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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极右（下）
Editor's Note
其实是一年多前的旧文了，但是这次谈了谈选图的一些思路，“为什么我要选这张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木棉浪潮 Author 五月写作组
女性与极右
作为西方价值组成的女性权益
如今女性权益甚至女性解放往往被看作只和“西方”价值观和现代性捆绑的概念，这是全球政府政策和不同政治党派的相同特性。出身劳动党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1997-2007出任英国首相）以及后来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以妇女解放作为理由之一为发动阿富汗战争（自2001年起）辩护的。在这样叙事中，妇女在任何社会，包括西方社会，都会受压迫的事实，却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性别歧视被看作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和其他民族的产物。移民们，尤其是穆斯林移民被描述成向西方输入性别歧视思想和行为的群体。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在她的书《以女权的名义》中指出，荷兰、法国、意大利被描绘成女权和性解放的既成之地，似乎正是按照非西方“父权的、厌女的和恐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刻板印象的对立面描绘而成的。
她认为这个过程是性别平等的政治议题被“种族化”的见证。也即“性别歧视的种族化”。
我们应当记住一个重要的点是，并非极右派发明了种族歧视的论调。社会上充斥的恐穆情绪是多年被政治家和媒体添油加醋的结果。布什和布莱尔在2001年发起的“反恐战争”，以及随后2010-2011年，前托利党（即英国保守党）首相大卫·卡梅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起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卡梅隆和默克尔均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都加重了恐穆情绪。最近，我们更可以看到意大利和匈牙利政府利用人们对难民的恐慌感颁布了严酷的“欧洲堡垒”政策（“欧洲堡垒”本是二战时期双方的战略用语，欧洲堡垒政策指为了守住欧洲把移民关在拘留营中的政策）。在英国，恐穆情绪盛行于托利党内。2018年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现英国首相）在《每日电讯报》专栏里将穿着面纱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女人比作“信箱”和“抢银行的劫匪”。
他拒绝为此道歉，并且得到了保守党行为规范委员会的无过错认定，委员会认为他只是“运用了讽刺手法”。就这样，极右翼不断地收集和利用这种攀升的恐穆情绪为自己牟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女性常常被描绘成现代的，已解放的和性开放的，她们的身体是可见且暴露的。这与早期她们在种族刻板印象中纯洁天真，受到非白人浪荡男性觊觎的形象截然不同。在欧洲，移民和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不理解“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性狩猎者，对西方白人女性的自由生活造成了威胁，同理也威胁着穆斯林女性。这种看法被视为是对2015年跨年夜性骚扰（2015-2016的跨年夜在科隆发生的上千阿拉伯长相的男人对女性的骚扰甚至暴力事件）控诉的一种反应。该事件没有被视作需要调查的犯罪，反而导致了移民政策和接受难民、避难者行动的结束。尤其是叙利亚难民，他们被错怪成了科隆新年夜事件的元凶。
这类种族歧视的叙事有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但都共有一个主题。“汤米·罗宾森”，英格兰护卫联盟前高层，就演绎了最明目张胆的一种。他策划针对非法对待儿童的运动，将穆斯林男性描述成威胁到白人小姑娘的恋童癖们。尤其因他的运动而广为流传的“儿童性诱拐”（street grooming）其实并无切实根据。而这一说法却成了专门描述穆斯林男性对儿童进行不法行为的一个专门用语。这和70年代“袭击抢劫”（mugging）一词的蹿红如出一辙，当年这个词也是在没有切实依据的情况下被专门用来指黑人进行的街头犯罪。
英国很多最近的儿童犯罪案例中都指向了一个核心丑闻：警察和其他权力机关并不关心年轻女性和男性的投诉。这暴露了警察对工人阶级年轻人的漠视，而非极右翼所指责的，因为在乎政治正确而选择放过穆斯林犯罪者。
这类极右运动将人们的注意点从大部分侵害儿童和少年的罪犯都是白人的事实上引开了，这是很危险的。
然而，极右翼传达的“穆斯林男性威胁西方女性和女孩”的讯息并非总是明目张胆的。有时还有更巧妙含蓄的方式，杀伤力也毫不逊色。由于这些需要“保护”的西方女性本应当拥有性主动权且性解放的，这场运动便也由保护她们演变成保护性解放的理念本身不受移民威胁。极右翼政党“将性别平等做得更好的国家作为衡量标准，以去对付做得不够好的外来者们”。
“以性别平等议题来反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手段的活跃开始于——至少从其变得直白坦率的意义上来说——是北方联盟（LN）在2005年发起的反对土耳其移民进入欧洲可能性协商的运动。”
Farris, 2017, p38.
她将西方总体价值观，尤其是法国文化描绘成女性平权的象征。她指出，“在整个历史上，自由而自信的女性是典型法国文化的产物”。
她时刻不忘强调所谓的移民对女性构成的威胁，她说：“我厌恶当今法国左派在这些底线和原则受到攻击时表现出的沉默和因此而显示出的默许，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害怕移民危机预示着妇女权益的末日。”
有时她不对穆斯林展开严厉攻势，但话里话外的矛头无不指向他们：“在法国我们尊重女性，我们不会殴打她们，我们不会让她们把自己隐藏在面纱后面仿佛自己是不纯洁的。我们想喝酒就喝，我们可以批评任何宗教并自由地发表意见”。
在2017年的国际妇女节时她在自己的博客“希望之书”上发了一条动态，“和我一起，法国妇女将保住自由”。这针对的是她所说的对妇女权益最大的威胁——“宗教激进主义在我们城市和社区的崛起”。
Policing “integration”
这样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关于外来移民和欧洲穆斯林的国家政策的基础。因此，当法国在2004年以反对“引人注目的宗教符号”为由禁止在学校戴头纱就是打着妇女权益的名号完成的。
没人去确认这条禁令会给穆斯林女性和女孩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紧随其后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公共场合佩戴“遮掩脸部服饰”的禁令，即刻将小部分穿戴头纱的穆斯林女性变成了罪犯。当时有很多人讨论，在法国戴头巾的妇女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颁布这部法令是否有必要。2009年，据法国对内安全局统计，在150万到200万生活在法国的成年女性中只有1900人戴头纱。而且“这个数据1900，还是在开始上报367后被认为太少而要求重新计算然后得到的”。
这条法令并非为了控制几百名妇女的穿着打扮，而是为了声明，性别歧视是穆斯林的专属部分。
法国政府打着支援穆斯林女性的旗号对她们进行的边缘化，受到了部分左派以及一些女权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坚称，戴头纱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戴头纱的女性被拒绝进入女权主义聚会。最近一个叫作国际女性权益联盟的法国组织，还发出了禁止戴头纱的运动员参加2024年的巴黎运动会的倡议。
克里斯汀·特尔斐，一个禁头纱法的反对者，写下了这条法令的影响：“那些戴头纱的女性一点点地被排除到工作和公共领域之外，而且还波及了私人生活——以解放她们的名义。作为母亲，她们被剥夺了陪自己孩子参加学校活动的权利。”
各种在公共场所或某些工作岗位（如教师）禁戴头巾或面纱的法律在瑞士、俄罗斯、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比利时、保加利亚、德国、奥地利和挪威的全境范围内被颁布。
此外，在德国的16个州中，8个都禁止教师穿戴头戴式围巾。
在法国2016年夏季，有关“一个‘解放的’女性的关键特征是暴露”的观点在海滩上演：15个以上有国民阵线党人做市长的城市禁止人们在他们管辖的海滩上穿布基尼（Burqini），一种专为穆斯林妇女设计的，遮盖了大部分身体的泳装。警察被命令告知坐在海滩上穿布基尼的女性要么把布基尼泳装脱了，要么就离开。
同年，法国的最高行政法庭，即法国国务院推翻了这条禁令。尽管如此，却仍有至少一个国民阵线的市长在2017年仍旧在尝试执行这条禁令。在德国，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的选举广告中，其中一张海报的内容为，两个穿着比基尼的女性以及一句标语：“头纱？我们更喜欢比基尼。”
让女性暴露的执念乃至强迫行为一直是殖民统治的特征之一，弗朗茨·法农（1935-1961，原法国殖民地，现法国领土马提尼克的精神分析学家）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的解放行动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揭掉妇女的面纱对法国势力来讲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占领者下决心要揭去阿尔及利亚的面纱”。
为所有女性规定好某种穿着方式，拒绝承认她们在表达宗教信仰和选择穿着上的主体地位的法律，完全不可能赋予女性力量。有着不同背景的女性都常常会察觉，自己在穿着打扮上被评头论足，受到服从某些预设规矩的压力，被批评露得太少或穿得太少。而社会主义者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穿什么且不因此而受到非议。
西欧国家以妇女权益和LGBT+平权的名义，去检察移民的“融合”情况甚至检察他们的公民权利——这一发展又被极右翼利用并进一步推动：荷兰在2006年通过了“海外公民融合法”，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要求移民掌握荷兰语，了解荷兰社会的国家。一个相关的测试成为了得到国籍的先决条件，然而，来自其他欧盟国家和西方国家，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摩纳哥、新西兰、韩国、美国以及梵蒂冈的移民可以不受此限制。此外，“高技能”人才也可享受这种待遇。
在法国，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固有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性别平等，在2006年成为融合法规定的一个必要的融合过程。
同其他有着强制性移民考试的国家一样，英国也有相应的名为“英国生活”的考试，包含“英国的价值体系和信念”部分以及“漫长而辉煌的历史”部分。
在丹麦，也有极右翼提出了关于国籍考试的讨论。丹麦人民党（DPP）在2010年时抱怨在一个展示给申请居留权的移民们的名为“丹麦生活”的短片中没有出现上身赤裸的女人。DPP的议员索伦·埃斯佩森（Søren Espersen）在一次广播辩论中说道：“向来到这里的年轻女孩说明这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她们不必再生活在一个清教徒式的社会里了，就像她们曾经……以及我们历史上经历过的那样。她们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做你自己。”
对性别平等的认可现已成为获取丹麦居留权的条件之一。所有寻求永久居留权的移民和难民都必须签署一份《融合与积极公民意识宣言》，上面有一句陈述：“我承认，在丹麦，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且都应该贡献社会。”
Family, fertility and the far right today
以妇女权益为由施行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政策的策略并非盛行于所有极右翼团体，仍有一些极右翼坚持，女性在社会中应履行传统职能——所谓“孩子，厨房，教堂”1。而他们也并不仅是将这口号停留在口头上，在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禁止避孕和堕胎的政策与对部分女性的生育诱导一起制造了众多人口庞大的家庭。如今，尽管女性价值观已经不同于30年代，但我们仍可以看到法西斯“大众母性崇拜”以及优生选育政策的幽灵还在继续徘徊。
比如，匈牙利总统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今年（2019年）二月在他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引进一种旨在提高生育率的新的借贷体系。在新体系下，40岁以下的夫妇可以借到27400美元的低息贷款，每生一个孩子，还贷日期就可以推迟一次，生到第三个孩子时这笔贷款可以一笔勾销。如果生了第四个孩子，那么这个女人余生再也不用纳税，甚至还享有购买七座轿车的经济补贴。
生育权和种族歧视之间的联系在欧尔班对西方政府的评价里暴露得很明显：“他们想引进移民来补足自己生育不足的人口数字，而我们匈牙利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不光要数字，我们更加要的是匈牙利的孩子。引进移民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妥协投降。”
匈牙利的第二大党尤比克，不光拥护对堕胎权的压制，还提倡有针对性地支持他们认为的“匈牙利的”家庭。他们声称，这种政策可以终结“生孩子以谋生”的现象——一种故意针对吉卜赛人基于刻板印象的指控，将财政奖励送到他们希望鼓励生育的群体手中。
这些观点并非彼此孤立的。在荷兰，威尔德斯也表达了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是对本国威胁的观点。他称这种现象为“穆斯林海啸”，这个表述使得他因煽动种族仇恨而站在了法庭上。
在意大利，北方联盟在2018年年底宣布将拿出部分预算开始一个新的“土地换孩子”计划，以奖励生孩子多的女性。此举被谴责为“新中世纪”以及墨索里尼统治的回潮。
在这项计划中，国有的农业用地将被赠给在2019到2021年间生下第三胎的父母运营20年。如果他们要在这份土地上盖自己的第一栋房子，还可以得到最多175000英镑的无息贷款。前国民阵线领袖让·马里·勒庞也倡导这种构思，说道：“我们想要更多法国母亲产下法国婴儿，使我们国家有足够的法国男人，然后再付给他们钱让他们待在家里培养骄傲的健康的后代。”
这些政策将部分女性当作生育机器来对待，同时拒绝了其余女性选择生孩子的权利，无异于过去野蛮时代。它们受到极右翼宗教团体的支持，比如一个名为“天命欧洲网（Agenda Europe network）”2的组织，其宗旨顾名思义（whose project’s aim is clear from its name）：恢复自然秩序。
在过去，千千万万的人为挑战以生育能力定义女性的政治家和意识形态付出了长久而艰辛的努力。而如今的世界恐怕会令他们不愿意返回了。
Conclusion
在全欧洲以及南北美，处处存在着令人振奋的，对极右侵害女性权益行为的反抗。在波兰，#黑色抗议#以及#女性罢工#的话题爆发，强烈反对堕胎法的严苛化修改，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侵害的发生。
在2018年10月的华沙，十万人参与了大型示威，一些争取堕胎权的勇敢妇女更是直接与极右翼对峙。
同月在意大利，成千上万的支持堕胎自主权的示威者在维罗纳上街游行，反对世界家庭会。
也是在同月，德国有超过10万人在柏林游行，抗议德国选择党的种族歧视行径。在巴西，里约狂欢节的主题即为反抗总统博索纳罗的性别歧视。
这种反抗的精神显示出，当女性作为#Metoo#运动及其他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时进行反击时，拥有了对抗极右翼抬头的潜力。
在欧洲，女性权益的斗争途径并不是单一的。在2018年的爱尔兰，“废除第八修正案”运动取得一场大胜，成功地击退了顽固派，首次在该国争取到了提供合法堕胎服务的权利。这个成绩可以给其他在生育权方面对极右翼奋起反击的人带来信心。
毫无疑问，极右翼的抬头给女性群体及我们在过去50年争取到的权利都造成了威胁。对抗这个趋势需要我们既在意识观念上挑战他们，也要反对他们的动员。
就像本文所强调的，极右翼政党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将“支持女性”的花言巧语揉进了他们种族歧视的信息里来获取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得论证，反抗种族歧视和反抗对妇女的压迫是不可分割的。
欧洲近几年的经历是严酷的。尽管原因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用妇女权益妖魔化穆斯林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我们不能允许极右翼有“支持女性”的粉饰空间。一个受压迫的群体永远不会在进一步压迫另一群体的行动中获利。相反，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在为所有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基础上争取女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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