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洋书洋文的汉文翻译

欧美洋书洋文的汉文翻译问题很大。

最大的问题，是“美化”了洋书洋文。

由于数典忘祖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贬斥，极度崇洋，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必然导致对欧美洋书洋文的汉文翻译要极力“美化”，必欲使读者通过译文而深感欧美洋书洋文“高大上”。其代表主张，就是严复的“信达雅”译文原则。

“信达雅”是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所谓“信”，指译文要准确。

“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要通畅。

“雅”，则指译文要高雅有文采。

清末民初，我国翻译欧美洋书洋文的热情空前高涨，严复的“信达雅”译文“三原则”附和者众。如茅盾主张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金岳霖主张的的“译意”与“译味”，傅雷主张的“神似”，钱钟书主张的“化境”等，都主张以“达雅”美化欧美洋书洋文。最极端的是赵景深主张的“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连最基本的“信”都可以不要了，却代表着很大一部分翻译家的意见。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的鲁迅似乎是唯一的例外。

译文理应“准确至上”。

若欧美洋书洋文之原文既不“达”，又不“雅”，为何要帮它通畅、高雅起来？岂非自作多情？所以鲁迅的“反潮流”译文原则“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反而是正确的。

洋书洋文的翻译“信”即足，“达雅”即歪曲而“非信”！

理由很简单。我国的“汉文”自2500年前东周时期已步入“达雅”之境。东周《庄子》《左传》之瑰丽深厚，两汉《史记》《汉书》之简练生动，唐宋古文之雄浑典雅，元代杂剧之深沉诙谐，明清小说之富丽精妙，均属世界文学巅峰。反观新文化运动尊崇的西欧，耶元13世纪之前的“万古黑暗”时期是全民文盲，15世纪学会中国印刷术之后只有词汇仅数千的天主教福音书之类粗陋拉丁文，18世纪之后才有吸纳了数万汉文词汇含义的较成熟法英德文。仅仅两三百年的文字发展史，欧美洋书洋文能学会已成熟两千多年的汉文“达雅”技艺否？

因此，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有欧美洋书洋文之汉文译文，全因严复“达雅”信条误导大大“美化”了原书原文，将啰哩巴嗦、诘屈聱牙、与高雅无缘的欧美洋书洋文，翻译成了通畅、高雅的汉文译文，根本背离了译文必“信”原则，成了“伪达雅”的歪曲译文，根本无法反映欧美洋书洋文之“非达雅”低劣本质，导致崇洋遗毒至今难消，祸害了全民。语文毒教材就是典型！

比如内涵丰富的中国成语，岂可用于欧美书、文之译文？

比如汉文有极丰富的同义词，欧美书、文之译文岂可不用汉文浅易词，而用瑰丽高雅的汉文同义词？

哪怕是近代欧美大文豪，如雨果、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马克吐温之流，如果以“信”为准，弃绝创作性“达雅”美化，其“名著”之汉文译文会不会味同嚼蜡，与“真达雅”之《水浒传》《红楼梦》等汉文“真名著”有天壤之别？目前我国流行的大批欧美“名著”译本，是不是都属于“创作”性“达雅”美化翻译的“伪名著”？

以“达雅”汉文翻译欧美洋书洋文，可以休矣！

（黄帝）华元4719年、共国74年壬寅，耶元2022年7月10日于上海

【阅读有益】

敬请点击右下方的【在看】让更多读者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