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君​：傳統「小學」啟蒙教育及其必讀經典​

我國「小學」啟蒙教育之開展極早，秦漢以前，文獻典籍中已有相關記載，並且與「二十而冠入大學」作出明確區分。以《禮記》為例，《內則》篇對不同年齡應當實施何種教育有詳細說明，《學記》篇則對「小學」各階段需要達成之目標作記錄。

《周易•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就童稚少年之成長學習而言，不僅需要良好之啟發方式，還需要恰當之指導順序。古人實施「能食食」「能言」「能數」「能讓」「能書計」等啟蒙教育活動時，對於教學內容、教學主題有深入思考。

蒙學之教  識字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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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認為，蒙養之時，識字為先。據《漢書•藝文志》載：「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謂「六書」之教，正是指識字。古代啟蒙教育門類很多，若不能認識一定數量之文字，則其他專門教育無法開展。不僅如此，小到備忘記事，大至資訊傳遞、文化傳續，皆離不開文字。故啟蒙教育之途徑雖有不同，但識字必不可少。

滿足日常應用之外，古人還將識字應用提升至法律高度用以選拔官員，《漢書•藝文志》說：「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對於「諷書」所指之背誦典籍，以及講授「六體」之學，識字為最起碼之要求。此種啟蒙教學之需求，催生出一批識字課本。例如，我國最早之啟蒙讀物為《史籀篇》，王國維稱其「字書之祖」；至於秦漢時期之《倉頡篇》，有說法認為最早由秦丞相李斯所作，後經漢代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曆》《博學》三篇成五十五章；《倉頡》《史籀》之後，我國早期字書對後世影響最大者，當屬《急就篇》，一說認為許慎《說文解字》「據形繫聯」，分部收字，實出於此。

就我國早期字書與蒙學讀物之關係而言，往往認為後者取材於前者，且後者為前者之續作。前述三種字書，作為我國早期蒙學讀物之代表作，其流傳對漢字形體演變亦起相當之推動作用。以此種前後相繼之關係看來，部分歷史上影響較大之蒙學讀物出現，總有相關主題讀物作為基礎與先導，今日我們熟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其歷史皆如此。

分門別類  發其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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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啟蒙讀物中，除字書以外，還有其它主題分類，隨著時代演進，用於啟蒙教育之教材呈現出類型多樣化、內容專門化之趨勢。以《三字經》《增廣賢文》《聲律啟蒙》《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蒙學讀物為例，其分類較明確。其中，多數人視《三字經》為最具代表性之綜合型蒙學讀物；《增廣賢文》意在通過「錄古集諺」實施道德教化；《聲律啟蒙》以「韻對模式」聞名，通常列名有關屬對之讀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則為古代「詩教」讀物之典範。以上幾種具代表性之蒙學讀物，我們有必要再加以簡單瞭解。

我國古代眾多蒙學讀物中，《三字經》一書絕對可說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之一種。關於本書作者，通行說法為南宋末年之學者王應麟；至於其成書年代，有學者考證其可能性較大為宋末元初。

《三字經》篇幅不大，全篇僅一千多個字，但它包含的內容卻十分豐富。章太炎《重訂三字經》謂：「其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以啟導蒙稚者略備。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較梁人所集《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其啟人知識過之。」這一評論，足見《三字經》內容之豐富與知識之密集。

與《三字經》三言成句相比，《增廣賢文》雖亦強調兩兩對偶，前後押韻，但其特色主要表現於廣採經子史之格言至論，兼收民間廣為流傳之俗言諺語。《增廣賢文》原名《昔時賢文》，通常認為其書名變更，既表明其輯錄先賢格言名論而成，亦反映出後來經過一番內容增擴。清人何榮爵曾說，《增廣賢文》中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勸善言、勉戒言、在家出家言、世宦治世言、隱遺出世言，士農工商，無一不備。

就其受眾與影響而言，該書已經遠遠超越一部蒙學讀物之價值與功能。儘管影響很大，其作者與成書時間卻都已不可考。目前可以確知者，明代萬曆年間之戲曲《牡丹亭》中曾經提及《增廣賢文》，可推知此書最晚寫成於明代萬曆年間。值得一提者，清代周希陶與碩果山人曾對《增廣》作增補修訂，前者刪去一些有語病以及消極之句，並以平上去入四韻重新編排，後者則將整書的結構進行了調整，使之更加適合蒙童閱讀。

現存之韻對讀物，以《聲律啟蒙》出現最早，其作者為元代祝明，至於現在廣為傳誦之版本，一般係指清代車萬育在祝著基礎上稍加刪改之《聲律啟蒙撮要》。以「一東」為例，祝著原文為：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聯去雁，宿鳥對鳴蟲。車萬育版如是說：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雁，宿鳥對鳴蟲。整體來看，各韻部文字處理與「一東」差不多，並無太多變化。

《聲律啟蒙》之「韻對模式」其實對應於古代文人之屬對訓練。通俗而言，屬對即作對子，古人作詩作賦，甚至參加科舉考試作八股文，都離不開屬對。蔡元培曾對屬對訓練之方法以及重要性論述道：「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這一種功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這樣一項嚴格訓練，對於蒙童來說，實行起來確有難度，一味給他們講實字虛字、死活句眼、四聲平仄等，收效不會很大，於是古人另辟蹊徑，選擇一些古今名對，令其熟讀記誦，培養其興趣，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進而引導其靈活運用，《聲律啟蒙》此種供蒙童學習屬對之讀物，便應運而生。

至於通過《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此類詩歌主題之讀物開展啟蒙教育活動，亦為古人常用之教學方法。如《論語》記錄孔子以「不學詩，無以言」教子。那麼，為何詩歌教學倍受古人推崇？

相關研究指出，詩歌中往往寓有道理，本身即教育孩童倫理道德之絕好材料，故古人提倡運用詩歌教學之同時，又提倡運用所謂「極感發」「極有關係」之詩歌。由於本身具有相當強之複合功能，因此詩歌教學往往被視為古代啟蒙教學環節之小結，無論對於文化知識之體會與理解，抑或四聲平仄、韻律偶句之學習，詩歌教學皆有助於鞏固知識。

另外，詩歌教學對於激發孩童之學習興趣亦有助益，王陽明認為，教育兒童學習詩歌之目的為「發其志意」，他曾說：「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更有人將詩歌教學視作驅除兒童怠倦及懶散之工具，明代呂坤曾說：「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此種說法，從側面亦反映詩歌教學對於兒童學習興趣之引導作用，以及蒙童對於詩歌的喜愛之情。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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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國古代蒙學讀物內容主題廣泛，傳統蒙學讀物於傳統四部分類法中，一部分著錄於經部小學類，一部分著錄於子部儒家類，一部分著錄於子部類書類，還有一部分錄於集部別集類。傳統啟蒙教育之目的並不止於識字，更要求掌握基本生活常識以及自覺踐行道德傳統，因此，除少數蒙學讀物具有單一性，大多數蒙學讀物則主要體現出複合性特徵。

今日，我們經由傳統蒙學經典，進而閱讀傳統經典時，需要特別注意，即對傳統文本呈現之文化知識與思想內容，應當保有一種合理思考之態度，即其與當下媒體描述之傳統價值觀有何差異，我們應當以何種視角進行甄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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