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藤井省三：车中被背叛的女人——张爱玲《封锁》对莫泊桑《羊脂球》的多重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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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短篇小说《封锁》描写了战争期间大大小小的反转之中应运而生的微不足道的暂时性的反转爱情，莫泊桑《羊脂球》也有着相似的情节框架——“在因外国占领军而长时间滞留原地的车中，男性觊觎车中女性的故事”。藤井省三教授提出，《封锁》受到了《羊脂球》的启发，并产生了对《羊脂球》两重、甚至三重的反转书写。凭借这三次反转，张爱玲描绘了不合情理的封锁背景下一段短暂而耀眼的恋爱美梦，也向熟悉莫泊桑的读者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不正当行为，《封锁》不单是一部恋爱小说，还潜藏着反战和爱国的主题。通过对两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甚至将鲁迅《一件小事》纳入对比视阈，藤井教授认为，翻译传播产生的跨文化影响将会对小说家的技术产生影响，而如何使用写作技术也体现了作家对于社会现实和人间生活实况更广泛、更深刻的复杂态度。

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22年第3期，作者藤井省三，特此感谢！

藤井省三

车中被背叛的女人：

张爱玲《封锁》

对莫泊桑《羊脂球》的多重反转

一、《封锁》——发生于反转之城上海的反转爱情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虽在首战中浴血奋战却仍不敌日军攻势。11月上海、12月南京，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从沿海到内陆的主要城市均已被日军占领。美英法所有主权的上海租界区相对于广大的沦陷区来说俨然成为一座孤岛，但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租界也最终被日军接管。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日军借口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连续在南京路、浙江路等闹市区和闸北、杨树浦等居民稠密地区实行封锁，严禁市民出入。刘惠吾所编《上海近代史》中有如下叙述：

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日军借口有恐怖事件，连续在南京路、浙江路等闹市区和闸北、杨树浦等居民稠密地区实行封锁，严禁市民出入。（中略）2月26日，日本侵略者又宣布将在全市举行不定期不定点的恐怖演习，规定警哨一声便表示有恐怖事件发生，行人及车辆一律就地停止，以待搜查。（中略）规定恐怖事件的目击证人须大声喊叫：“有恐怖事件！有恐怖事件！”而听到叫声的路人必须协助相关人员实现对恐怖分子的逮捕，不然就要被处以刑罚。[1]

1943年11月，张爱玲（Eileen Chang，1920—1995）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在《天地》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封锁》。故事发生在因日军突如其来的封锁措施而长时间滞留原地的电车里，讲述了一等车厢中银行高级会计吕宗桢向大学英语助教吴翠远搭话而生出情愫，由此二人坠入情网，然而随着封锁的解除，吕宗桢却弃吴翠远而去。

滞留原地的电车内，两人之间的感情急速升温。吕宗桢抛出一句“我打算重新结婚”，其后又改变主意，说：“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才考进了中学，成绩很不错。”不由叹道：“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对此，吴翠远回应道：“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倒也不算大。”当吕问她“你……几岁？”时，她低下头去，回答“二十五岁。”[2]

白流苏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1943年9月发表）中的女主人公，20岁前她经历过一场短暂的婚姻，而如今，面对亲戚——步入中年的徐太太殷勤的撮合，已经28岁的白流苏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婚，她哀叹：“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3]如她所说，在当时，女性25岁便是快要超出了结婚适龄期。吴之所以“低下头去”，她的父亲之所以会认为“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4]都是同样的原因。另一边，吕刚满35岁却已经有了一个13岁、正读初中的长女，如此算来，五六年后即使儿孙满堂成为爷爷也不足为奇了。

《上海近代史》

刘惠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小说中以第三人称视角对吴翠远的姿容作了一番细致的描写：“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5]面对这样一位样貌平平无奇的年轻太太，已婚且为人父的精英职员吕为何会主动上前搭讪呢？

这是吕为了避免与三等车厢里董培芝接触，情急之下作出的选择。年轻人董培芝是吕宗桢妻子的姨表妹的儿子，身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作为上进的基础。吕宗桢的大女儿今年方才十三岁，已被培芝看在眼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脚步儿越发走得勤了”。[6]

“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轻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7]抱着这一想法，尽管吕宗桢换到了正好被吴翠远挡住的座位上以躲开董的视线，董却发觉了他，直接“向头等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8]。吕“迅疾地决定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计画”[9]。其后根据吕向吴的描述，他和妻子的婚姻是“母亲给定下的”，“她从前非常的美”，如今出于“她……她那脾气……她连小学都没有毕业”[10]，他感到十分不满，就连母亲和妻子的关系都渐呈水火之势。怀着这股强烈的不满，他暗下决心：“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11]

话虽如此，像吕这样“老实的人”，就算想要避开精于算计的董培芝，一心要借搭讪女性去塑造一个同自身品格完全相反的“这样下流”的形象，这又是为何？事实上在电车禁行后不久，吕宗桢读到了颠倒印在包子上的新闻报道。这事的原委和经过，故事叙述者是这样说的：

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12]

虽这么想，封锁状态下感到饥饿的吕打开包子的包纸后一看——

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黏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吕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老实人。[13]

读了包子表面如相片底片般反印着讣告和公司等的琐闻，没笑却感到不顺眼的吕宗桢在看到晚辈亲戚时，大抵是自发地决定颠覆自己“老实人”的人格，反转为“这样下流”的形象。小说中不论是本该正常行驶的电车，还是严禁人们上街走动的封锁命令本身，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绝对反转，而日军对上海的占领更是一种历史性的反转。短篇小说《封锁》所描写的，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反转之中应运而生的微不足道的暂时性的反转爱情。

二、《羊脂球》中反转的报纸琐闻

在因外国占领军强令而滞留原地的电车中，男人向女人表示爱意——同样的故事情节和构造还出现在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中。该作“与《一生》齐名，同为莫泊桑的代表作”[14]。小说将舞台设置在十年前普法战争（1870—71）中大获全胜的普鲁士军占领下的法国，最新版的日语译本中，译者后记对故事梗概有如下叙述：“这个故事描述了为逃出普鲁士军占领下的卢昂城，乘马车前往吉艾卜的十名男女在他们数日逃亡途中发生的事情。”[15]

居伊·德·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羊脂球》

居伊·德·莫泊桑   著

王振孙 / 郝运 /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原题“Boule de Suif”是身为妓女的女主人公的外号，意为“羊脂球”。人如其名，女主人公伊丽莎白·露西正如“羊脂球”一般“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尽管过分丰满，作者却赋予她“娇艳美丽的容颜”，“实在妩媚动人，牵引着客人的心”，将她塑造成一位魅力十足的女性。汇集在马车上的十个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阶级和政治立场，他们分别是身为名门贵族的禹贝尔·卜来韦夫妇、大资本家迦来·辣马东夫妇、葡萄酒批发商洛瓦佐夫妇、两位修女、民主主义者科尔尼代和妓女羊脂球。这十人正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缩影。

在中途落脚的托特镇旅馆里，普鲁士军官拦下了一行人。当得知军官扣留他们的理由仅仅为了与羊脂球共度春宵，所有人都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对拒不顺从军官要求的妓女逐渐心生怨恨，竟抱团一致打算说服羊脂球妥协。后得知伊丽莎白·露西终于委身于军官后，众人却一反之前的亲热态度，转而对她冷眼相待。自觉遭到背叛的羊脂球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小说走向结束。[16]

小说刻画了战败国法国各阶层对普鲁士军的一致反感，贵族、资本家等上流阶级对待妓女时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虚伪歧视。

据中国研究者王斌博士在论文《莫泊桑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2005年4月）中指出，莫泊桑作品最初译介为中文是在1904年杂志《新新小说》上刊载的《义勇军》（冷血译）。其后，鲁迅（1881—1936）和弟弟周作人（1885—1967）在留学东京时，曾将当时流行于世界文坛的俄罗斯、东欧、英国、美国、法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汇集出版了《域外小说集》（1909）两卷，其中就收录了莫泊桑的《月光》。此后，莫泊桑的小说大量不断地译介至国内，时至今日依然给中国作家带来深刻影响。[17]

王斌在论文中指出，1929年6月，短篇集《羊脂球集》（上海北新书局）作为莫泊桑全集之四出版。其后，中日两国分别探究了莫泊桑对施蛰存（1905—2003）和张天翼（1906—1985）的影响，并将丁玲描写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同《羊脂球》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18]就笔者管见所及，未有先行研究探讨过《羊脂球》与《封锁》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稿拟将两部作品包括二者在细节上的共同点进行全面细致的比较。

《羊脂球集》

莫泊桑   著

李青崖   译

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如前所述，《羊脂球》和《封锁》的情节框架相同，都讲述了在因外国占领军而长时间滞留原地的车中，男性觊觎车中女性的故事。《羊脂球》中，以妓女羊脂球为首的所有人物都表露出了对普鲁士军的憎恶。而向妓女投射的感情，不仅包括占领军军官的欲情，更包含了为求再次启程而希望妓女献身的马车上同乘者们的丑恶又滑稽的利己心。

与此相对，许是因为《封锁》执笔和发表于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作品中并没有涉及人物对日本军的憎恨。但是，对女主人公吴翠远产生想法的男性不是日本军官，而是和吴相同的上海人，以及吕宗桢在封锁解除后马上忘却自己先前爱的告白，这两点都体现出该作与《羊脂球》的决定性差异。《羊脂球》中的贵族和资本家在妓女牺牲自己而满足占领军官的淫欲之后，非但没有忘却此事，反而对她的妓女身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厌恶。如此看来，《封锁》中存在着对《羊脂球》两重、甚至三重的反转。不仅如此，给予张爱玲这一反转构想的正是《羊脂球》里马车再次启程后紧接着的那一节。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因妓女的献身而得以再次启程的一行人，在马车中完全无视她的存在，一边暗暗地背地里议论、一边吃着自备的食物。而四五天前，逃出普鲁士军占领下的卢昂城的第一天，因路面积雪、车轮损坏致使他们深夜才到达多特的旅馆。一路上，妓女分明拿出自己储备的三天量的口粮和葡萄酒与同伴们分享，让他们免于饥饿。但是到了重新出发的那天，没有一个人分东西给她吃。悲哀的妓女羊脂球因屈辱寂寞和饥饿而抽泣……

熟悉《封锁》的读者，从这个充满欺骗卑劣的车内餐会描写中，想必会注意到以下一节的内容。

“我们也拿些东西来吃吧？”伯爵夫人问。得到同意后，她解开了那些为了两家而预备的食物。（……）那可真是一种美味了，还有些碎肉拌在里面。另外由一方用报纸裹着的漂亮的吕耶尔干酪乳酪干（一种有名的奶酪——笔者注），报纸上面印的“琐闻”（在琐闻两字上加了着重号——笔者注）的大字标题还在它的腴润的表面上保留得清清楚楚。[19]

奶酪上颠倒印着的“琐闻”究竟是什么？对于笔者的疑问，法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广播大学教授野崎欢作出了解释：

小说此处提到的“琐闻”，应是报纸的“栏”的标题（即用来表示新闻报道的类型标题）。实际是在报道“社会新闻”，用“琐闻”（faits divers）作为标题。将记录市井杂闻的多篇报道刊登在一起，是当时新闻报纸的风格。

因此，包裹乳酪干的是新闻中最粗俗的“社会新闻”，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从这一点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讽刺，即《羊脂球》故事本身刊登在“琐闻栏”（或许连“琐闻栏”都登不上），不过是不值一提的人生片断罢了。

初读太田先生的新译，虽认为是一部精心译就的好译本，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琐闻”两字上加着重号（原文并未采用斜体而是加了括号）呢？依我拙见，译文中“琐闻”二字是否改成“琐闻栏目”会更加妥帖呢？[20]

如前所述，李青崖（1886—1969）所译莫泊桑短篇集《羊脂球集》于1929年6月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该书收录了短篇小说《羊脂球》。醉心欧美文学的张爱玲看过李青崖译本的可能性很大。[21]提及“琐闻”的一句，李青崖译为“一张报纸，乘着一方很美的瑞士干酪，而在干酪的腴润部分，留下‘琐闻’两个字的油墨印痕”[22]。太田浩一的日译版和李青崖的中译版都说明了“琐闻”二字的油墨印，然而，被报纸包着的奶酪上只印着“faits divers”两词显然是不自然的；如野崎教授所说，顺带着将“琐闻栏目”下的报道也印出数行数段才能够解释通顺。张爱玲以李青崖所译《羊脂球集》中的“琐闻”为头绪，想象出了小说中19世纪70年代法国贵族和资本家夫妇不曾读过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井琐记”：“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23]

三、《封锁》对《羊脂球》的三重反转

莫泊桑的《羊脂球》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反转——面对占领军仍有强烈的自尊及爱国之心、富有同胞之爱的妓女遭到贵族及资本家们的背叛而陷于凄凉境地。反印在瑞士奶酪上的报纸琐闻栏目，正是对妓女反转的悲惨境地的隐喻。

张爱玲构思《封锁》时，不仅从《羊脂球》中有关奶酪上反印着报纸琐记的情节中获得灵感，还对其情节构造进行了多次反转。第一次反转恐怕是为了逃避日军检阅，防止小说被禁发，作者在小说中隐去了封锁的主谋者日本占领军的身影。全文谈及日军的只有“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这一句。这一句描述带同一起回头看向卡车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异常接近”，起到了“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效果，发挥了让“他们恋爱着了”的作用。叙述者利用日军短时间的登场，将其转化为恋爱剧情里的大型催化工具。作者借此向读者明示了小说《封锁》和《羊脂球》一样以外国军占领下的城市为舞台，暗示了两篇作品间的影响关系，并用叙述技巧躲开了占领军的检阅。

第二重反转是上文所提到的“老实人”吕宗桢突如其来的人格变化，并且该反转循环往复着进行——吕宗桢由于十分厌恶妻子的外甥而做出车中调情的轻浮举止，虽然在外甥离开后立马变回“老实人”，但他还是在和吴翠远的对话中陷入爱河，只是封锁解除的同时就将此前情话抛诸脑后。这一系列不断重复的反转和《羊脂球》中贵族、资本家一以贯之的狡猾与歧视心理形成了对比。

《羊脂球》中，贵族和资本家们为了能够逃出外国军占领下的城市，险恶地利用了妓女的爱国心和自我牺牲的道义感，得以启程后，他们马上对她的职业抱以轻蔑和鄙夷，背叛了数日前为他们提供食物的妓女的一番好意。与此相对，《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同乘头等厢，同为中产阶级市民，在因街道封锁而滞留原地的电车中两人瞬间坠入爱河。解除封锁后男性虽然离开了女性，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24]。由此说来，两人的恋情仅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梦。作者企图通过这样的解释诱导读者：由于吕宗桢不过是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所以吴翠远也并不一定就是遭到了背叛。这便是《封锁》对《羊脂球》的第三重反转。

张爱玲受《羊脂球》启发的同时，在《封锁》中实现了对该作的三次反转。凭借这三次反转，作者描绘了不合情理的封锁背景下一段短暂而耀眼的恋爱美梦，也向熟悉莫泊桑的读者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不正当行为。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发生的一场不合情理的美梦，《封锁》不单是一部恋爱小说，还潜藏着反战和爱国的主题。就其表现的多样性和情节的多属性而言，《封锁》称得上是张爱玲文学的代表作。

四、电车前横穿马路的老婆子——鲁迅《一件小事》的影子

《封锁》从头至尾将舞台设置在电车中，小说始于对电车司机的描写，并在他的怒骂声中走向结束。《羊脂球》将舞台设置在主人公们同乘的马车和同住的旅馆两个空间里，小说中也写有一个马车夫。两相对比，前者中电车司机的存在感要强烈得多。以下是《封锁》的开头和结尾：

（开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25]

（结尾）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中略）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26]

司机唱的“可怜啊可怜”的歌，是在开头封锁开始后“大白天里”“鸦雀无声的时候”回响的乞丐求乞的歌，这首歌的歌词也感染了司机。

实际上，《羊脂球》中支持共和政府的民主党人科尔尼代也在那辆马车里，在托特的驿站中，科尔尼代曾向羊脂球求爱，却反被羊脂球责备：“不，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那普鲁士人不就在这幢房子里，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吗？”尽管如此，当贵族和资本家谋划着将妓女作为牺牲品献给外国军官时，唯一提出异议的便是这个科尔尼代。并且在小说结束时，他也拒绝加入把呜咽着的羊脂球排挤在外的车内餐会，更是用口哨吹起了《马赛曲》，以此来讽刺阴险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一伙人。

“爱国的至情，／你来引导来扶持我们的复仇的手臂罢。／自由，钟情的自由，／指挥你那些防御者赴敌罢！”[27]

《封锁》中相当于《马赛曲》的是“可怜啊可怜”的歌，不难想象这是对同样贫困的自身的哀歌和亡国之痛的悲鸣。但是在《羊脂球》中，“羊脂球始终哭着，并且不时还有一声忍不住的呜咽，在两段歌词的间歇中间在黑暗世界里传出来。”[28]《封锁》结尾处连接了《马赛曲》。但《封锁》中还添加了“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的插曲。

张爱玲为何不将《封锁》的故事结束于“可怜啊可怜！”的歌声中，而是新加了一位“缝穷婆子”作为第四重的反转呢？看到这位在有轨电车前横穿马路的老婆子，应该会有不少读者联想到鲁迅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1912年12月发表）。在“大北风刮得正猛”的北京，“我”搭乘人力车去上班，车子撞到了一位突然在车前横穿马路的“衣服都很破烂”的老婆子。“我”甚至怀疑这是老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满身灰尘的车夫却对老婆子温柔以待。“我”被其坚定的善意所打动，反省了自身对他人的不信任，发出了如下感慨：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29]

关于《一件小事》，笔者认为“以这些世间常有的事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中，鲁迅想表达的是，自以杂志《新生》（日本留学期间创办的文艺杂志）为阵地发起的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始终流淌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对世间万物不灭的希望。”[30]不过，许是张爱玲对该作抱有别样的看法，例如，不管是在“大北风刮得正猛”的北京，还是在“太阳滚热地晒在背脊上”的上海，老婆子都像是目睹了一场“不合情理的梦”。她也由此产生了上述诸如此类的悠远遐思。

本文原刊于《长江学术》2022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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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2]张爱玲：《封锁》，《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4][5][6][7][8][9][10][11][12]张爱玲：《封锁》，《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0—151、152、152、153、153、155、153、149页。

[13]张爱玲：《封锁》，《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14][15][16]太田浩一：《解说》，载〔法〕莫泊桑：《羊脂球·隆多里姐妹：莫泊桑杰作选》，太田浩一译，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2016年版，第312、后记、311—313页。

[17]王斌：《莫泊桑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按照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像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882页记载，《新新小说》1年2号（1904年10月26日）冷血译《义勇军》刊载后，《大陆报》3年4—5号（1905年4月14—29日）也刊载了《义勇军》。

[18]徐晓红：《施蛰存文学研究：以1920、1930年代的创作、翻译活动为中心》，UTokyo Repository，2013年6月；张晋军：《冷峭地审视人性之丑——论张天翼讽刺小说创造中对莫泊桑影响的接受与化用》，《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林静：《论〈羊脂球〉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性的悲剧色彩》，《2019全国教育教学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论文集（卷二）》，2019年2月。

[19]〔法〕莫泊桑：《羊脂球·隆多里姐妹：莫泊桑杰作选》，太田浩一译，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2016年版，第114页。

[20]摘自2020年1月野崎欢教授寄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21]有关欧美文学对张爱玲作品的影响，可以列举对她写成代表作《倾城之恋》产生巨大影响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伤心之家》。参见藤井省三：《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兼谈萧伯纳的文学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22]〔法〕莫泊桑：《羊脂球》，《羊脂球集》，李青崖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72页。

[23][24][25][26]张爱玲：《封锁》，《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9、148、158-159页。

[27]〔法〕莫泊桑：《马赛曲》第六节，《羊脂球集》，李青崖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74页。

[28]〔法〕莫泊桑：《羊脂球》，《羊脂球集》，李青崖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118页。

[29]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483页。

[30]〔日〕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东京：三省堂2002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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