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 :《樂記》之“樂”音義辨

今傳本《禮記》有《樂記》一篇，儘管人們對於其成書於何時有不同意見，但它總結了先秦儒家對於禮樂文化尤其是樂文化的看法，卻是大家的共識。這點只要通讀《論語》，看看荀子的《樂論》，就不難明白。

然而，當我們閱讀這一傳統文獻的時候，首先便碰到一個問題：《樂記》之“樂”該讀何音釋何義呢？人們也許不假思索就能回答：《樂記》之“樂”不就是“音樂”之“yuè”嗎？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爲《樂記》之“樂”注音11處，其中“音洛”10處，“音岳”4處，這4處“音岳”有3處同時標明可讀“音洛”。在陸德明看來，凡文中“樂”之讀音可能產生歧義處，一般都應讀“音洛”，只有少數需要兼讀“音岳”。

例如，《樂記》開篇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大家一般以爲這裡的“樂”讀“yuè”，指“音樂”。如果追問：“‘干戚羽旄’怎麼會是‘音樂’呢？”傳統的回答是：“古人將音樂、歌舞統稱爲‘音樂’。”然而，陸德明釋音卻是：“樂音岳，又音洛。”就是說，這裡的“樂”其實有兩音兩義，讀“音岳”指“音樂”，讀“音洛”指“快樂”。

再如，《樂記》說：“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惡，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陸德明釋文：“樂，皇音洛，庾音岳。”顯然，學者們對這裡“樂”的音義有不同理解，南朝皇侃讀“音洛”，庾蔚之讀“音岳”，陸氏則兩說並存。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樂”是“音洛”還是“音岳”，陸氏標注的都是古音而非今音，“音洛”“音岳”均承漢人而來。

在以陸法言《切韻》、孫偭《唐韻》、陳彭年《廣韻》爲代表的隋唐今音系統裡，“樂”有另外讀音。以《廣韻》爲例，有釋爲“音樂”的“樂”，音五角切；有釋爲“喜樂”的“樂”，音盧各切；有釋爲“喜好”的“樂”，音五教切。《廣韻》雖爲今音系統，卻與今天的普通話音系仍有較大差別，今人將“音樂”讀爲“音yuè”，將“喜樂”讀爲“喜lè”，將意爲“喜好”的“樂”讀爲“藥yào”，並不完全符合《廣韻》音韻，而與古音就相去甚遠了。

章太炎在《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夾註裡提到：“今武昌言尼如泥，此古音也”；“今武昌言女如奴而撮口，此古音也”。我們還可以補上一例：今武昌言“音樂”爲“音yuó”，“喜樂”爲“喜luó”，此亦古音也。筆者是湖北人，現住武昌，在武昌方言裡，“岳”“藥”均音“yuó”，“洛”“落”均音“luó”。在古音系統裡，“洛”“岳”只是一聲之轉，完全同韻。在《廣韻》系統裡，我們尚能看到古音向今音過渡的痕跡，雖然它們的韻部已經有了分別。而到了今天的普通話音系裡，“岳”音“yuè”，“洛”音“luò”，“藥”音“yào”，“喜樂”之“樂”音“lè”，除了都是去聲，它們已經完全不同韻了。而按照清人段玉裁的研究，古音並無去聲。古代“樂”音“洛”或“岳”，二音實際上分別出二義，也是兩種詞性。“樂”音“洛”指“喜樂”，今人多稱快樂，是形容詞；“樂”音“岳”指“音樂”，即五聲八音之總名，是名詞。那麼，《樂記》之“樂”是應該讀“音洛”還是讀“音岳”呢？這需要進一步探討。

《樂記》說：“樂者，心之動也。”既然“樂”是“心動”產生的，這種“樂”就不是某一具體物事（例如音樂），而應該是心的一種功能，這裡指內心的情緒（例如喜樂）。所以《樂記》接著說：“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這裡的“本”，指的是人的內心，而其“樂”，自然是內心的感受，或者說是發自內心的喜樂，所以《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陸德明釋文：“樂，音洛”。這樣看來，皇侃讀“樂音洛”是有充分理據的。

然而，內心的喜樂需要有外在的表現，而內心情緒最容易表現出來的是“聲”，所謂“聲者，樂之象也”。而要將“聲”展示得充分和美好，則需要“文采節奏”來裝飾。《荀子·樂論》云：“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荀子說“樂”爲“人情之所必不免”，強調的正是人內心的喜樂情緒。

當然，人的喜樂情緒有各種表達方式，“聲音”肯定是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種方式，而“聲音”的最完美表達是“音樂”，這樣，“喜樂（音洛）”和“音樂（音岳）”就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這也是庾蔚之以爲“樂音岳”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說庾氏的看法全然沒有道理。如果按照鄭玄的解釋，“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那麼，“聲”“音”“樂”就是音樂的不同層級，而“八音並作克諧”的“樂”（音岳）則是音樂的最高形式，這種達致和諧之境的形式最能夠令人“喜樂（音洛）”。這樣，“樂”就有了兩個來源，一個是由聲音發展而來的“樂（音岳）”，一個是由人心感動而來的“樂（音洛）”。而人心的“喜樂”既是“音樂”的源泉，又是“音樂”所表現的物件，還是“音樂”所要達到的目標。

因此，在不少情況下，這兩者不便區分，也不必區分。這就是何以陸德明釋第一例爲“樂音岳，又音洛”的原因，也是皇侃與庾蔚之對第二例讀音分歧而陸德明釋文兩存其說的原因，同時也是儒家後學論“樂”時要將人心、人情、人道、人欲與音樂聯繫起來的原因。不過，人心之動的“喜樂”和體現喜樂情緒的“音樂”畢竟有本末之分，源流之別，因此，《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幹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魏文侯向子夏問樂，子夏回答：“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這就是說，“音樂”（包括歌舞）只是表達人內心情緒的工具，而人心的喜樂來自社會和諧與安定。

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人心的感動來自生活。從人心與音樂的關係來看，音樂表達的是人內心的情緒。而音樂反過來可以影響人的情緒，人的情緒同樣又影響著社會。如果音樂這種工具不能反映社會和諧（“天地順而四時當”）和個人快樂（“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它就只是“音”而非“樂”，因爲它只是“藝”而非“德”，只有“德音之謂樂”。而德音之“樂”正是音樂的最高境界之“樂（音岳）”和人心理想境界之“樂（音洛）”的完美體現。

從這裡可以看出，《樂記》所論之“樂”實兼有“音樂”和“喜樂”二義。不過，此二義有本末源流之別：人心爲本，反映人內心情緒的聲音爲末；心動爲源，作爲心動之象的音樂（包括歌舞）爲流。這樣，“喜樂”就成爲“樂”之第一義，而“音樂”則處於從屬地位；人心“喜樂”既是音樂的發源地，也是其歸屬；“音樂”既是人心感動的表現，也是“喜樂”合目的的表達。

因此，從形式上看，“樂”文化可以說是與音樂有關的文化；而從本源上說，“樂”文化並不只是關於音樂的文化，而是關於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的文化，在聲音爲“德音”，在政治爲“德政”。儘管音樂是達致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的重要工具，但它是末而非本，是流而非源，卻毋庸置疑。人們之所以將“樂”文化理解爲關於音樂的文化，是因爲儒家學者論“樂”時常常以音樂爲切入點（《樂記》即如此），容易使人產生“樂”即“音樂”的錯覺，反而忘記了對隱藏在音樂後面的“人心”本源的關注。

或許有人會問，人的情緒並非只有“喜樂”，音樂所表達的情緒也同樣不只是“喜樂”，何以要將“樂”定義爲“音樂”和“喜樂”呢？其實，古人言“樂音岳，又音洛”，已經包含有聲與心、動與靜、外與內、形與質等多重內涵，其集中體現就是我們前面談到的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正如“音”“樂”是“聲”的高級形態，“喜”“樂”則是“心”的和諧表達，如果將其概括爲一種精神，那就是快樂精神。而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所體現的正是“樂”文化的快樂精神。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快樂精神是否可以統攝人心的悲苦和音樂的哀怨？它又該如何養成？《樂記》對這些問題都給予了正面回答。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超過本議題範圍，留待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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