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大关系（七）——稳定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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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大国的优势是力量大，可以成就伟大事业，不受外人欺负。但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那就是内部矛盾比较复杂，需要花很大力气维持内部稳定。
如果维持内部稳定不成功，大国就会分裂，甚至彻底消失。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再出现。很多强大的文明和国家，都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来得快去得也快，消失在历史深处。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人数多少，差别很大。同样一个政治谣言，在几万几十万人的小国里传播，和在几千万几亿人的大国里传播，后果大不一样。一场骚乱，在小国，可能就是一场骚乱；但在大国，却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国家动荡和巨大灾难。所以，大国往往对内部很压制，为的就是防微杜渐，保持稳定。
古典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大国和个人自由是不相容。他们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小国才有望实现。好国家的要素之一就是“小而美”。生活在大国的人，往往要在个人自由、权利上做出牺牲。
美国的出现，好像打破了这种观念。美国既是个大国，不受外人欺负，国内的个人自由又很充分。看来，大国和个人自由是可以兼容的。
但是，现在看来，美国这个例子的说服力还不够强。一方面，美国有很多特殊条件，比如远离亚欧大陆，不容易被别国干涉。如果美国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也遭受外来强国的干涉和破坏，他们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保持个人自由，是个很大的疑问。毕竟，二战期间，美国也干过无理由囚禁大量日裔美国人这种事。
更重要的是，美国建国仅仅二百多年，到现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等等内部矛盾已经很尖锐。今后的发展势头，很难说。美国的经验，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大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未解难题。
理解了大国的这个难处，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专制”色彩很浓。看上去，这好像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其实，这是维持一个大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这种“专制”，就像曹操说的那样：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野心家从来都是很多的。如果让他们充分“自由”，在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样的大舞台上，很可能出现的，不是繁荣兴旺，而是天下大乱。到那时，人们就会感叹：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可见，对于大国来说，花很多力气维持内部稳定，很有必要。一些在小国可以做的事情，在大国却不可以做。这不算不正常。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小国固然可以更自由，但也因此更脆弱。大国虽然不被人欺负，但为了维持内部团结，也要承担额外的成本。
但是，大国维稳的逻辑，不能推到极致，要保持合理的分寸。稳定固然重要，但社会要想发展，要在稳定和活力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而不是越稳定越好，那样就无异于万马齐喑、一潭死水了。
这正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在维稳和活力，或者说在控制和放开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或者说，如何处理好稳定和活力之间的关系。
完全没有管制和约束，任由各种势力自由扩张，结果很可能是恶性的“优胜劣汰”。这种局面反而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一味地维稳和控制，处处设卡建墙，监督监视无处不在，社会发展的活力也会被抑制。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亲笔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四个词勾画出的状态，是很理想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其中的“活泼”，充分显示出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性。革命者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死气沉沉的，而是生气勃勃、活力旺盛的。
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那就是，社会似乎成了“过敏体质”，往往对一些并不严重的信号，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这和信息、交通、市场方面的技术进步有直接关系。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大幅进步，让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能迅速传遍全国，从而造成和事件本身不相称的巨大影响。
比如，过去，某地发生关于出租车的刑事案件，顶多在当地报刊电台发布消息，影响局限在当地。其他地方的人，一方面是根本不会知道——谁会订阅千里之外其他省市的报纸呢？广播电台的信号也传不了多远。即使知道了，也没人认为这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如果刻意搜集的话，就会发现，以前关于出租车的刑事案件，其实不少，但从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舆论风潮。
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且有了滴滴这样的全国范围的经营者，结果，某地发生关于网约车的刑事案件，比如司机劫杀乘客，消息会迅速传遍全国。很多看到这个消息的人，虽然明知事件发生在千里以外，却不由自主地认为和自己有关。接下来乘坐网约车时，就会觉得很不安全，以至于全国人心惶惶，成为热点事件和舆论风潮。
这就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造成的社会的“过敏反应”。这种社会过敏反应，和生理上的过敏，确有相似之处，都是神经系统过分敏感，对本来应该忽略的刺激无法忽略，出现得不偿失、毫无必要的过度反应。结果，反而影响了正常生活。
想要通过加倍努力，让这种“社会过敏”不出现，就好像过敏患者想要消除所有过敏原一样，是徒劳的。十几亿人的大国，总会出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概率事件。只要概率足够低，理智的态度应该是忽略，而不是为之忧心忡忡、焦虑不已。
我国现在的一些做法，好像就是想要彻底消灭各种过敏原。维稳的力度不断强化，到处设卡建墙，想要从根子上杜绝一切意外和事故。这种做法，一方面耗费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注定不可能成功，达不到想要的目的。
事实上，就像生理上的过敏一样，环境越清洁，人的过敏会越严重。相反，如果允许环境中适当存在一些异物和污染，人的神经会变得强健，反而不会那么敏感，没有过敏之苦。
理智成熟的态度是，允许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意外，这其实就是活力本身。社会秩序，并非越严格越好。因为，如果一切都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也就不会有什么创新和突破了。
现在，很多人鼓吹创新。但我恐怕他们对创新的态度是叶公好龙。创新的另一面其实就是破坏，至少是违反。只有打破现有的局面、违反现有的规矩，制造出一些混乱和无序，才有创新，才有突破。如果为了避免社会过敏反应，各种异物和意外都从一开始就被彻底压制，创新和突破也就无从出现了。
我们的社会，应该在维稳和活力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因为中国是个大国，这个平衡点很可能更倾向于维稳这一边。但这种倾向不应该成为彻底的“倒向”。在很多时候，要用平常心看待社会的某些失序和意外，不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纳入现有的规则和管制之内，不要只允许社会按照既有的方式运转，要给创新和突破留出空间和机会。
正常人和过敏患者的区别就在于，正常人对很多异物和意外完全无视无感，不会因此妨碍正常的生活。而过敏患者则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神经系统其实更发达更敏感，因此会做出正常人看来毫无必要的反应，这反而妨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对社会来说，道理是类似的。现代社会的信息、交通、市场等方面的技术高度发达。这就好像人的神经系统更发达更敏感了，于是也往往因此对一些局部事件、极小概率事件做出过激反应。
要想克服这种社会过敏者，当然不可能指望着技术退步。只能是我们做出改变，适应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调整我们头脑中对概率、信息、风险等等的处理方式。否则，我们就只能像严重的过敏患者那样不敢走出家门一步。对别人毫无妨碍的东西，比如花粉，却会成为对我们的重大威胁。别人轻描淡写轻松处理的事情，我们却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应付。
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我们社会的神经也变得强健起来，不那么敏感和脆弱。技术的进步应该让我们更强大，而不是更虚弱；应该让我们更禁得起风雨，而不是变得弱不禁风。
大国确实高度需要维稳，但大国也要尽量保持社会的活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缺一不可。社会要保持容错率，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无序甚至混乱。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重点不在于毫无意外，而在于长期的可持续。
水至清则无鱼。秩序过分严格，反而会扼杀社会的活力。从进化的角度看，那些对环境百分百适应的生物体，反而更危险。因为一旦环境变化，他们就会高度不适应，而环境变化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
所以，长时段看，最有适应力、最能持续存活延续的生物体，是那种在哪个环境里都能大致适应，但又不是完全适应，需要时时做出调整和修正的生物。也就是说，适当的失序、错误、混乱、意外，其实并非坏事，因为其中正包含着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因素。在此处的失序、错误，换个环境，反而会成为合适、正确。
可见，社会应该追求秩序和稳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稳定是重中之重。但这种维稳应该适可而止，而不是没有限度。社会需要给活力留出足够的空间。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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