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神策军碑》之以碑证史和道德评价 | 叶展
文 | 叶展
编辑 | 云在
《神策军碑》残存的七百多字中，前五百字左右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词句华丽，但空洞无物，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后两百字，主要讲述回鹘（回纥）汗国首领嗢没斯归降一事，倒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词．或以为乘其饥羸．宜事扫灭．或以为厚其财贿．用助归还．上曰．回鹘尝有功于国家．勋藏王室．继以姻戚．臣节不渝．今者穷而来依．甚足嗟悯．安可幸灾而失信于异域耶．然而将欲复其穹庐故地亦重劳．善千门之人必在使其忘亡存乎兴灭．乃与丞相密议．继遣慰喻之使．申抚纳之情．颁粟帛以恤其困穷．示恩礼以全其邻好．果有大特勤嗢没斯者．死识忠贞．生知仁义．达逆顺之理．识祸福之门．荷享寿于鸿私．沥感激之丹恳．愿释左袵来朝上京．嘉其诚
回鹘汗国，是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立起的汗国。原来占据这片土地的是突厥人，后来回鹘兴起，取而代之。
回鹘和唐王朝之间的关系亦友亦敌。在安史之乱中，唐朝曾向回鹘借精锐骑兵，帮助其收复长安和洛阳。在收复洛阳之后，按照约定，唐朝皇帝听任这些被请来的回鹘兵在城内劫掠烧杀，作为酬劳。
安史之乱后，见到唐王朝已经被削弱，回鹘开始不断到边境骚扰，以后更占据了西域大部分地区。
到了公元840年前后，黠戛斯汗国崛起，击败了回鹘汗国，并杀死了回鹘大汗。大汗的弟弟嗢没斯带领着一支残部向南逃窜，到达唐朝边境寻求庇护。
对这支人马如何处置，唐朝内部有不同看法。边境的军队想将其消灭，作为自己的战功。但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商议后，认为这些人是穷困来投，没有必要再将其赶尽杀绝。而且回鹘在历史上对唐王朝有功，还联姻过。于是唐武宗决意接纳，派出使者，带着粮食布匹，前去抚恤。在感召之下，嗢没斯感激涕零，在会昌二年六月，亲自入京觐见。
碑文中记载嗢没斯为了表达归化的诚心，专门“释左衽，来朝上京” ，脱下少数民族服装，改换汉服。左衽，前襟向左。以前汉族右衽而少数民族左衽。
碑文到此为止就中断了。我们从史书中知道，上京之后，嗢没斯被赐名李思忠，封怀化郡王。后来帮助唐军攻灭了南迁回鹘中对唐朝不肯降服的乌介可汗的势力。
在李德裕领导下，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将南迁的回鹘部落一部分降服一部分消灭，最后还夺回了唐朝最后一位和亲公主，即困在番邦二十多年的唐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这是唐朝中后期少有的对外军事胜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因此被包含在《神策军碑》中，当做武宗的重要功绩来宣扬。
关于嗢没斯的这段文字中还暗藏着一处小小的公案。
在柳公权书写的碑文中，将嗢没斯的头衔写做“特勤”。
但是在《新旧唐书》中，嗢没斯的头衔都为“特勒”。
明末大思想家，清代金石学的开山鼻祖顾炎武注意到了这个差别。在他的著作《金石文字记》中，他特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是柳公权笔误了。
史传中称特勒者甚多，此乃作特勤。又柳公权《神策军碑》亦云大特勤嗢没斯，此皆书者之误。
特勤特勒，哪个正确？顾炎武是用通行的史书来否定了碑刻。当时就有人不同意顾炎武的意见，认为不能以书证碑，而应该以碑证书。因为毕竟碑刻是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做的，而史书一般是后代人所写。
这桩公案，要到1889年，才圆满解决。在这一年，深入远东的俄罗斯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在蒙古发现了一块重要的石碑，这就是唐玄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阙特勤碑》。
不仅碑的名字叫“故阙特勤之碑”，唐玄宗在碑文中更明明白白地写了：“且特勤，可汗之弟也”。进一步验证了“特勤”这一称号是用于可汗的弟弟。
柳公权是对的，《新旧唐书》都错了，顾炎武也错了。
大学问家，也是有不少疏漏和局限的。
关于《阙特勤碑》，它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性。
阙特勤是音译，现在英文写作Kul Tigin。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贵族子弟的的尊称。阙特勤是当时后突厥汗国首领毗伽可汗的弟弟，骁勇善战。他和毗伽可汗都奉行和唐朝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他死后，唐玄宗特意派大臣到蕃吊祭，为他建庙立碑，并亲笔撰文书写碑文。
阙特勤碑四面都有字，一面是唐玄宗亲自撰写的铭文，另三面为古突厥文。在石碑被发现的时候，古突厥文是一种人们尚无法破译的文字。
雅德林采夫发现阙特勤碑后，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考古界，外国学者们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在一个碑上同时有两种文字，可以两相对照，用已知文字来破解未知文字。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块石头上同时包含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后世学者就是依靠古希腊文的帮助，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学者们以为他们找到了东方的罗塞塔石碑，希望阙特勤碑上的中文，能够帮助他们解码古突厥文。
但阙特勤碑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阙特勤碑非但没有帮上他们的忙，反而让他们误入歧途，旷费时日。
因为阙特勤碑的中文铭文和突厥文铭文讲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中文版本里，唐玄宗沉痛地哀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阙特勤，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在他的笔下，两国关系亲密无间，“尔无我虞，我无尔诈”。当时毗伽可汗尊敬唐玄宗为父，唐玄宗以长辈对子侄的口吻，写出一片情深意切的文字：“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
用现在的流行语，这就是“突厥铁”啊！
但是在这个故事的突厥语版本里，我们看到的是对汉人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突厥铭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吻，回顾了阙特勤生前的赫赫战功，讲述了后突厥征战立国的历史，并对突厥国民做了一番重要的训诫。
在毗伽可汗口中，突厥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的努力，百战之后，才摆脱唐朝的奴役，得以独立建国。
（东 7 ）使他们先前拥戴的可汗趋于垮台。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
（东 8 ）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为了汉人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然后，突厥的普通民众
（东 9 ）如此清楚地说道：“我们曾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谁的利益征服这些地方？”“我们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可汗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可汗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为哪个可汗效劳？” 他们这样交谈以后，就又成为汉人可汗的敌人
（东 10）但是，在与他为敌之后，他们未能将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再度屈服。汉人根本没有考虑突厥人曾为之效力甚多，却说道：“我们将杀死突厥人，令其绝种。”
而他对国民的训诫，读起来更是惊心动魄。
（南 5 ）他们给予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
（南 7 ）…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那些恶意的人会作这样有害的劝说：“人们如若远离（汉人）而居，便只供给粗劣物品；人们如若靠近而居，则会供给珍贵物品。”这些恶意之人作出了这种有害的劝说。听了这些话后，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
在训诫中，毗伽可汗告诫国人永远不要相信汉人，但言语中又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这是一种在两国关系中觉得自己处于劣势的民族，摆脱不掉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无力的绝望。一千两百年后，中美贸易战正酣，美国的鹰派也持同样的绝望心态。如果将他们的观点用毗伽可汗的句式改写成对美国人民的训诫，那将是这样的：“那些全球化主义者和精英威吓人民说：如果远离中国制造，便只能有粗劣物品，质次价高，人们生活陷入困苦。如果持续贸易，拥抱中国，则会有源源不断的精美的物品，以供美国人民享用。愚蠢的人便去继续享用这毒品，我们的国家日趋衰弱。”“他们的话语始终甜蜜，物品始终物美价廉。但是持续下去，美国的工业将被摧毁，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将被改变。美国必须觉醒！”
毗伽可汗的训诫是否有道理，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
美国鹰派同理。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但不同国家之间，还是面临一千多年前同样的难题。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就这么被充满讽刺意味地镌刻在一块石碑上，而且永远地捆绑在一起，相互无法摆脱。阙特勤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从来就没有真相，而是有多个平行的版本。一个胜利者的版本，就配有一个失败者的版本，一个征服者的版本，有随带一个受压迫者的版本，版本之间可以有如此不同。
最后要提一点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阙特勤碑的复制品竟然出现在土耳其馆内，被当做其国宝展出。在官宣中，说此碑是突厥与唐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如果我们了解突厥铭文的内容，我们就知道，这所谓友好关系纯属无稽之谈。土耳其将远在蒙古的阙特勤碑当做他们的国宝，更彰显其泛突厥主义的野心。他们将自己视作历史上各突厥国家的正统继承者，想重新将世界上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以土耳其为核心，成立一个大突厥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中国的长城到亚得里亚海”！将阙特勤碑复制品当做土耳其国宝出展世博会，可谓瞒天过海，居心叵测。
柳公权的书法造诣，无人质疑。而关于他的人品道德，却有争议。
在正史中，柳公权是铁骨铮铮的敢谏之臣。有笔谏衣谏等多个故事流传。
笔谏的故事，见于《新旧唐书》，版本大略相同。
《旧唐书·柳公权传》：“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新唐书·柳公权传》：“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唐穆宗是柳公权最初的伯乐，早就钦慕柳公权的书法才能。当君臣第一次在朝堂上相见时，穆宗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并提拔他为左拾遗，补翰林学士。左拾遗是一个谏官，字面意思就是捡起皇帝的遗漏，指出皇帝的不足。翰林学士，主要职责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书，闲时陪皇帝写字画画聊天，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文秘。这两个职务其实都不高，但有很多亲近皇帝的机会。此时穆宗荒淫无道，政务废弛。有一次他向柳公权请教用笔的方法（如何才能写好字）。柳公权回答：“写好字的关键在心思端正！心正则笔正，就能写好字！”穆宗听了后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知道柳公权在借写字一事向自己劝谏。
而衣谏的故事，则发生在唐文宗一朝。一次文宗在便殿召见包括柳公权在内的六位翰林学士，说起历史上汉文帝勤俭节约，举起自己的衣袖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学士们纷纷发言颂扬皇帝节俭的品德，只有柳公权保持了沉默。文帝留下他询问原因，他回答说：“君主应该起用贤良的人才，贬退不贤之人，采纳谏言，赏罚严明。至于穿洗过的衣服，那只不过是小节罢了。”当时大臣周墀也在场，听到这番应对被吓得瑟瑟发抖，以为柳公权大祸临头了。但柳公权的语气却没有任何动摇。文帝听罢对柳公权说：“我一直以为你不适合做谏议大夫。但现在看来你有谏臣的风骨，回头就提升你为谏议大夫吧。”
在笔谏故事中，柳公权居然敢当面说皇帝心术不正，并劝他改邪归正。而在衣谏的故事中，他面对皇帝的旧衣，不捧场，不迎合。“文死谏，武死战”是中国古代所推崇的最高道德楷模，因此柳公权自古就被塑造成书法界德艺双馨的模范。这些故事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还被编入了小学生的语文课本。而他的“心正笔正”理论，也被后世很多书家所推崇。
但也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
比如启功先生。他的《论书绝句百首》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贬损柳公权的。
劲媚虚从笔正论，
更将心正哄愚人。
书碑试问心何在，
谀阉谀僧颂禁军。
这首诗的意思是：柳公权的书法，被称为“劲媚”，既有力量又漂亮。但是他书法水平高，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那套心正笔正的理论。那是虚妄之说，被他用来哄骗愚昧的人的。在他写《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的时候，他那正直不阿的心在哪里？这两块碑可都是谄媚讨好宦官（和宦官控制的禁军）和佞僧的耻辱之碑啊！
诗的前两句说心正笔正理论虚妄，后两句批评柳公权虚伪，他自己的艺术创造并不符合他所提出的心正笔正理论。
“谀阉谀僧颂禁军”中，谀阉和颂禁军是指《神策军碑》。谀僧是指《玄秘塔碑》。也就是说启功先生认为柳公权的两件代表作，实际都是他道德上的耻辱。
关于《神策军碑》，启功先生是从旧说，以其为谀阉之举。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质疑过这种看法。如果立碑是为了彰显武宗和文官集团的功绩，以示皇帝之威，则谀阉之说也就不成立了。
关于《玄秘塔碑》中的僧，是指高僧端甫，玄秘塔是其埋骨之塔。端甫是御用高僧，在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受尽恩宠，甚至和唐顺宗“亲若兄弟，相与卧起”。十几年中游走于宫廷，长期掌管“内殿法仪”，也就是负责皇宫内的佛事活动。他也是宪宗时迎佛骨事件的主导者之一。大文学家韩愈，则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上书皇帝，反对迎佛骨，认为佛教对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构成了威胁，为此他差点被宪宗处死，最后被贬潮州。唐文宗开成元年端甫圆寂，遗体火化后人们得到了三百颗舍利，莹光闪耀，于是皇帝敕令建了一座宝塔来收藏他的舍利，并赐塔名为“玄秘塔”。由宰相裴休撰文，柳公权书丹，专门立碑纪念玄秘塔的建成，颂扬端甫生前的事迹，这就是玄秘塔碑。
启功认为《玄秘塔碑》对端甫的歌功颂德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因为他将端甫定性为和宦官一类的小人和佞臣。对这个负面评价，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充满疑惑，因为现在的舆论对历代高僧大德全是颂扬推崇。为什么启功先生偏要将这个唐代高僧定性为佞僧呢？
其实启功先生的评价是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的。解放之后，对宗教的态度，用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来概括，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于宗教人士，一般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麻醉人民的帮凶。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端甫更属于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核心圈子。他长期游走于宫禁之地，几乎可以将其视作和宦官一类的弄臣。《论书绝句百首》中大多数写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当时的环境下，将端甫视为负面人物，不足为奇。
启功先生对心正笔正理论嗤之以鼻，其实也是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的人们的正常反应。“心正笔正”理论暗示你只有先行拥有某种正确的思想或者道德水平，才能将某件技术性工作做好。现在看起来这理论挺荒唐。但启功先生他们是亲身经历过这种荒唐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主席发明了一个词“又红又专”，非常流行。“红”代表思想上红，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觉悟高，一心向党；“专”代表业务上、技术上要精通。又红又专其实就是新时代的心正笔正理论。红就是心正，专就是笔正。而且又红又专中两者地位其实是不同的，一定是先红后专。只有先确保红，然后才能谈专。只专不红，则在系统内无立足之地。
而作为又红又专的高级版，文革时又发明出一种“精神原子弹”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只要充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在各行各业干好本职工作，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精神原子弹可以看做心正笔正理论的高阶，宣扬只要心正，就能笔正，更加虚妄。
作为文革过来人的启功先生，亲身经历过披着现代外衣的心正笔正理论的荒谬，因此借诗向柳公权开刀，抒发不平之气，也是情理之中。
启功先生对柳公权的负面评价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的。
不过在这方面他有一个知音，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钦定续通志》中一段御批：“公权以敢言着闻，文宗亦嘉其风采。然彼时宦寺弄权，朝臣植党，未闻有所纠弹，则亦杜钦谷永之流耳。区区不谀澣衣，托词笔谏，亦所云末节而已。”
乾隆皇帝说柳公权在历史上以敢言闻名。但当时宦官弄权，朝廷之上党争炽烈，从来没听说过柳公权对这些关系国家人民命运的重大事情有建言，也没听说过他对弄权宦官有弹劾。他的什么衣谏笔谏故事，只不过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做文章。
这段评语非常珍贵。因为乾隆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皇帝，他从管理国家的实操者角度对柳公权做出的评价，比在野文人的更为权威。他也认为后世对柳公权的道德评价过于拔高了。柳公权历经七朝天子，常年陪伴在皇帝左右，但没怎么受党争影响，和宦官集团也没有纠葛，多少惊涛骇浪都对他无碍，是名副其实的不倒翁，最后以八十八岁善终。在乾隆皇帝的眼中，他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帮闲文人而已。
字写得好就是字写得好。非得说字写得好是因为道德高尚，那就有点太虚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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