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大关系(三)——城市化的集聚和均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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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改变了世界的基本格局。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又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有史以来,从来没有那么大比例和那么大数量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接下来,中国的城市化必将持续深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关系需要仔细权衡。
那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超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取舍问题,或者说,是城市化的集聚和均衡之间的关系。
超级大城市,把城市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往往成为国家发展的明星和龙头。城市的基本功能,就是让人们可以便利地交流、沟通、协作。这些会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而超级大城市,聚集了巨量人口,仿佛引发了发展的核聚变,会激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
事实上,如果任由市场自由发展,人口会自然而然地集聚到城市中,进而形成超级大城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都是这个情况。从美国、欧洲、日本,到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国家人口集中到城市,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是共同的趋势。
因为有户籍制度,我国实际上一直在控制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超级大城市。即使如此,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和其他国家差不多。集聚效应是很难抗拒的。
1980年到2015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小城市。人口不断从农村和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180多个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88个,超过800万的城市有30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3个。
全部城市人口中,已有60%以上居住在大城市中。并且,这些大城市创造了GDP的70%,是我国毫无疑问的发展龙头和主力。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有“赢者通吃”的效果。也就是城市越大,集聚效应越强,对人的吸引力越强。面对大城市,不但乡村、县城和小城市没有什么竞争力,就连稍小一些的大城市,面对那些超级大城市,也只能自叹不如。
北上广深的吸引力,远远大于那些二线城市。其实,那些二线城市,按人口、面积的规模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要算是超级大城市,但面对北上广深,只能甘拜下风。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放弃北上广深,选择二三线城市,总是会多多少少感到遗憾和失落。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现实表明,如果任由城市扩张,将会出现三千万人口级别的超级大城市。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超过3700万人。首尔城市圈更是集聚了韩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类似的情况如果放在中国,超级大城市的人口很可能超过五千万,甚至上亿。全国十个八个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就能集中大部分人口,创造大部分产值。由于人口的高度集聚,“核聚变”的效果会尤其明显,不仅经济发展很快,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等等,都会出现我们现在预料不到的突飞猛进。
人口大量集中到少数城市中,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集聚效应,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同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几千万人口密集居住,首先的必然后果就是,这些人几乎完全依赖城市的供应系统生存,他们不可能像农村居民那样自给自足。人口越多,供应系统越复杂,包括水、电、能源、通讯、商品物流、交通、污水排放、垃圾转运等等。而系统复杂,就意味着脆弱和易受攻击。
由于人口众多,城市供应系统发生故障以后,受影响的人也数量庞大。要知道,不安和恐慌,同样有“集聚效应”,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破坏力激增。密集的人群,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状态,一旦失序,就可能出现类似“踩踏”的事故。
大量人口集聚到大城市中,对中国这样领土广阔的国家来说,还有特殊的问题,那就是,大面积的国土将没有定居居民。国土没有定居居民,只靠军队驻守,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安全的。军队虽然有武力优势,但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定居居民那样稳固地扎根在土地上。
清末时,西藏有清兵驻扎,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西藏内部的独立势力想要生事,但面对清兵,几乎绝望。没想到,辛亥革命突然爆发,清廷倒台。政治局势大变,驻藏军队没了后方,只好撤退。藏独实力随后猖獗了很多年。原因就在于,只有军队,没有定居居民的国土,是不稳固的。
今后,这个问题也会成为我国的一大问题。广袤的国土,漫长的边疆,只靠军队驻守是不稳固的。必须有大量人口在各地定居。在人民的依托之下,军队才有持久的战斗力,国土才能真正属于中国。
少数超级大城市过分扩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政治风险问题,一旦经济发展放缓——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城市中就会出现严重的失业破产问题。如果人口很多,就有可能酿成政治危机。
再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人口密集聚集,虽然会有规模化效应,可以高校处理污染,但毕竟是把大量的污染源集中了。污水、废气、垃圾等等,都会因此高度集中到城市这一个点上。这就会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很大压力。
在超级大城市中,人们的居住环境也是很大的问题。密集居住有很多好处,比如商业、服务设施也会密集,生活有便利的一面;但同时,生活也有紧张的一面,密集居住,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窘迫,居住、交通、休闲的人均面积很紧张,人与人的距离太近,彼此的干扰很大。
密集的居住环境还会直接降低生育率。逼仄的居住环境,让很多人放弃生育,即使生育,也数量很少。很多超级大城市自身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的自然更替,成为“人口黑洞”,只靠外来人口补充。可是,如果国家大量人口集中到超级大城市,也就没有可供补充的外来人口了。到那时,可能就只好引进外国移民了。
可见,超级大城市的过分扩张,效益很大,但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很大,但是,遏制超级大城市的发展,并不容易。
首先,人口的集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很大。只要有条件,很多人都愿意居住生活在超级大城市中。因此,遏制超级大城市,需要人为的刻意努力。这种刻意努力难免采取强力措施,并不受欢迎,会招致社会不满。
而且,超级大城市引发的“核聚变”效应,确实能带来很多方面高速、大幅的发展和增长。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超级大城市可以说是主力部队。很多高端、先进的生产部门,关联的部门众多,需要广泛的协作,需要靠近前沿,需要最新的信息,只能在超级大城市中才能加快发展。如果脱离这个高水平协作体,发展很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事实上,所有先进发达国家,都拥有世界范围内领先的超级大城市。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只有一大堆中小城市。很多小型发达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彻底变成了城市。
因此,超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并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比例关系。既不能任由超级大城市扩张,也不能过分压制。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尽量让人口均衡地在国土上分布,既能充分利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要避免各种“城市病”,让发展是健康良性和可持续的。
目前,中国政府在城市化方面的基本政策,是适当控制超级大城市的发展。二线三线的省会城市成了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控制,他们完全竞争不过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有了政策的帮助,二三线省会城市的发展空间扩大了许多。近几年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进展,就是在二三线省会城市。
小城市和特色乡镇也是政策鼓励的重点,但他们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在发展条件上,他们不如二三线城市那么有吸引力,人口大量流失是他们面临的大问题。虽有政策支持,但难度不小。主要难题是缺乏产业。
对他们来说,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正在接近“天花板”,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正在增加。而服务业和消费,最适合的,正是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其实可以发展制造业,但在制造业大势发展减缓的情况下,他们的优势正在被缩小,劣势正在被扩大。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城市化最近三四十年的共同趋势之一是,政治性的城市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环境的复杂,国家的作用和职能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事务被卷入政治之中。政治在国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政治的作用大,政治性的城市也就跟着扩大。美国华盛顿,原来只是作为美国的首都,供议员和相关行业的人居住。但现在,华盛顿都市区人口超过600万,华盛顿已成为全美第六大城市。
说到印度的超级大城市,大家都能想到加尔各答和孟买。可最新的数字是,印度首都德里都市区,人口已经超过2600万,多于2300万人口的孟买都市区。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是个“人造”城市,诞生于1960年代,从无到有平地新建。原来定位只是个行政办公型城市,但现在人口已经超过400万,且发展速度很快,即将成为仅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巴西第三大城市。
中国各省会城市近年来的加速发展,实际上也是这种大趋势的一部分。但这种大趋势,显然不利于没多少政治性的中小城市。
在接下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怎样控制超级大城市的发展?控制的合理限度是什么?怎样保护中小城市的活力?怎样扩大他们的发展空间?怎样让人口尽量均衡地在国土分布?这些都是理论和现实上的重大问题,有待在摸索和试错中找到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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