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国民杂志社启事”，除了提前公布的“例言”和四大宗旨之外，前面还有一段目的阐述，国内外潮流变迁，“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实为国家前途之一危象，爰集同志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曰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旨，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64]

国民性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围绕着鲁迅和国民性的论著不计其数。但学界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来处理，有从启蒙现代性角度给予肯定的，有从“后学”角度来质疑的，可是，很少有人从民国现实政治层面来探究，从民国国民运动的历史脉络来梳理。《国民》杂志的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改造，其目的都是为了现实的国民政治动员，是总结“五·二一”请愿活动失败教训的反思，为下一场国民政治运动做准备。诚然，“国民”一词晚清就已出现，“甲午前，其意思多指外国人民”，“把中国人称为‘国民’发生在甲午后”[65]，出现了一系列以“国民”为名的报刊如《国民报》《国民日日报》等，但这一时期的“国民”更多是作为“观念”层面，是和现代国家意识的兴起于讨论相关。据统计，中华民国建立，“国民”这一语词出现的频次降至低谷，直到袁世凯称帝后，“国民”一词的出现频率又开始上涨[66]。和晚清作为观念的“国民”论说相比，《国民》杂志重点关注的是国民和成立了已有七八年的中华民国的关系，这是他们发动和展开国民运动的法理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已很长时间，但国民意识的匮乏，国家观念的淡漠，仍是个大问题，中华民国的内忧外患皆缘于此。撄宁在《国民之自觉与勉励》一文中对此有深入的分析，“吾国何幸而为民国邪，吾民何幸而为民国之民邪”，“民国者，国属于民之谓”，“国民者，民属于国之谓，古有国土而无国民”，“国民既同享有国家之主权，斯对国家各有效忠之分义，不为纳税服兵而已”[67]。梅僧的《国民浅说》对国民概念进行了界定，“国民二字之意义有二，一为狭义的，一为广义的，狭义之国民，指有选举权且得被选举之人而言。广义之国民，凡居住于一国之人，苟非隶籍于外国者皆是”，接着是对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详细阐述，国家是国民的国家[68]。

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袁世凯就曾以国民公意的名义当上了皇帝，各省“国民代表”纷纷向袁世凯递呈《推戴书》，其中都有一句“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69]，袁世凯因此可以一己之私接受并签订丧国的“二十一条”；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重新恢复了形式的共和仍然经不住一次小小的复辟。所以，杨昌济在《国民》创刊号上发表《告学生》，希望学生把握“学问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致力于“唤起国民自觉而已”，“今日大多数之国民，毫无知识，无思想，故无舆论，无清议，无组织政治之能，无监督官僚之势，遂使少数之人垄断政权，人民脂膏尽饱私囊槖，公众权利断送将尽，彼少数之人信有罪矣？彼大多数之国民醉生梦死待毙无罪乎？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70]。蔡元培在给杂志的序中也坦承，“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厄”[71]。

袁世凯称帝

《国民》杂志国民性批判的现实针对性，更多集中在“二十一条”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卖国条约上，大多数国民对这些卖国行径并不在意，学生救国会1918年“五·二一”请愿活动响应者聊聊无几，迅速以失败而告终。作为学生救国会机关杂志的《国民》，总结上次活动的经验教训，一边对国民昏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边寻求唤醒和改造国民的途径与方法。创刊号首篇文章是许德珩的《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作者痛批，“呜呼，国民于国家之生死，尚犹梦耶”，“人之以纸空文恫愒我，欲奴隶而鱼肉我者何限，吾惟俯首以听之”[72]。许德珩的另一篇《外交与民气》中，再次揭批了国民的昏睡，卖国条约，“几置我无立足地，而酣睡者犹是，其嚣嚣然不自觉也，悠悠长梦，忍随古国之沉沦，茫茫九州，竟任他人之聘逐”[73]。周长宪（邦式）在《国家主义与中国》中“痛恨我国民之无国家也”，“我国人素不知国家主义为何物，国民爱国心之薄弱，世界殆无其匹，因之国权之丧失，领土之割让，一般国民，乃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而毫无所动于中，日惟醉生梦死，以度其无聊之生涯，甚或图一己之福利，虽卖其国而不之惜”[74]。

“增进国民人格”是杂志首要宗旨，如何增进，国民杂志社成员提出了不少设想和途径。首先是个人独立精神的培养。“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意”，“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必国家中多如斯独立之人格，然后此国家对于世界可成为一独立之国家”[75]。国民人格的培养，在于自我的觉醒和发现，“国民人格之高下，各由我之观念发展之程度”[76]。其次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创刊号上吴稚晖就曾一针见血指出，“政象之倒行，民业之停滞，原因虽多端，而其总因，智识问题，变言之，则教育问题而已”[77]。更进一步地说，教育问题的根底不只是在于学校教育，更在于社会教育，国民教育。最早的平民教育国民教育发起人余日章演讲道：“校教育既未发达，而社会教育，更罕有人注意，顾方今世界大势，既趋重于国民，则国民教育之普及与否，实为国家兴衰存亡所关。”[78]除了理论探究，塑造国民最重要的举措乃是走出校园的实践，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国民杂志社成员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深入民众中间展开唤醒国民的演讲，一直延续到五四期间，演讲的题目和主题大都是“国民与民国的关系”“国民自决”“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国民快醒”“国民与民国的关系”“国家和我们”“国民的责任”“民与国的关系”等[79]，一时间成为五四时期最为活跃的社团。

可以说，五四之前，以全国救国会为依托的国民杂志社，和京沪报刊界、中华革命党人、江苏省教育会等政治团体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广泛联络和动员了以京津沪高校为主的全国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积极策划和动员国民运动的展开，因此具备了领导和发动五四的能力。

“五四运动”究竟是谁领导和发动的？这一直是个含混不清的命题，过去学界笼统地表述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由研究系国民外交协会的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联合发动和领导。前文已经详细指出，蔡元培并非五四运动的策划者和领导者，梁、林、汪等研究系成员的确在五四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被我们过去认可的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但舆论的扩散和实际的动员、组织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五四是一个意外提前的国民运动，“周末”是学生提前运动的主要原因，不用罢课，不用向学校和老师请假。而意外提前和临时准备的学生运动能迅即形成，这就不能不提及国民杂志社超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5月2日“‘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物”，结果学生谈到巴黎和会失败就越说越气愤，于是决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并决定第二天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前来商议，张国焘和许德珩的回忆都有类似的记述[80]。5月3日在国民杂志社廖书仓、黄日葵、许德珩、易克嶷等组织动员下，各大高校1000名学生齐聚北大开会，布置了第二天游行的方案，五四运动由此而发。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也证实了国民杂志社发动了这场运动，5月3日，他和新潮社骨干前往清华大学参观纪念典礼，晚上9点才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81]，他虽埋怨提前改期，也只好签名并参与了当夜的准备活动。5月4日当天的学生领袖和后来被捕的三十多名学生中，基本上都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除了大家熟知的北大学生领袖外，还有像北京高师国民杂志社成员向大光、陈宏勋等。尔后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上文详述主导五四成为运动的学生组织，基本上由国民杂志社成员构成，如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易克嶷、张国焘等。五月下旬南下上海及各地联络进一步扩大运动的也是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等国民杂志社骨干，因为他们的联络动员和主导推进，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经常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议的康白情，以及5月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罗家伦，他们的确是新潮社成员，但他们二人同时也是《国民》杂志的重要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比一般成员还要多。罗家伦后来的回忆中虽不免有把《国民》和《新潮》杂志对立起来叙述的意思，但他也坦承，“《国民》杂志里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他自己“对于《国民》杂志，只算是一个赞助者吧！”[82]先前和国民杂志社联系不多的陈独秀也称赞说“‘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83]，“独多”的评价可见国民杂志社实乃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李剑农后来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亦高度评价国民杂志社主导的学生组织，“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其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84]。

《新潮》创刊第一卷

四

作为国民运动的“五四”和走向国民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

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公开谈论道：“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称，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85]姑且不论胡适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新名词运动”的定位和批评是否贴切，值得关注的是胡适的“外面”新文化运动之说，这显然是从内外之别而非新旧文化差异来评判。而胡适“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的劝诫，暗示了学生怎样的态度呢？

被胡适视为“反动分子”的国民杂志社，五四之后依然坚持向外国民运动，并极力传播和宣扬胡适所嘲讽的“新名词”，这从第2卷的《国民》杂志就可明显看出，如杨亦曾的《社会为什么要改造》，费觉天翻译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周炳琳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还有他翻译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易家钺的《社会改造的意义》，陈国榘的《罗素的将来世界改造观》，周长宪的《社会根本改造运动》……。第二卷每期的内容都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且都直接指向和中国现实结合的社会解放和国家改造。更值得关注的是，1920年1月4日，由国民杂志社成员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等主导的学生会创办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其编辑群体和《国民》杂志高度重合，堪称是《国民》杂志的承续。和五四之后的《国民》杂志一样，《周刊》极力传播胡适口中所谓的“外面”的“新文化运动”，重点议题也都是“解放”、“改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例如有关“改造”议题的有幼三的《改造社会》，大可的《无猛烈的破坏无彻底的改造》[86]，有关“解放”议题的有列悲《学生解放问题》《学生解放问题的商榷》《学生解放问题的商榷之商榷》，悲吾的《“解放”与“自决”》，影的《“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改造和解放是《周刊》最重要的关键词，妇女解放是《周刊》亮点所在，除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外，《周刊》第5号开始逐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最主要阵地。作为学生会刊物的《周刊》，似乎更能代表北大学生的整体态度，正如创刊号《我们的旨趣》和对五四历史总结的《一年之回顾》中所记述：“民国六年冬，我们学生们创办了一个日刊。他是偏重记事的，算是我们大学的机关报。今年春，我们学校又创办了一个月刊。他是重在研究学术，发挥思想，算是我们大学的机关杂志。这两种刊物，虽然我们学生也有份，我们也可以投稿；但他是学校所办的，不是我们学生办的。”（漏掉引文苏甲荣：《一年之回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1920年1月4日）此外，“旨趣”和“回顾”中都列举了北京大学学生自己创办的三个刊物《新潮》《国故》和《新闻》周刊，但它们只是部分学生的刊物而已，而《周刊》定位是全体学生“公共机关”、“公共的刊物”。作为对北大学生刊物和社团知根知底的学生会来说，他们从未把《国民》算作北大学生自己的刊物，北大三刊其实应该是《新潮》《国故》和《新闻》，而后人用《国民》替换了《新闻》，显然是新旧文化叙事逻辑的呈现。很显然，《周刊》的定位是有意与北京大学校方和师长辈的立场相对，也强调与新潮社等部分学生态度的区别，坚持向外运动的立场和实际改造的宣扬。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念书？念书究竟为什么？国家到这个地步！外交到这个样子！国民到这个情况！我们念的是什么书？干什么用？”[87]类似的言论在《周刊》上非常普遍。号召国民直接行动和行为革命的文章也很多，例如第7号上芳雨的《告国民》《告军人》，繆金源的《第三阶段的革命——行为革命》等文章，“今日固然用墨印刷给国民看，明日就要用血去印刷给国民看了”[88]！针对师长们所倡导的要静不要动，学生中则反驳说要动不要静，哪怕被称为“暴动”也不怕。“细看中国人所以不自动的缘故，都是看错了‘暴动’这两个字，都是根由于受专制毒太深，以为人民反抗政府，不问是非，都是‘暴动’。不知道共和国民对于国家大事，无论是非，都要有所表示，这个表示就是动，这个动不必问其暴与不暴，只要问其动机是善抑是恶。”[89]《周刊》也因此遭受到直隶省长公署、教育部等机构的查禁[90]，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学生们向外运动的热情，北京大学学生会也逐步演化成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运动越来越坚决。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从五四之后的《国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来看，学生整体上依然坚持五四国民运动的方向，并希望把这运动持续推进，从事跨出校园的国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胡适所说的“外面”的“新文化运动”，那么，这一概念究竟是胡适嘲讽式的概括，还是“外面”真有人倡导基于国家和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呢？

近些年，通过对“新文化运动”这一语词的考察和梳理，学界逐渐认可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民党人和江苏省教育会使用。确切地说，1919年8月底，当时还是未改名称的中华革命党人，在其新创办的刊物《星期评论》和《建设》上开始整齐地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一专有名称。到了1919年10月下旬，江苏省教育会亦组织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演讲和宣传，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流行。

五四之前，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就和学生救国会保持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其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对学生动向一直甚为关注。1919年5月3日，《民国日报》由主编邵力子撰写的“时评”《麻木不仁之国民》，“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91]第二天，五四国民运动爆发，邵力子和上海同志，备受鼓舞，《民国日报》也全力跟进，称赞和声援这场“国民自决运动”。5月7日国耻日，邵力子等革命党人联合江苏省教育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之后，邵力子、戴季陶、吴稚晖、朱执信等相继创设《星期评论》《建设》月刊以及《觉悟》副刊，继续从国民运动的角度来评价和引导这场运动，“比起从前，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可以证明这次的‘国民自决运动’是全国国民”[92]。《星期评论》以全体同人的名义赞扬五四运动是“我国从古未有的国民运动”，“中国的多数国民，已经感到非国民自己主张、自己选择、自己努力、不能救国”，“人人晓得做一个自由自主的国民”[93]。

民国日报

6月以后，针对北京各界引导运动向内转的趋势，国民党人针锋相对地鼓吹继续向外国民运动。沈仲九在长文《五四运动的回顾》中明确表态：“学生不受学校的束缚，商人不受商店的束缚，至于官厅家族社会种种束缚，更丝毫不受，这种运动，真是本于各人良心上直接行动，可算是尊重各人自己的人格，发挥平等自由互助的真性，实行民治民立民本的精神，这样行动，才可算‘人’的行动、‘平民’的行动，我要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人民做‘人’做‘平民’的第一遭，也是‘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第一遭。”[94]台湾学者吴相湘曾高度评价说：“《建设》第一卷第三号刊载沈仲九撰《五四运动的回顾》长文，在‘五四’以后三个月发表，是国内对‘五四’评价公正深刻而且最早公开刊布的长文。”[95]沈定一半恭维半劝告：“中华民国前途的责任，除却青年诸君，更有谁人负担。诸君的真学问，不是仅仅在课本上黑板上几句现成讲义。诸君的人格和责任，不是同暑假一起放得掉。”[96]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朱执信，更是指名道姓地叫板蔡元培和北大老师辈，批驳他们倡导学生放弃国民身份回归校园的学习。“所谓恢复教育原状者，蔡鹤卿先生暨北京大学诸生，亦既持以相号召矣”，针对此朱执信批驳说：“未尝以为学生之故，而丧其国民资格。”“此以学生、校长同为国民，以国民对于国民，固当望其尽力于有益国家社会之事业。抑且国家之有学校，学校之设校长，固亦有一部分目的，在使其就学者有所资借，以尽其为国民之义务也。则处今日之社会，而以学生为在学校中不宜与国家之事者，非也。学生之资格，可以牺牲，国民之资格，不可以牺牲也。”[97]正是基于五四运动“‘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第一遭”的认知，正是基于学生资格可牺牲国民资格不可放弃的主张，《星期评论》和《建设》月刊相继有意识的提出了新文化运动概念和方案，和向内转的文化运动相区别，相对应。

1919年8月31日的《星期评论》上的特色栏目“随便谈”版块，有一篇署名“先进”（李汉俊）的《新文化运动的武器》，这篇很简短的“随便谈”基本上都是引用吴稚晖的谈话。“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单靠白话体的文章，效果很小的。那多数不识字的工人，整天要作十来点钟的工，即使有人教他的文字，他那里有学的时间……倘若就地拼音，就可以用注音字母写信了！要他们够文字上的交通，然后我们才可以灌输他们的知识’。这件事的确是很要紧的。我希望新文化运动者，合力在这上面用工夫。”[98]文中并未明确道出吴稚晖究竟是什么时候说的，但从题目到吴稚晖的观点，再到结尾作者的呼吁，“新文化运动”这一语词并非是随意或者偶然性使用。吴稚晖此时一直致力于注音字母的演讲和推广，他在五四之前的《论注音字母书》就谈及其目的在于国民教育，“今日大多数之国民，俱在学龄之外，此等大多数之失教国民，成一立国之要素”[99]，可见吴稚晖的“新文化运动”之义是基于普及的国民教育和国家的根本改造。与此同时，1919年9月1日出版的《建设》月刊，刊登了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论文明确把新文化运动界定为“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国家改造和社会的改造已经成了全世界一致的声浪”，“因为中国国家社会组织的缺陷刚才在暴露的正当中，进步的趋向是很明瞭的，助成进步的新文化运动是很猛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则是为了建设新国家，“一种是希望建设的理想——必然到来的运命——新国家”[100]。

孙中山

国民党人当时普遍认为，“建设”、“改造”其实都是“革命”的别称，孙中山1919年10月8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庆会演说中讲到，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画，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101]。因此，国家和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作为革命内容和革命方法的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索性把这一点说明白了。他回答北大学生康白情对革命的一些疑惑，公开发表《革命！何故？为何？》，系统阐述了这时国民党人的新革命观，“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文字及语言之自由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102]。此时，他和友人的谈话中，一再明确表述：“你以为一定要炸弹、手枪、军队，才能够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错了。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针对友人新文化运动太过缓慢的质疑，戴季陶断言，要想不亡国，“还是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103]。浙江当局查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创办的《浙江新潮》，缘由是该杂志主张“改造社会，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104]，《星期评论》刊发沈定一声援文章，并称赞学生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是值得鼓励的革命行为。“即使全浙江学校里面的新文化运动算是凌灭罄尽，浙江之外，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即使北军阀势力范围底下各行省，都被蹂躏平了，西南半壁，一样有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末了，沈定一给学生打气，号召学生勇敢地从事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我们青年学生呵！社会上的事，都是我们自身的事”[105]。

江苏省教育会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在坚持五四“国民运动”定位的基础上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改造。1919年10月出版的《江苏省教育会月报》上，刊登有该会的《致中等以上各学校通知定期举行演说竞进会书》，定于12月22日举办第二次演说竞进会，演说主题为“关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方法”，这一函文后面同时附有该会的指导性意见《解释新文化运动》。“本届江苏各校演说竞进会之演题范围已由本会定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兹为简单的解释以备各校参考：一、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二、新文化运动要文化普及大多数之国民，不以一阶级一团体为限（例如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演讲团，都是这个意思）。三、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例如现在各种新思想出版物）。四、新文化运动是谋求永远及基本的改革与建设，是要谋求全国彻底的觉悟（继续现在的新运动，从基本上着想，使之永远进步也）。五、新文化运动要全国国民改换旧时小的人生观，而创造大的人生观，使生活日就发展（例如从家族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六、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106]”之后，江苏省教育会投函各大报刊，宣传演说会主题以及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如11月2日的《时报》和《新闻报》，都登载了《新文化运动之解释》，而同日的《申报》则在“本埠新闻”版块以《学术讲演会演说竞进会纪事》为题报道，并附有新文化运动的阐释，基督教刊物《兴华》也在11月12日登载了《新文化运动之解释》。“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这显然不是基于学校学术研究的文化活动，而是新的社会改造运动，普及运动。其实，五四之后江苏省教育会一直倡议“今后教育之革新方法案”，强调“今后学校应提倡练习公民自治”，理由是：“欲巩固共和基础发挥民治精神，非先从学校生徒养成公民自治之习惯不可，故凡在中等以上学校均可联合全体生徒组织有机的团体，如学校都市，学校共和国之类……”[107]不过，江苏省教育会的蒋梦麟进入北大后，态度有所变化，从希望学生继续向外运动转为倡导学生回归校园[108]。

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国民运动”的陈独秀，成为《新青年》同人中率先回应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和北大其他教师群体强调回归校园和学理研究不同，陈独秀号召以“国民”、“市民”身份积极向外运动，他也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传播他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因此被捕。这一宣言堪称对五四国民运动的总结和进一步推动，宣言秉承国家是国民的国家，国民可制裁国家的黑暗，倘若政府不愿意满足国民通过和平方法提出的最低要求，则国民“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09]。陈独秀的“直接行动”和“根本之改造”显然是和学生的运动方向一致。他的被捕让他进一步获得学生的认可，社会上也对他多有赞颂，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北大，他创办《新青年》的意义也因此被更加凸显出来。

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后就敏锐觉察到，先前参与《新青年》的北大教师群体和五四之后“运动”方向的背离，他们对新起的文化运动的漠视和疏离，“包括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在内，都没有留意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可能对中国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110]。尽管北大诸友和《新青年》同人为营救他前后奔走，也都争相欢迎他，为他写诗写文章，但这都无法弥合彼此方向上的差异。可以说，陈独秀和学生的方向越来越一致，学生为他举办盛大欢迎会，国民杂志社也频频邀请他。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周年大会，陈独秀作为重要嘉宾应邀出席并首位发言，就是在这次纪念会上，陈独秀称赞国民杂志社诸君“出力独多”的同时，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以至觉悟之时期”[111]。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和北大校方的间隙越来越大，北京大学评议会也趁机正式批准了他辞去文科学长之职。和北大学生社团越走越近、同时和北大教师群体越走越远的陈独秀，开始努力扭转《新青年》的办刊方向，以响应和宣传新文化运动。12月1日，续刊的《新青年》7卷1号刊登了《本志宣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12]，宣言虽以杂志同人名义发出，但却更像是陈独秀的个人投身新文化运动洪流的宣言书。正是在这一期的《新青年》，陈独秀特意使用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如他的三篇“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此外，从京沪各报摘录汇编的《长沙社会面面观》，“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此标题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113]。之后不久，他又接连发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系统而又全面的阐释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的确很敏锐，把握住了新文化运动的根底其实不是文化问题本身，而是超越文化的社会改造运动。“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共同趋势。……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在此，陈独秀依然谈到了新旧问题，但旨归还是基于国民运动方向的国家和社会改造。向内与向外，提高与普及，沉静与运动，学理研究与实际改造，才是这两篇宣言中更为核心的两种方向和两种态度。陈独秀一再表达了对胡适和北大同人为代表的前一种方向的不满，转而把持后一种立场和态度的引为“同志诸君”。他甚至鼓动他们应该更进一步，“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114]。可以说，“直接行动”和“根本之改造”，既是陈独秀对五四国民运动的高度评价，也是他畅谈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所在。由此可见，学界过去所谓的《新青年》移刊北京“一校一刊”结合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其实站不住脚。恰恰相反，陈独秀和《新青年》脱离北大，加入上海新文化运动的“同志诸君”阵营，才使得他和《新青年》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尔后，《新青年》移刊上海又到广州，这正是作为革命方法和革命内容的新文化运动的“轨迹”，陈独秀也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弄潮儿。

中共四大代表团，前排左一陈独秀，后排左一刘仁静，左二瞿秋白，左四罗易（共产国际代表）

结语

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考察而非依循后来人视角的改写，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但凡坚持以五四为国民运动定位和方向的，后来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如上海国民党人、江苏省教育会、陈独秀以及北京的学生群团，这并非偶然和巧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社会上也有诸多类似的认知。1919年11月7日、8日，署名“进之”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到：“国民运动的倾向，已从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已从浮泛的而变为根本的，是政治运动已变为新文化运动了。现在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那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解放和改造等等，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么？”[115]正如当时有人所描述那样，五四国民运动唤醒了各界，“今天此处开国民大会，明天彼处开国民大会，都如大梦初醒，不似以前那种冷静的头脑了”，“现在中国的名称叫‘民国’，那么，他的政治自然是‘民治’”，“而远大的目的，确在改革国内全部的政治，使符合于真正的民治精神，乃由外交运动更进为政治运动”，“这些举动皆属于文化运动的范围，于是更由政治运动，再进为文化运动了”[116]。

长期以来，新旧文化之别主导着我们有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认为提出新文化、新文学的老师影响了学生，从而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新文化”传播逐步演化而成的运动。然而从看似“旧文化旧文学”代表的《国民》杂志和同人出发，我们看到了一幅不一样的新的“运动”图景。“五四”是个“意外”的日期，“新文化”也并非当时的焦点语词，“运动”才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所在和共同之处。从“运动”的逻辑来看，五四运动是由学生主导的走出校园的国民运动，目的是为了唤醒和再造国民，塑造符合中华民国的国民，五四运动也的确是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一场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在国民运动基础上，坚持向外运动方向而非回到学术和思想文化层面，继续社会和国家改造运动的“真正的革命”。“改造”和“革命”，都意味着重新再造一个国家的指向，正是在五四国民运动的基础上，经由作为革命方法和革命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再造民国这一伟大的国民革命才得以展开并最终获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评价：“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117]台湾学者吕芳上用“革命之再起”[118]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时段，亦可谓经典论断。

五四青年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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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早：《第三个“五四”：“新文化”怎样流播？》，《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

[2]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

[3]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4]后来有不少人的回忆录如叶景莘、许德珩等都提及，蔡元培通知或者召集学生代表传达巴黎和会失败和政府即将签约的消息，由此引发了学生5月4日的罢课和游行。类似叙述也被蔡元培的各种传记年谱以及诸多研究者采用，有不少人不加辨析地引用这些回忆录，并据此有意无意把视蔡元培为五四事件的策划者和后来“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不过，各种回忆录时间地点都一致，甚至相互抵牾，有的说是5月2日，有的说5月3日，有的说下午，有的说晚上，有的说是林长民透露给蔡元培，有的说汪大燮专门找蔡元培商议。有关五四的回忆可参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另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编的三册《五四运动回忆录》。蔡元培5月3日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商议，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此种说法流传最广，最初引自曾在国民外交协会任职的叶景莘的后来回忆，如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合约运动的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5-113页。但这种叙述很不可靠，其一，有关巴黎和会外交噩耗，5月1日已经传到北京，《晨报》5月2号、3号已经公开刊登，并有警告和批评政府的言论，除非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很显然这样的消息完全用不着蔡元培在五四的前一天当做秘密来通知学生；其二，蔡元培召集的所谓几个学生代表，都是后来人的视角，在5月4日之前他们是没法并在一起被当作学生领袖，段锡朋是在事件的后续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而罗家伦和傅斯年在五四具体行动中并非学生领袖，他们在五四期间的学生组织中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其三蔡元培自己1936年也有《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其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不赞同学生上街运动，也解释了自己作为校长不能不阻止学生。详情参见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中国学生》第3卷第9期，1936年12月23日。此外，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有五四当天蔡元培大校门口阻拦学生，可印证蔡元培自己的回忆和描述。由此可见，蔡元培一开始就是反对和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当然是否全力阻止则另当别论。

[5]《校长辞职呈文全文》，《北京大学日刊》第380期 ，1919年5月17日。

[6]《蔡元培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374期，1919年5月10日。另注，启事中并未标点，引文标点为笔者所添加。

[7]相关内容和阐释见《通信：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学生常惠书》，《北京大学日刊》第375号，1919年5月12日。

[8]《答一山君》，《晨报》，1919年5月13日。

[9]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

[10]傅斯年、罗家伦1917年致敬段锡朋、许德珩、陈剑修、黄日葵的信中提及，星期一即5月26日，“下午偕狄、刘两君先到文科同胡适之、陈百年、沈士远、刘半农四先生同赴警厅，交涉《五七》被捕同学事。直至八时……”。这封信件可说明，胡适至少在5月26日已经回到北京，并非不少传记和年谱中所说的6月初才回到，也可说明，一回到北京的胡适就和傅斯年、罗家伦等密切交往并积极介入到了学生运动的后续事件。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5-1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11]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12]最近有学者提出胡适1917年到1919年日记的缺失是胡适有意毁弃，“胡适写了《纪念‘五四’》，将自己树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发现日记中有关‘五四’的记载评论，与自己要扮演的‘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绝不相容，只好将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两年的日记毁弃”。详见欧阳健：《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这样的观点确实有些大胆，还需进一步的材料来小心求证，但无疑胡适后来对“五四”期间自己真实的言行的确有意遮蔽了太多。

[13]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

[14]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书报精华》第29期，1947年5月15日。

[15]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206，209-21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

[1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0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1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第372页。

[18]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9]《再接再厉之北京学生·致各省各团体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20]这篇文章开篇就表明，北京学生和《晨报》正积极展开“妇女问题”的讨论，“遇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就中女学界也不少参加入内的”。见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19年5月20日。

[21]《来函照登》，《晨报》1919年5月16日。

[22]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19年5月20日。

[23]相关报道和文章内容详见《晨报》1919年5月13日，14日。

[24]《五月十四日大总统令》，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下编（文件），第1页，中华书局1919年。

[25]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第91-110页，长沙：湖南岳麓出版社，2015年。

[2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9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

[27]参见郑师渠：《“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8]《傅斯年罗家伦致同学书》，《时事新报》1919年7月4日，另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5-1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29]涵庐（高一涵）：《市民运动的研究》，《晨报》1919年5月6日。

[30]顾孟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精神的潮流》，《晨报》，1919年5月9日。

[31]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2]涵庐（高一涵）：《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的问题》，《晨报》1919年5月11日。

[33]蓝公武（知非）：《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18日。

[34]罗家伦（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

[35]詧盦：《学界风潮纪》上编，第6页，中华书局1919年。

[36]《北京学生界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09-310页。

[37]传单由罗家伦起草，传单内容参见《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

[38]李斌：《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第3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9]参见《教育部之训令》，《晨报》1919年5月7日。

[40]《蔡孑民告学生书》，《晨报》1919年5月12日。

[41]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42]詧盦：《学界风潮纪》上编，中华书局1919年，第47页。

[43]《蔡校长告本校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北京大学日刊》第421号，1919年7月23日。

[44]詧盦：《学界风潮纪》上编，第47页，中华书局1919年。

[45]《本校纪事·二十日之大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43号，1919年9月22日。

[46]《蔡先生湖南第六次讲演·对于师范生的希望》，《北京大学日刊》第815号，1921年2月24日。

[47]《蒋梦麟总务长演说词》（陈政记），《北京大学日刊》第694号，1920年9月16日。

[48]《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49]  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50]有研究者认为，梁启超创办《晨报》说并没有切实可靠的材料支撑，梁启超之于《晨报》，“只有象征的意义”。参见李雷波：《抗战前北京“晨报”编辑出版系统演变考实》，《民国研究》2014年第1期。

[51]陈博生：《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晨报》1920年5月4日。

[52]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53]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54]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55]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56]顾颉刚：《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学术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

[57]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58]穆藕初：《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晨报》1920年5月5日。

[59]准确地说，恰恰是北大旁听生身份郭绍虞，他的《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中有一处使用了“新文化运动”，事实上，郭绍虞和其他人观念上稍有不同，他强调向外扩而并非向内转的运动方向，五四的意义是“供给大多数国民趋向‘觉悟之路’的曙光”，转向文化运动也应该从国民运动上做起。“所谓文化运动，便是在这大多数的国民上运动起，并不是单向知识阶级发行集中定期出版物，鼓吹鼓吹什么主义，标榜标榜什么学说，算为文化运动的能事已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使用了“新文化运动”。参见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晨报》1920年5月4日。

[60]参见杨早：《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王巨川：《新旧之间：北大“三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求是学刊》2012年第1期。

[61]《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62]《国民杂志社成立会纪事》，《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63]《国民杂志例言》，《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64]《国民杂志社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75号，1918年12月19日。

[65]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8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66]统计详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85页的“图2-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67]撄宁：《国民之自觉与勉励》，《国民》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20日。

[68]梅僧：《国民浅说》，《国民》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0日。

[69]各省各方国民代表一致同意君主立宪的投票数，共计1993票，参见1915年12月12日《政府公报》。另各省《拥戴书》参见11月-12月的《政府公报》，几乎每期都有。

[70]杨昌济：《告学生》，《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71]蔡元培：《国民杂志·序》，《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72]许德珩：《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73]许德珩：《外交与民气》，《国民》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20日。

[74]周长宪：《国家主义与中国》，《国民》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

[75]杨昌济：《告学生》，《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76]撄宁：《人格与我》，《国民》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

[77]吴敬恒：《欧化枝谭》，《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78]许广武（记）：《余日章先生在北京社会实进会演讲记略》，《国民》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20日。

[79]相关演讲题目及消息参见1919年3月之后的《北京大学日刊》。

[80]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49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许德珩的回忆录证实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会议，但如前文所辨析，他回忆录中所谓蔡元培传达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并召集学生领袖的说法并不可靠。

[81]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第91-110页，长沙：湖南岳麓出版社2015年。

[82]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第91-110页，长沙：湖南岳麓出版社2015年。

[83]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

[8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第55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85]《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86]原文标题《无猛烈彻破坏无的底的改造》，显然是排版有误，见《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6号，1920年5月16日。总体来说《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类似的错误不少，排版中出现了漏字，跳行等情形非常普遍，不过，整个刊物也彰显着学生的激情。

[87]《随感录·这就是爱国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1920年2月15日。

[88]芳雨：《告国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1920年2月15日。

[89]仙槎：《非暴动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7日。

[90]详见《直隶省长公署等查禁<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有关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37-63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91]《麻木不仁之国民》，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3日。

[92]戴季陶：《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93]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94]（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

[95]吴相湘：《中山先生敬重胡适教授》，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第244-26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

[96]玄庐（沈定一）：《除却青年无希望》，《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97]朱执信：《学生今后之态度》，《朱执信集》上册，第370-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98]先进（李汉俊）：《新文化运动的武器》，《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

[99]吴敬恒：《论注音字母书》，《教育杂志》第11卷第3号，1919年3月。

[100]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1日。

[101]《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第一步”演说》，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0月9日。

[102]戴季陶：《革命！何故？为何？》，《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

[103]（戴）季陶：《短评》，《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104]《卢永祥等查禁<浙江新潮>等书刊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31-6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05]沈定一（玄庐）：《学生与文化运动》，《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0日。

[106]《致中等以上各学校通知定期举行演说竞进会书》，《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10月。

[107]《致各省区教育会通知补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代表并续提议案书》，《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10月。

[108]详情可参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09]《北京市民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110]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11]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第2卷第1号。

[112]《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13]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14]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大公报》(长沙)，1920 年 l 月 11、12 日。

[115]进之：《新文化运动》，《教育周刊》第39号，1919年11月17日。

[116]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

[117]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0-25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8]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革命之再起”确实为经典之概括，不过与其说“对新思潮的回应”，毋宁说是对“国民运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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