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内兄弟｜负罪的狂乱
达内兄弟：负罪的狂乱
NOTEBOOK专访：
达内兄弟谈论关于《无名女孩》的创作，以及如何塑造其中的人物个性。“她的脑海里有另一个自我挥之不去——如精神疾病一般纠缠她。”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3日
地点：纽约电影节
采访：Darren Hughes
导筒原创翻译
达内兄弟
《无名女孩》以珍妮医生（Adèle Haenel饰）与病人交谈的手持镜头特写开篇，她手里拿着听诊器，对她诊所的实习医学生朱利安（Olivier Bonnaud饰）说：“你听！”达内兄弟通过简短的话语，改变了他们电影中的主题和关注点，使人们不能忽视如此明显的隐喻。
当珍妮日后意识到她的决定使得无名女孩无法进入诊所从而导致其死亡之时，她把自身的能力用在了新的目标上：通过蛛丝马迹寻觅凶手。
《无名女孩》不同于早期达内兄弟作品中明显的策划与构建，所以造成了在16年戛纳电影节首映后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被认为是对经典侦探题材的失败诠释，尤其是主角被诟病是一个动机不明的侦探。事实上，不同于达内兄弟以往电影中的平民英雄，如《一诺千金》里的伊戈尔，《他人之子》里的奥利弗，《单车少年》中的西里尔。哈内尔饰演的珍妮医生是第一个被认为充满着外表魅力的人物。导演告诉我：“身体总是在话语前产生反应。”——这大体上也可以总结为他们的电影风格，在《无名女孩》这部电影中尤为明显。
《一诺千金》
NOTEBOOK（以下简称N）：如果我没记错，《单车少年》里的Samantha这个人物一开始是不是被设置成一名医生？
让-皮埃尔·达内（以下简称让）：是的，没错。
吕克·达内（以下简称吕克）：这就是为什么Samantha和小男孩相遇时是在诊所的原因。我们本来觉得医生可以帮助儿童，但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观点有点陈旧，于是我们改变了它，因为医生是拯救生命的人。在《无名女孩》里我们又回到了医生这个命题上，但是我们将她和一桩命案联系在一起。
N：对你们来说，这是有典型性或者象征意味的吗？当你们脑海中有了人物形象，就会开始设置适当的情节将他们代入？
让：这是第一次，也是我们的一次探索。我们始终念念不忘于医生题材，而且很想为她创作一个故事。医生这个形象一开始不在考虑之中，我们试图找出原因，为她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甚至一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们设定的是一个年长的医生，但是最后没有实现，我们选择将她转变为年轻医生，一个与我们开始构想截然相反的人物。
N：为什么最后选择将人物设置为年轻医生而不是年长的呢？
吕克：其实年长的医生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老，不过40岁左右，但是当我们创作剧本并将她代入时，我们总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侦探推理故事，而她这个形象是个经验，阅历都很丰富的人。但当我们见到年轻演员的时候，她看起来天真纯朴。如果是她的话，她的天真纯朴可能会鼓动人们帮助她，从而揭示真相。这看上去更像一场冒险。
《无名女孩》
N：所以你们将她设置为一个倾听者。你们提到过早期你们制作纪录片时的经历，其中有一点让你们快乐的便是你们有机会去坐下来倾听他人诉说故事，这个过程是不是一直是你们创作的一部分？
让：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我们的电影创作，我们始终去倾听周围的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去倾听我们的人物。当我们创造一个我们不曾经历和倾听过的人物，我们便想办法使他和我们的经历产生关联。所以我们的人物并不是我们操纵的傀儡。
N：电影中的医生形式千篇一律。而她是一个目击者，在剧情中，具有道德感。
吕克：在珍妮进行医疗活动时，我们选择用大量的沉默来进行创作。你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和声响。甚至只是简单的接触，我们都清晰可闻。我们在创作时知道这种沉默和寂静会使得人们想要交谈，以至于去探究这个无名女孩的真实身份。珍妮医生是探寻真相的一个工具，她站在揭露真相的临界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触及她的私生活，因为她身上背负着使命和任务。
N：让你的主角成为一个医生，并让他观察和倾听身体，这在你们的许多电影中都有明确的表现，是吗？
让：我并没这么说。但是事实上她确实是一名医生，在病人开口前，她需要去接触他们的身体。无论这些人她之前是否接触过，他们都会有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肢体语言。
《无名女孩》
N：我喜欢那句：“身体总是在言语之前产生反应。”在你们的电影里，你们很少使用常规的的方法，比如创作一个主观视角。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通过对演员的身体如此关注而获得了另一种主观性。
吕克：没错。倾听比观察被动，但是更为积极。珍妮第一次出现便是在听诊身体，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们选择拍摄她的侧面，而不是俯视。我们试图创造一个被动的环境，这样便使人们期待着对话的来临。
让：这便是我们制造许多沉默时刻的原因，这些时刻我们用来拍摄身体的部分。它们不是电影中某些重要因素的依托，它们是独立的个体。
N：你们创作的一个标准方法便是将纪录片创作手法用在剧情叙事中，所以你们常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是你们的作品也是具有表现力的。在和你们讨论过与你们的艺术指导Igor Gabriel（后称伊戈尔）的合作之后，我很能理解这种平衡，他从《罗塞塔》开始便与你们长期合作了。
吕克：我们从一开始创作时便合作了。我们先确定最初的一些拍摄地点，日后和伊戈尔进行磨合。我们俩总是一起开始选角活动，但是我们带着各自的手持摄影机去拍摄，看演员们在这些地点如何表现。然后我们会说：“这里最好应该有面墙，或者这里应该有扇门，甚至是门应该这样开而不是那样开。”然后我们叫上伊戈尔和我们一起去看，我们总是从建筑学的视角上去看，不怎么观察光影和色调。
伊戈尔会提出一些关于场面调度的建议，但是大部分都是契合我们的要求的。例如，这个诊所实际上是个社工场所。医生办公室外那面墙，也就是无名女孩按门铃的那面，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但我们知道它是很重要的。像门铃这些元素，都要在门的另一边而且要为我们所用。所以这就需要手工去制作，就像无名女孩死去的那个地点，伊戈尔很完美地做到了。像珍妮掉下去的那个洞也是伊戈尔挖的，但是我们明确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因为摄影机需要找到进入的角度。
伊戈尔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赞同对方的做法，可这也是好事。他喜欢将取景地与人物紧密相连，仿佛他们就生活在此。但我们也许会说：“不不，这个墙上我们不想有东西不然就和她办公室那面太像了。”因为之后你要沉浸在珍妮的精神世界里体会她的负罪感。
N：最后这个例子很符合我说的你们的画面很具有表现力。最近我重温《两天一夜》，我注意到最后的场景里，医院，衣帽间，自助洗衣店都很明显有着同样的设计。在《无名女孩》里，珍妮决定去买一块墓地，她背后墙上突出的黄色与她手中的黄花相得益彰。为什么这显得如此重要？为什么像这样精心设计过的影像会给观众带来确切的现实主义感受？
让：其实是个偶像。城市里大部分的楼房都是同样的颜色，黄色就是一种。我们本来已经有伊戈尔给我们找到的花，但是墓地那里有更好的，我们希望珍妮可以做一个更大的动作。
N：但是我很好奇这个小设计的用意。还有个例子，你们说拍摄前你们总是花很多时间为每个角色挑选戏服。虽然最后你们的人物都穿着平淡无奇的蓝，紫，红色的衣服带着一些细微的花样。作为观众，《单车少年》里西里尔的红色外套给我印象深刻。
让：那只是后来我们看粗剪时，感受到了这些颜色的影响。比如，对于西里尔和珍妮，它们这些颜色与人物隔离了。珍妮有一件上面带着条纹的大外套，只有当电影结束，我们才能感受到颜色和图案的力量。
《单车少年》
N：我曾经问过菲利普·加瑞尔关于他的电影《炎炎夏日》中的蓝色和红色墙的意义，他说他从拉乌尔·库塔尔和戈达尔的电影中学会使用基本色的力量。不知道是否有意，你们也做了相同的事情。
吕克：在拍摄过程中，我一直思考我们讨论过的关于戏服和场景的设计想法，还有是什么引导我们产生这些想法的。花费很多时间挑选戏服是因为在排演时，我们让演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戏服，几乎竭尽所能。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演员们的面孔，我们不想让他们的衣服看上去像是被设计过的。
让：是的，我们确实挑选过基本色，我们希望珍妮穿着蓝色和深紫色的衣服，简单的事物才不会抢走我们观察她面孔的目光。
吕克：这确实使她变得温柔了许多。在其他电影里，阿黛尔的形象是强势的，带有侵略性的。所以我们说：“放轻松，你需要安静下来。”我们发现蓝色和深紫色会让她和病人间的关系显得友好和睦，这能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而不是疏远。
N：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在有几个场景里，珍妮的衣服变成了大领口，因为你们拍摄她侧颜的缘故，我们看到了她的肩部和脖子上柔和的曲线。这很像玛丽昂·歌迪亚以及塞西尔·德·弗朗斯在你们电影中穿大背心时的场景。
吕克：是的，我们想看到她脖子上温柔的曲线。
《无名女孩》
N：你们电影中我最喜欢的场景之一是《单车少年》里西里尔抱着萨曼莎说：“你的呼吸好温暖。”
吕克：是的。
N：这是你们作品中许多温暖的拥抱场景之一，可以说是充满灵性的时刻。《无名女孩》也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拥抱作为结尾。
让：当珍妮拥抱无名女孩姐姐的时候，她之前是询问过的。我们在她俩的交往中可以了解到两样东西。第一，女孩的姐姐让珍妮完成了她的使命，尽管女孩已经去世，但是她的名字终于为人知晓。第二，这个女人，也就是无名女孩的姐姐在一路上坦白了所有事情，不仅告诉了珍妮女孩的名字，还承认因为自己男人爱上了妹妹而对她产生了嫉妒。通过坦白和承认，她得到了解脱。
N：上面所说的这些让我们又回到了倾听其实是一种道德行为的这个问题。珍妮从两个老医生那里寻求建议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让她通过法律手段减轻罪恶感。这些场景和《两天一夜》中的对话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当影片中桑德拉的同事反复问她：“你有多少票了？其他人都是怎么投的？”的时候，他们的道德感在群体压力下是不稳定的。你曾说过珍妮是被道德力量所支配而不是不可知的力量。那么，怎么去描述和理解支配她的这些道德框架呢？
吕克：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里加医生说的：“你不必对这件事怀有负罪感，你应该继续为事业打拼。来为我们工作吧！”这是对的。但我们更赞同哈布兰医生的话：“你应该开门，开了门，或许那个女孩就不会死，你也不必自责了。但最后你却要为此付出代价。”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命运之轮是怎样开始转向了珍妮，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她必须要找到女孩的名字。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现实可能并不会这样。珍妮的内疚更像是一种精神错乱，女孩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的脑海里有另一个人的影子——像一种精神病一样纠缠她。
N：这仿佛暗示着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受道德精神的折磨。
吕克：是的，这是我们所希望揭示的。如果无名女孩能在珍妮以及和她交往的人之间徘徊，那她同样也能在观众之间徘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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