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由米芾〈知府帖〉考「以勢為主」 的影響 | 张焱
米芾(1051-1107)是古代藝術史中最為閃耀的明星之一，他在書法、繪畫、藝術創作理論和藝術 品收藏、鑒賞等方面建樹了不朽的成就，而且具備強大的個人魅力— 與米芾相關的諸多藝術史 逸聞、佳話一直為後世學者所津津樂道。在米芾的藝術成就中，以書法造詣最為突出，他在行書 創作領域別開生面，獨樹一幟，以「風檣陣馬、沈著痛快」的獨特書風位列宋四家之一，對後世 行書演變的影響極為深遠，關於米芾書法風格的研究早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點，歷久而不衰。
文 | 张焱
编辑 | 云在
米芾獨特的書風並非天授，而是通過漫長 的學習與多次嬗變最終成熟的。米芾曾多次論及自己學書過程中的嬗變，最膾炙人口的當屬《海岳名言》中的一段話:
這段話中由「集古字」到「自成家」的嬗變非常引人注目，正是這次經歷直接造就了米芾獨樹一幟的書風，但就筆者所知，目前沒有學者結合米芾書風變化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如果究其原因的話，或許是因為「壯歲」、「既老」 均非準確紀年，無法對這次嬗變進行精準定位所致吧。
筆者在文獻閱讀中，注意到董其昌(1555- 1636)所著《書畫眼》中的「以勢為主」典故 與此高度相關，可以輔助考證米芾由「集古字」 到「自成家」的書風嬗變時間與經歷:
米元章書沈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古帖。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 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攝。晚年自言無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
董其昌在《容臺集》中也提到過這段典故，表述相對簡略:
米元章為集古字，已為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自此大進。
除此之外，明末收藏家孫承澤(1592-1676)在 〈英光堂帖〉題跋中也曾提到:
從這些記載來看，錢勰(1034-1097)「以勢為 主」的理念對米芾影響極大，對米芾從「集古 字」走向「自成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夠結合米芾作品，對其深入研究的話，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米芾的書學思想，還可以 為書法人士樹立自身風格，提供極其寶貴的借鑒，具有重要而又獨特的學術價值。但上述文獻記錄相對模糊，未能提供足夠的信息，使該典故顯得有些撲朔迷離:首先，這一典故發生 在何時、何地?其次，如果這次書學探討真的使米芾書學大進，那麼是否可以從筆跡分析中看出「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的變化呢?更有甚者，相關記載的上限僅到明末，這一典故 究竟是確有其事還是以訛傳訛呢?似乎也存在 疑問。顯而易見，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筆者以為，如果可以解決前兩個問題，即通過文獻線索鎖定可能的時間、地點，並進一步對其前後的米芾書跡進行風格對比，追索到明顯的變化規律，那麼第三個問題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以勢為主」典故的時空考證
筆者擬從米芾和錢勰的年譜入手考證兩人的交遊，並在此基礎上考證「以勢為主」的時 間和地點。米芾年譜的研究已經相對比較成熟， 筆者在此不再贅述;錢勰年譜尚未有論著談及， 筆者依《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 編拾補》和《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對其稍 作梳理:錢勰，字穆父，祖籍杭州，其父錢彥遠隨忠懿王錢俶歸朝至開封，景祐元年(1034) 錢勰出生於開封;熙寧三年(1070)錢勰應制 科試，其文章有違新黨意願，不第，以蔭除知開封府尉氏縣，復擢升流內銓主簿，此後以國 子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徙河北、京東，復除鹽鐵判官;元豐六年(1083)，錢勰出使高麗並於次年擢為中書舍人;哲宗即位之後，錢勰漸受重用，元祐元年(1086)為給事中，遷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元祐三年(1088)， 錢勰因「獄空」事件被劾出京，歷任知越州、 知瀛州、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等職;元祐六年 (1091)錢勰遷工部侍郎回京，次年初為戶部 侍郎，六月權戶部尚書，元祐八年(1093)再知開封府;紹聖二年(1095)錢勰被政敵章惇 (1035-1105)彈劾，出知池州，並於紹聖四年 (1097)卒於官。
米芾與錢勰出身差異較大，祖籍、出生地 也相距很遠，應該並非世交，那麼兩人是於何時相識呢?參考米芾年譜容易知道，米芾生於襄陽並隨父移居潤州，熙寧四年(1071)步入 宦途之後，依次在廣東、廣西、湖南、浙江等地為官，與錢勰的宦跡並無交集;直到元祐二 年(1087)米芾母喪服除並赴京城謁要求職， 兩人軌跡發生了第一次交匯，筆者以為，兩人正是在此時相識訂交。為證實這一觀點，筆者查閱文獻並發現了關鍵證據— 米芾〈致知府 大夫尺牘〉(簡稱〈知府帖〉，圖 1):
黻頓首再拜，後進邂逅長者于此，數廁坐末，欵聞議論，下情慰忭慰忭。屬以 登舟，即徑出關，以避交遊出餞，遂莫 遑祗造舟次。其為瞻慕，曷勝下情?謹 附便奉啟，不宣不宣。黻頓首再拜。知府大夫丈棨下。
此前，曹寶麟已經根據該帖的筆跡特徵和「屬以登舟，即徑出關，以避交遊出餞」等字句， 考證出〈知府帖〉為元祐二年米芾離京之時所作，1 論述甚明，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2但曹先生並未對該帖收信人「知府大夫」進行考證，其實查閱《續資治通鑒長編》不難得知， 元祐二年權知開封府事正是錢勰!這封書信給兩人相識時間提供了直接證據:「邂逅長者於 此」說明米芾和錢勰並非世交故識，確是元祐二年於京城初次相識。此外，「數廁坐末，欵聞議論」證實了兩人曾經多次會面，且米芾聆聽過錢氏的「議論」，初步印證了「以勢為主」 典故的真實性。
那麼，「以勢為主」典故是否就在這數次 「議論」之中呢?不妨從當時的政治、人文氛 圍入手去尋找證據。元祐二年正值舊黨復辟之 時，表面上舊黨已經徹底壓倒了新黨，但朝中政局仍然紛繁複雜，舊黨內部的紛爭、對新黨 報復的恐懼心理，使許多舊黨文人逃避政局現 實，轉而寄情於藝術創作和文人宴集，藝術史 上赫赫有名的「西園雅集」也就發生在這一時 期。在這些文人宴集聚會中，書畫交流與探討 是一項重要內容。據史料記載，錢勰曾將出使 高麗帶回的猩猩毛筆贈給黃庭堅(1045-1105)、 蘇軾(1037-1101)等人，3 還多次與蘇軾、黃庭 堅品評當代書法，當時文人重書藝的文化氛圍可見一斑。是年，米芾丁憂期滿赴京謁要求職，在京停留長達數月之久，以書畫會友結識了一 眾元祐舊黨名流，留下了諸多逸事佳話。如果說在此期間錢勰見過米芾的書作，並對其提出 了自己的建議，應該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黃庭堅的一條雜記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證據: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敘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為別書者。4
「頃見」說明當時黃庭堅與蘇軾、錢勰同地為 官。據楊慶存考證，蘇黃二人雖然是一生摯友， 但長期歡聚的時光僅在元祐元年到元祐四年 (1089)的京城，5 如果再考慮錢勰的年表，可以確認這次「論書」的時間就在元祐元年到元 祐三年秋之間。進一步參考米芾在此期間的行 蹤以及〈知府帖〉的文字內容，可以確認錢勰在元祐初年見過米芾所作書法，並且不以其為然。
那麼，錢勰是否會就此直面訶責米芾呢? 如果考慮到錢勰的個性的話，發生這種情形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從文獻記載來看，錢勰性格較為率直，晚年之所以被章惇彈劾出京，是源於其口無遮攔的行事風格，6 錢勰本人亦自嘲為「鬼劈口」;7 在書法品評方面更是如此，錢勰曾直面批評蘇軾的執筆姿勢，8 更當面斥責黃庭堅草書「近於俗」。9 既然前面已經確認錢勰曾多次與米芾相聚，也見過米芾所作書法，那對其進行批評應是在所難免。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確認如果「以勢 為主」典故屬實的話，就應該發生在元祐二年的京城。
「以勢為主」對米芾書風的影響
上述考證探討了「以勢為主」典故可能的時間和地點，但毋庸諱言，這些基於文獻的考證無法徹底確認該典故的真實性及其對米芾書風的影響，尚需結合米芾法書作品的風格演變 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筆者以為，如果能在元祐二年前後的米芾法書中找到由「集古字」走 向「自成家」的嬗變脈絡，那麼就可以最終確認「以勢為主」典故的真實性了。
米芾於元豐二年(1079)和元豐五年(1082)購得歐陽詢(557-641)〈度尚帖〉和〈庾 亮帖〉，10 並於此用功甚勤，在這一階段的書跡深受歐氏行書的影響，可以看作米芾「集古字」 學習階段的典型具象(圖 2-1);11 元豐五年， 米芾在蘇軾的勸導之下開始學習晉人，部分結字特徵受到了王羲之(303-361)的影響，如圖2-2 所示;此外，米芾在元豐年間見過張旭(675-約 750)〈賀八帖〉等草書傑作，受其影響，作品中多有連綿草書(圖 2-3)，12 而在離京時所作〈知府帖〉中，這些「集古字」特徵幾乎蕩 然無存，初具「以勢為主」、「不知以何為祖」的氣象了;在次年所書〈蜀素帖〉和〈苕溪詩卷〉中，米芾結體更加成熟，已經卓然成家。
其一，元豐末年米芾所書走之旁(辶)與 歐陽詢所書走之旁的形態高度一致，而在元祐 二年所書〈知府帖〉中發生了較大變化，形態 內斂呈上凸狀，形態極為獨特(見圖 2-1)，這 一特徵在元祐三年所書〈苕溪詩卷〉和〈蜀素 帖〉中變得更加成熟，成為眾所周知的米氏特 徵，正是「自出機軸」的典型具象。
其二，元豐末年米芾所書的立刀旁(刂) 之弧度左凹、右凸並存，正是由於「集古字」 學習所形成的風貌;有意思的是，自〈知府帖〉 之後的米芾書跡中基本看不到右凸形態的立刀 旁了，而是一律左凹，應該是米芾在「以勢為 主」的思路之下確立了自己的筆法，不再猶豫 所致。
其三，「為」字下部分橫折鉤筆同樣體現 了元祐二年的嬗變，此前米芾受歐陽詢影響， 此筆呈圓弧形態;而從〈知府帖〉開始，該筆 轉折分明，已然初具「鋒獨有四面」的特殊風 貌了。
其四，米芾在元豐末年受歐陽詢的影響， 喜用長點代替捺筆，「度」字和「後」字均以 長捺取勢，與歐陽詢的「度」與「後」宛如一 手所出;試看〈知府帖〉中相似的情形，已經 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或縮短該點的長度(「後」字)、或代之以提按較重的捺筆(「度」 字)，在元祐三年米芾所書的〈魯公新廟記碑 陰〉、〈苕溪詩卷〉、〈蜀素帖〉中則延續了 這些變化趨勢。
其五，元豐末年米芾所書「大」字勢中正， 與王羲之所書「大」形態一致;而在〈知府帖〉 中「大」字左傾欹側之勢非常明顯，撇的弧度 已經接近於豎筆，元祐三年所書〈蜀素帖〉中 「大」也與此相似，正是「以勢為主」思路下 的典型特徵。
其六，元豐末年米芾所書「者」字整體形態以及橫撇銜接手法與〈集王字聖教序〉一般 無二;而在〈知府帖〉及此後的法書作品中， 長橫之後均重新起筆寫撇，整體也與此前大不 相同，完全洗除了王體的影響。
其七，「青」字旁同樣體現出米芾去「集 古字」的變化趨勢，在元豐末年米芾所書「青」 與〈集王字聖教序〉一致:上部草寫成環，下部「月」字豎鉤筆右凸;而從〈知府帖〉開始，行書作品中的「青」不再草寫，下部「月」字豎鉤筆更是一律左凹，米氏特徵已現。
其八，「是」字同樣體現了米芾早年書與王羲之的淵源，整體形態中正，且下部連帶特徵一模一樣;元祐三年所書「是」字已經完全擺脫了這些特徵，字形欹側，且下部基本無連帶。
其九，元豐末年米芾書「學」字「子」旁 草寫，也是受王羲之行書的影響;元祐三年所 書「學」字結體稍顯稚嫩，但「子」已不再連 帶;進一步延伸視角的話，建中靖國元年(1101) 米芾所書的「學」字比較成熟，正是元祐三年所書「學」的必然發展趨勢。
其十，元豐末年米芾之書行草相間，時有 數字草書連綿之舉，這一特徵在該階段所書〈盛 制帖〉、〈寒光帖〉、〈吳江舟中詩卷〉中體 現得非常明顯(見圖 2-3);相比之下，在〈知 府帖〉中除了「頓首再拜」這一格式性常用語 之外，再無數字相連之筆;而在元祐三年所書 〈蜀素帖〉(圖 3)、〈苕溪詩卷〉和〈褚摹蘭 亭詩跋〉中再也看不到連綿草書，一律代之以獨立成字的行書。
上述分析證實了米芾在元祐二年確實發生了一次書風蛻變，擺脫了「集古字」的創作風格，「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考慮到米芾是年七月觀〈晉賢十四帖〉後所作〈李太師帖〉 還是典型的集字書風— 「王戎」、「真宜批」等字皆為連綿草書(圖 4)，而離京之際所書〈知府帖〉已經是「自出機軸」之作，那麼這次風格蛻變應該是數月之內完成的。筆者以為這足以證實「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事件的真實性:第一，短短數月之內就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式的嬗變，很難想像這是無外力推動、閉門造車的結果;第二，在這次蛻變之 後，米芾結體的欹側之勢更強，這與「以勢為 主」的指導思路一脈相承，絕非偶然。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認正是這次「以勢為主」的指導，使得米芾初步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書法風格， 由一個勤於書學之人正式邁入千古大家的行列， 置之於整個書法史，這也堪稱是一次傳奇性的頓悟進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知府帖〉是米芾在離京之際寫給錢勰的信件，通篇並無實質內容，僅僅表達了對錢勰的景仰和感激之情，雖然也可以看作人情之常，但考慮到「以勢為主」教導對米芾書法的影響之大，或許也可以將其看成是米芾對錢勰的一次書學匯報演出吧。
（本文首刊于《故宮文物月》第421期, p88—p97.）
註釋
1. 曹寶麟編，《中國書法全集.38.米芾二》(北京:榮寶齋 出版社，1992)，頁 478。
2. 羅勇來、衡正安編，《米芾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408。
3. (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南昌:江 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 426。
4.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 頁 250。
5. 楊慶存，〈蘇軾與黃庭堅交遊考述〉，《齊魯學刊》，1995年4期，頁33。
6.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卷 96，頁 3170。
7. (宋)王明清，《揮麈錄》(北京:中華書局，1961)，〈餘 話〉卷一，頁 294。
8.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卷 140，頁 3337。
9.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2，頁 17。
10. 楊春曉編，《滿船書畫同明月:米芾鑒藏書畫研究》(呼和 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0)，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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