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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曉白：恪守漢字本位與塑造民族文化認同——以近代中國維護漢字論述為中心的考察
湛曉白：恪守漢字本位與塑造民族文化認同——以近代中國維護漢字論述為中心的考察
【关键词】汉字；文字进化论；文化民族主义；现代性
晚清以降西方的强势殖民入侵造就了国人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焦虑，此种焦虑在对汉字这一民族文化载体的认知中有集中体现。受流行的文字进化论和文字工具论的蛊惑，对西方表音文字价值的日益认可实时转化为变革文字的强烈冲动，遂使得改革汉字的舆论和实践纷起，由此演绎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一个持久主题。与此种旨在消解汉字神圣性、合法性的“汉字革命”思潮相对，又始终存在另外一股坚定地反对废除汉字、守护汉字价值的文化力量。只不过，在五四之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高涨的历史语境下，“汉字革命”被更多地赋予了“进步性”和“科学性”，而对汉字合法性的竭力辩护则显得气势不足，在左翼阵营，支持汉字甚至成了界分政治立场的言论禁区。但是，此种局面因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勃兴而有所改变，正视汉字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的呼声逐渐变得高亢响亮。
有意思的是，基于历史研究总是更倾向于展现长时段中的“变”而非“不变”，近年来聚焦近代语言文字变革的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对象征着延续“不变”一面的汉字维护言论多有忽视，具体体现即是学者目光多为晚清五四时期的汉字改革所牵引。中国文化现代性多发端于晚清民初，这一视角自然有相当合理性。然而，当我们细加检视又会发现，一方面，晚清以来持续未绝的“汉字”维护论，并不似文化激进主义者所鄙薄地那样尽是简单化的“顽固守旧”；一方面，自晚清至民国，维护汉字的论述立场虽然一致，但各时段所回应的时代性问题及所抱持的理据，却又呈现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系统梳理的必要。客观地说，时人对汉字的坚定认可，确实夹杂着美化“汉字”的非理性情结，但更有着为民族危机所激发的强烈文化民族主义自觉，以及超越于文化立场、意识形态之外的独立学术判断。这些在当时被冠以“保守”之名的言论，在破解偏颇的汉字进化论和工具论的同时，彰显出了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功能，揭示了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不可割裂的独特文化联系，而这些正是为“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其间仍蕴含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学术价值。本文即试图在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基于学术、文化和政治等不同角度维护汉字的言论做较全面的历时性考察。
自晚清即开始流行的文字演进论认为，人类文字体系总体遵循着从“图画文字”到 “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的演变规律。这一理论是西方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以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为本位，概括出来的所谓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线性进步史观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派生物，直至今天在西方学界仍不乏鼓吹者，加拿大当代文化哲学家麦克卢汉就认为“‘开放社会’是拼音文字文化的结果”。晚清时期此一观念因挟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已初显其思想威力。与此同时，从“道器”而非“道体”角度重新审视汉字功能，以为文字之职不过“曰简便，曰与世界求同”的文字工具论逐渐流行。清末吴稚晖等新世纪派提倡废除汉语汉文推行世界语，确受无政府主义政治信仰和世界主义想象的强力驱动，但支撑其论述的具体理论依据仍是上述文字进化论和工具论。清末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学者，正是在对新世纪派的批驳中，奠定了维护汉字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基调。
在《驳中国宜用万国新语说》《论汉字统一会之荒陋》等文中，章太炎以每一种民族文化皆是各有根系、相对自足的文明相对论为武器，以“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可不齐”为宗旨，破解新世纪派“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的单一进化思路。章太炎对吴稚晖的尖锐批评，当然包含政治立场不同以及对吴氏人品不佳的不满等成分，但观其论述之旨要，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裁定“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断言文化之高下、教育之普及与否与使用何种文字并无必然联系。二，解析拼音化文字与汉语不匹配、无现实性，指出若采纳拼音文字来书写单音语的汉语，势必造成“此名与彼名同为一音，不易分辨”的结果，且方言歧出，拼音化难免造成各地互相之间“音读难明，语则难晓”。三，强化语言文字的民族文化符号功能，鼓吹“语言文字，国性也”，且以“一返方言”的方式来响应“言文一致”，试图以此为途径重新找回汉民族文化的纯正基因。四，在恪守文言和汉字本位的基础上，坦承汉字表音功能差，遂“取古文籀篆径体之形”制造标音符号以拼切用于开启民智的白话文，表现出面向当下的现代性一面。
作为小学家、国学家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视文字为通经之津梁，又将其建构纯粹汉文化的理想加诸汉字之上，其对汉字的偏爱之心不难理解，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清末文言与白话雅俗截然对立、国语运动尚未真正发轫之际，章氏论断拼音文字不可行仍是贴合语言文字之本质的，也是有着充分现实依据的。章氏以外，国粹派人物中虽有基于各自兴趣与理由鼓吹汉字者，大体上并不违背章氏的上述立论。比如刘师培就一面赞成推广世界语，一面力倡“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阐明中土文字于世界亦有价值，“实际融合了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和章太炎这两种对立的对于中国文字及世界语的看法”，是为折中方案。清末民初反对拼音化的论述，也基本不出章氏的框架。如 1911 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转译日本人山木宪的《论中国文字之将来》一文，他在该文序中表示对欧美及日本醉心于欧美之人臧否中国文字“记忆殊艰”和“言文不能一致”，“窃常闻而心非之 ”，其驳斥理据就不脱章太炎。
不独国粹学派，五四之后，针对新文化运动健将“汉字革命”的高呼，来自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甲寅派和学衡派均做出了抵制，他们的论述主旨也仍是对章氏的追随。然而，问题在于，民初以来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加速前进，国语运动以尊北京方言为“国语”的方式从形式上解决了方言歧出的问题，白话文运动的顺利进展则确立了白话相对于文言的绝对优势，加之 1920 年代初赞成废除汉字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等人，又以采用复音词和“词儿连写”等方式，从技术上基本克服了汉语“同音词”多的难题。这样一来，则章氏前述之理由似乎均已不甚成立，那么五四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又如何寻求新论点以支撑他们的反拼音化论述？事实是，对于力图对抗新文化运动、捍卫文言文的甲寅派和学衡派来说，虽时移势易，然他们的语言立场与章太炎并无太大区别，于是拼音化阵营以白话文为前提提供的解决之道就自动地被隔离到了视线之外，章氏当年提出的问题也就一仍如旧。比如甲寅派的章士钊以“桃”举例说明中国文字无法拼音化， 称“如英文辟齿”（“辟齿”为英文 peach 之音） ，“吾译为桃。为文为语，西文俱昭然可晓”，到了汉文中则“究不识其为桃乎？陶乎？逃乎？淘乎？抑啕乎。”事实上，这纯粹是基于文言范本所做的论断，若置换白话文则“peach”可译作复音词——桃子，即使用拼音文字也大致可以判断其意义。
当然，面对气势如虹的白话文运动，五四之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固守汉字时也必须有一些新的响应，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白话文和国语运动的核心追求——言文一致原则的保留态度。如学衡派的胡先骕早在 1919 年发表的《论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就指出，无论是从表达力这一语言内在属性还是从历史文化传承这一外在社会功用来看，言文一致都称不上是具有绝对价值的语言准则——就表达力来说，文言比白话更能胜任叙高深学理、表优雅情思之职，就保存典籍、传承文化这一点而言，中国历史上“言文分离”的文言汉字业已充分证明其优势及价值，更能经受时间之淘洗，反观欧洲的语言文化历史，英国诗人乔叟五百年前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这正是言文一致的“谐声”英文不及文言汉字之处。学衡派另外一位学者张荫麟则翻译了美国东方主义学者芬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的文章并以《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为名，在《学衡》杂志刊出，以此辗转表明其对汉字的看重。芬诺罗萨认为，中国文字图理性的特点及其隐喻功能，使中国的诗歌独具“影像”的优点，且又间接造就中国人长于想象的具象思维特点。他还力图证明汉字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或问曰: 中国文字曷能以图像之字构成智识之经纬欤? 此自多数西方人观之，诚不可能。盖彼辈信逻辑范畴为思想之基础而蔑视直接想象之能力也，然中国文字虽其质料奇异而其超出人目可见之境而进于不可见之境，所经历程与古代各国各族所经者如出一辙焉。
二、文化民族主义者：汉字“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
1920 年代末以来，汉字改革在政府和民间朝着不同方向演进。自政府层面言，其时教育部着力推广注音符号以补汉字之不足；另外，在国语运动的中坚人物钱玄同、黎锦熙等的筹划运作下，简化汉字也已列入了教育部议事日程。相比政府的温和改革，社会上旨在取汉字以代之的拼音化运动有风起云涌之势，不仅舆论上颇具声势，且落实到了实质性的方案创制层面，涌现出了由语言文字学专家研发的“国语罗马字”和左翼文化人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这两种相对成熟的独立拼音文字方案（笔者注: 罗马字母和拉丁字母系同一套字母体系）。“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创制人和吹手，主要是一批供职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学者，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及的黎锦熙、钱玄同。作为汉字改革激进派，黎、钱皆是“两面作战”，他们一方面自知废除汉字条件尚不成熟，故稳健切实地推动教育部的简化汉字进程，一方面又不能忘情于实行拼音文字的远大目标，遂以个人名义屡屡鼓吹“国语罗马字”。历史地看，“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都是五四激进文化思潮所衍生的历史产物。概括地说，五四以来以钱玄同、傅斯年为代表的废除汉字论述，在延续晚清文字进化论逻辑之外，又因新文化运动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的展开而增添了新的理由，他们的论点大致可归纳为: 一，判定汉字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由表意趋于表音，大量的“假借字”说明汉字离真正的拼音文字“只差一间”，只需人为加快这一必然进程；二，攻击汉字现代性功能的缺失，裁定汉字不能满足输入西方新学理、新术语的现代化需要，论断一字一音的汉字只能书写文言文，不能自由表达“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要实现“言文一致”则必诉诸拼音文字，由此建构了文言文与汉字、白话文与拼音文字之间互相绑定、互为因果的语文逻辑。三，因愤激于孔学儒学等传统文化连带罪及于记录此一文化的汉字，因此完全漠视汉字保存历史典籍、传承文化之正面功能；四，基于朴素的大众民主意识声讨汉字所制造的文化阶级壁垒。这些论点为自由派新文化人和左翼知识界所共享，就连向来有意识与流行思潮保持距离以纯粹语言学家面目示人的黎锦熙，也宣称“所以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字统一，实在不过少数智识阶级的人们闹的玩意儿”，并力图弥合晚清语言文字运动时期汉字/切音字、精英/大众的阶层对立，要使拼音文字同属于“我们”（智识分子）与“他们”（民众）。在五四“汉字批判”的基础上，由左翼文化人瞿秋白等开启的汉字拉丁运动，进一步在论述上颠倒精英特权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文化权力秩序，主张建构民众本位的语言文字，急切地呼吁将“汉字革命”付诸实践。相较而言，教育部专家所研制的“国语罗马字”方案，虽也有取代汉字的宏图远景，但最终仅被大学院定位为与注音字母地位对等的“国音字母第二式”，宣传局限于精英圈子，并没有发展成有意识的政治和文化运动；1930 年代后汉字拉丁化运动则依托激荡的左翼思潮酝酿出了相当的舆论声势。当然，拉丁化运动强烈鲜明的阶级取向、党派色彩与淡漠的文化民族意识，又使其成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攻击对象。
1936 年之后因抗战所激发的高昂民族主义热情，使汉字改革议题相较此前变得更为敏感。本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很早就实现了文字统一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诉诸语言文字以为构筑民族认同的要素，可以说是民族主义高涨之际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一时期报章上围绕汉字存废的论争骤增，态度趋于激烈，还有更直接的动因，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造成民族文化有沦丧之虞，左翼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宣传此时也达于高潮。这一情势从不同层面刺激了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神经，使他们深切感到了捍卫汉字的迫切性。见诸舆论，拼音化论者认为汉字在亟需群众动员的当下更显其无用，而汉字支持者则认为“文字存亡，文化随之”，“固有文化及其自信心之唤起”才符合全民抗战的历史需要。在这一阶段，钱穆、余家菊、潘重规、罗家伦等学者，纷纷在《今论衡》《思想与时代》 《新民族》等杂志撰文激烈反对废除汉字。他们在否认文字进化论的同时，更立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从不同的向度高度肯认汉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功能。
第一个向度，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出于激发民族自信、民族意识等考虑，从正反两面展开论述，极力标榜和强调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政治性能。此一认识，孟森等学者其实在民国肇建之际即已见及，但直至 1930 年代在民族危机高压下才汇合为一股言论潮流。
一些文化人激烈地抨击拼音化运动是国人在列强催迫下丧失民族自信、丧失理性判断的恶果。文献学家潘重规愤激已极，谴责废除汉字之举乃是文化人“受了异族的恶意煽惑，疯狂的抹杀固有文化”，是割断民族文化慧根便利日本文化殖民的“引刀自杀”之 举。余家菊在《论中国文字拼音化运动》一文中也言辞激烈地指出: “中国人自受外力的打击以后……丧失了自信，便丧失了独立的精神，丧失了独立的精神，一切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与思想便产生了不适国情之大病，可至于亡国而之不觉。中国字拼音化运动，即其一例。”
进而，文化民族主义论者还着眼于抗战需要，从民族存亡的高度，正面强调民族文字激扬民族意识、抟成统一民族的文化功绩，他们认定国人必需牢牢坚守汉字孕育出来的民族文化根基，方能维系民族于不堕不散。史学家陈垣此时亦有言: “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日以庞大者此。”对汉字凝聚、发扬民族意识功用的典型论述，又见于唐耀先的《论汉字及汉字拉丁化》一文。文章充满激情地写道: “文字是代表民族外在意识的主要工具，更是发扬内在意识的武器，是民族创造历史以来，足以表扬其文化的工具，是一个民族从开天辟地以后，经不断的努力，充实，革新后的结晶。因为它广大，普遍，充塞各地各族，代表着各地人民的文化，思想，所以文字的作用，正好像一个大熔炉，把全国的文化，精神，意志融洽成一片，把历史一贯起来了。”该文宣扬汉字为“各地各族”人民的公用文字，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有益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动员。
第二个向度，深入阐扬汉字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功能，强调在幅员广阔、历史悠久的古代中国，表意性的汉字在时间上未有中断的绵延，在空间上克服方言歧异，以其跨越时空的稳定性和同化异族、消融方言的包容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
抗战时期，史学家钱穆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和学术层面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他历数汉字优越于拼音文字之处，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优点，这一优点使汉字一方面“虽原本象形而不为形所拘”，既依形表意而有“沟贯绝代”的稳定性，一方面又因能“终极谐声而亦不为声所相挟”，于是汉字与语言“相亲接”却又不随“语言而俱化”，在演化中总是一面适应语言进展一面又控制语言不使其过分变动，由此构筑文字与语言“相辅而成，相引而长”的良性循环。于是见诸钱氏论证中的汉字，不仅不是“言文一致”这一文化现代性目标的障碍，更超越这一目标之上，成为与文言、白话两相宜的理想文字。钱穆还认为汉字具有“以旧话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千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译介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也毫无“困难扞格”。他因此断定“此则中国文化悬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历来倡导发扬民族文化以“鼓铸国魂”“弘扬国光”的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核心人物余家菊，则一反“以白种人标准为标准”，根本颠覆以表音文字为终极进化目标的流俗观点。他根据汉字之特性“量身度制”了一套衡定文字优劣的价值标准，即所谓文字“能传达意思而使人能了解之空间与时间之如何”，这也就是将文字历时性的文化传承功能置于第一位。按此标准，则“拼音文字其功用在记录语音，语音随地域而有歧异，随时代而有变迁，其传达意思之效力，就时间空间上观之，殊嫌短狭”，欧洲不过“弹丸之地”但各国语言文字分歧即是明证；反观中国，“以吾国幅员之广大，吾人民迄今自觉其为同一国家之人，以吾国历史之悠久，颠覆之频数，吾国人民迄今自觉其具有悠久之历史文化，推原溯始，不得不归功于先民之不用拼音文字而创立吾中国式独立文字。”
抗战时知识界对汉字功能和价值的认可，背后炽热的现实政治关怀是不言自明的。这一点在游走于政学两界、国家认同强烈的学者罗家伦那里表现格外突出。1938 年，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其担任主编的《新民族》刊物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民族与语言文字文学》，毫无保留地赞颂本民族语言文字文学。作为罗氏思考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系列论文当中的一篇，《民族与语言文字文学》也不例外地体现出作者意欲重塑民族文化形象和恢复民族自信的用心，贯彻着罗氏此时念兹在兹的民族复兴追求。
民族主义者对汉字文化同化力的肯定，又使得他们对主张用拼音文字书写方言的言论不表同情，此一点又集中地表现为对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批判。在阶级高于民族以及建基于民族自决之上的民族平等等特殊政治理念的主导下，拉丁化运动的奠基人瞿秋白对国人津津乐道的汉字“书同文”做出过尖锐的政治批判——他将汉字的大一统解构为特权阶级的文化霸权，将汉字同化异族解读为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强制性文化灌输。为了区别和对抗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汉字大一统，拉丁化运动一度赞成书写方言，方言于是成为了承载特定阶级诉求和民族平等理念的工具。因之，以消弭地方文化 、阶层和族群差异为前提构筑起来的文化大一统理念，就与左翼的阶级取向和强化民族差异的理念根本冲突。自大一统眼光视之，则诉诸方言和方言文字的主张，无论其初衷若何，形式上已足以昭示文化分裂、人心分散，不得有其容留空间。一些文化民族主义者因此反复强调，“一个独立生存的国家，就得有一种统一的，而又足以反映其历史性，民族性的文字”，同时激烈抨击拉丁化运动的方言取向: “即无破坏统一，分化民族的嫌疑，为这一运动本身着想，亦将发觉阻碍多而利益少，劳力多而成功少。”
周作人、胡适此时对汉字认知和态度的转变也特别值得一提。如果说钱穆等人对汉字之民族认同功能的认可，是其文化民族主义观的一贯体现，那么，来自新文化阵营、曾赞成拼音化的周作人、胡适此期对汉字的认识，无疑更能彰显抗战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热忱。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赞成废除汉字且热心于推进世界语，在文化取向上与文化保守主义恰相对立。但是，1940 年代却在《汉文学的前途》《十堂笔谈》等文中，特别标示语言文字于政治有“极大的意义”，明确申明汉字之评价标准，必以“于中国本身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为根本，而“客观的科学的”工具性评价“必得放在其次”。此时，他与钱穆等人一样深沉热切地称颂汉字“上贯古今，旁及四方”堪称世界民族文化史的“奇葩”。“附逆”之后的周作人改变认识，高扬汉字沟通国人思想情感和凝聚人心之政治功能，无疑是对日本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和殖民侵略的文化抵抗。周作人的认识在新文化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935 年林语堂在主要面向西方读者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极力称道汉字的文化、政治大一统之功，1936 年胡适也在与周作人的通信中郑重表态: “当然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做到全国的人都能认识到一种共同的音标文字。但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十分赞成你的主张，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
三、语言文字学学者:“中国的语言，
天然和这种文字适合”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汉字论述，尽管包含独立的学术论证部分，如章太炎对汉字性质的论断即具有相当的学术性，但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立场必然或隐或显地对论证有所影响，另一方面章太炎恪守文言立场自不待言，钱穆等人内心其实也对文言文高看一眼，看重文言文则必须以汉字为本位，由是则他们的汉字分析又难免主观色彩浓厚。相较而言，同时期的何仲英、吕思勉、张世禄等语言文字学家，一方面摆脱了传统小学一味崇古和“以文统语”的痼弊，注重从语言与文字的互相牵制中把握汉字特性，一方面又不轻易受文字进化论之蛊惑，能从历史合理性层面和学术视角正面肯定汉字之价值，更能彰显独立于文化思潮之外的学术理性。以对形声字的阐释为例，同样深谙文字音韵之学的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因心中已先存拼音文字优越于表意文字的定见，遂将具有部分表音功能的形声字、假借字的出现判定为汉字“误入歧途”，而史学见长兼治文字学的理性民族主义者吕思勉在《中国文字变迁考》《文字例略》等著作中则平实指出，形声字的出现为汉字演化之“一大进步”，因其既能在单音有限的情形下“造字无穷”，又部分地体现出文字追随语言的一面。
明确地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研讨汉字和确认汉字价值进而反驳汉字拼音化者，可以语言文字学家张世禄为代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世禄围绕汉字改革问题，发表过系列内容关联、主题相近的文章，包括《中国新文字问题》《中国语的演化和白话文言的分叉点》《汉字拉丁化批判》《汉字简化运动》等等。张世禄非常推崇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尤其深受他本人翻译的高氏所著之《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的影响。高氏在书中曾对汉字做出过一些相当感性而知名的评价: “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必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高本汉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 “中国语”与“中国文”是相互适合的，废弃汉字是对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的自戕。
张世禄在继承高本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扎实的论证。近代汉字拼音化之学术论证十分复杂，但其语言文字学理据概而言之就是两点: 一是汉字结构繁杂，不便认识和记忆；二是汉字为一字一音，必须与文言文为伍，至于复音词、组合词大量出现的现代汉语则成为推行拼音文字的充分条件。张世禄对此一逻辑相当质疑，在他看来，汉字表音功能差，确实“不足以为实际语言的记录”，但同样的问题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追问，即汉字延续千年背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何在? 用他的话说即是: “这种艰深的汉字居然会数千年来沿用而未曾变更，是否在民族社会的实情上还有存在的需要? 是否和中国语的性质以及各处方言分布的情形，另有相适合的因素?”沿着此一思路，张世禄对汉语的性质和方言的分布情形做出重新探讨。他明确反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进化理论，认为民族语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顺应民族历史的演化而造就出了各种语言特性。他对汉语的基本判定是，“中国语有两种特性: 一种是孤立的，各个语词没有语首和语尾的变化；一种是单音缀的，各个语词都包含着单音缀，也不容有语首和语尾的变化。”他接着论证，在汉语演化历史上，语音的单纯化与口语复合语词增加同时进展，构成语言发展的一体两面，这一点对书写文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具体情形是，语音的单纯化导致同音词激增，而口语复杂化的趋势却并没有直接反映于书面文字，反而强化了汉字表意的特质，进而形成一种脱离口语、异常“简明便捷”的特异文体——文言文。概而言之，他认为，自历史观之，汉语的性质和方言林立，决定了记录和书写汉语的文字必然发展出形声兼具而又以表意见长的特性，这是语言与文字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适配关系。因此，中国文字没有进化到拼音文字，这不能归咎于“中国人顽固的保守性，实在由于中国的语言，天然和这种文字适合的缘故”。
那么，历史上适配的汉语与汉字关系，到了近代之后是否因汉语性质的改变而难以共存? 张世禄认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促使现代汉语复音词进一步增多，这是基本事实，但这并未使汉语从根本上转变为多语音缀的变形语，因为“所谓复音缀的语词，大部分是属于由单纯语词组成的复合语词，那种原来的单纯语词多数只包含着单个的音缀，所以谓中国语为单音缀语的这种说法至今还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汉语的此种特性说明若采用拼音文字，则势必造成人为改造语言以迁就文字的局面，赵元任、瞿秋白建议拼音文字应尽量采纳汉语复音词、去除单音词以避免同音词过多就体现了这一点，但在张看来，这无疑是颠倒语言和文字之主从关系的得不偿失之举，权衡利弊，更正确的判断应该是——采纳何种形式的民族文字根本上取决于民族语言的特点，现代汉语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语与方块汉字的适配关系。与此同时，张世禄也认识到，汉字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不停的演变之中，而近代言文一致的语言运动为汉字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他指出，文字演化的合理趋向，应当是工具性能层面的“简易化”和语义稳定“明晰化”的结合。据此标准，他提出参照汉字字体构造的基本原则，顺应文字蜕变的情形和趋势做出科学简化，并明确了简化的具体途径。其提出的简化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以近代俗体字为基本依据同时也不妨酌用行书与草书的写法；二是借助近代语言“复合语词”增多的转变，将“假借的应用和文字的简化”予以结合，实现二者“两相为用”、“相辅而行”的目的。
四、国民政府:与文化民族主义者同调
1930 年代之后的国民政府整体上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不少国民党文化人对汉字的认知与文化民族主义者基本同调。前文述及在钱玄同、黎锦熙等人推动下教育部曾决意推行简化汉字，但这一举措遭遇了戴季陶、何键等国民党要人的坚决抵制。1932 年戴季陶就曾做过《中国文字在世界上之位置及其价值》的长篇演讲。在演讲中，戴氏驳斥了西方人中国语言文字不统一的说法，指出汉字不仅通行于中土和华人，且受众及于日本、朝鲜、安南等国，人数超过“五万万”，即便是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文字最统一而且应用最广的要算中国而最有实际力量的文字便是中国文字”。他还认为，就中国历史上的字典辞典所载之字来看，“中国字多极，而且变迁非常复杂”，“中国文字的充实就可以晓得中国文明的充实”，积极宣扬中国文化之正面形象。有趣的是，戴季陶发表公开演讲的 1932 年，与他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激烈交锋的中共理论家——瞿秋白正在力倡废除汉字、实行汉字拉丁化，这样看来，或许戴氏的言论乃是有意针对其政敌也未可知。1935 年，时任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以国家力量推行简字，是摧残根本”为由极力反对简化汉字，终使该方案由此搁置，终民国时期未有进展。
左翼发动的拉丁化运动勃兴之后，自然更激起国民党文化阵营的抨击。在国共对峙的现实政局下，拉丁化运动在理论上诉诸语言文字的阶级性，在实践上以方言拉丁化对抗政府推进的国语运动，这意味着，国共双方文化人围绕着拉丁化运动展开的言论交锋，就不仅是文化现代性取向与文化民族主义取向的对立，同时也包含着鲜明的党派政治斗争色彩。面对左翼拉丁化支持者用阶级斗争话语对“汉字改良派”和汉字维护论者展开的批判，以张涤非为首的国民党文化人也反过来着力抨击拉丁化运动的“非法性”，谴责其“在政治上回向封建割据时代”。
在查禁拉丁化运动的同时，为了宣示当局立场，1938 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布的公示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发言，都一致表明了维护汉字的坚定态度。1940 年教育部官员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公开且严厉谴责拉丁化运动，称“至若废除汉字足以破坏民族文化之统一，拼切方音足以阻碍国语教育进行，尤为得不偿失”；同时站在民族国家立场极力肯定汉字，其言辞、定位与前引钱穆等人表述并无二致: “民元以后，始由政府约聘专家，为普及教育使文字易学易用起见，而制定注音符号说明文字改革，实非用以代替原有文字，良以我国文字历史悠久，结构与涵义具有特殊之优点，六书之明体用，四声之正音义，迥非其他拼音文字所能及，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如谓此等文字教学困难，则应从方法上研究改进。”194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公告，称汉字“已为我中华民族普遍使用，自不宜再用过去‘汉字’之旧名，藉以泯除民族间之狭义观念”，特依照“国文国语”之命名惯例将“汉字”改为“国字”，这一事实背后强烈的大一统国家意志可谓不言自明。
历史地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曾有多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然而，自秦汉时代以来，经董仲舒阐发“大一统”说之后，空间意义上的统一之“天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融合意义上的统一，以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为核心的整体论的“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观念，这种包容民族、阶层、文化多重层面的“大一统”理念，就构成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构建的重要基准，也成为历代王朝所自觉尊奉的政治理念。晚清以来自西方传入的民主主义，以及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虽都不程度地对大一统所内蕴的专制性力量有所冲击，但最终仍为“大一统”的民族主义所收编。在国共严重对立的格局之下，国民政府对拉丁化运动的压制，包含着维护大一统和政治上打压中共的双重目的，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自章太炎以来坚守汉字本位的文化民族主义言论，其最大的思想价值在于破解了包裹着西方中心主义并以科学面目示人的文字进化论，揭示了单一强调书写工具性能之文字工具论的偏狭。他们对汉字的再三致意使人们看到，汉字沟通着历史与现实，关联着历史文化的传承，奠定和维护着数千年文化一统的格局，它无疑是凝聚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载体。在抗战时期，此种言论自有其积极政治意义。此外，他们的言论还从新的角度促使我们反思言文一致——汉字不能充分追随语言变化而导致的言文分离，自现代性视角理应被否定，然而若从文化维系视角衡量则并非绝对毫无价值。然而，在反对激进论者“污名化”汉字的同时，文化民族主义者固执一端，现代性意识不足，同样有着情感上不难理解而道理上难以信服之处。史学家钱穆视汉字为“中国人独特创造而又别具风格”的毫无瑕疵的艺术品，根本无视汉字无规律表音机制、难于记忆的缺点，就有明显的美化之嫌，余家菊一味凸显汉字之长而曝西文之短，则又陷入了偏颇的“汉字中心论”。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文字学者将复杂化了的文字问题重新拉回学术轨道，明确汉字的现代性改造方向，就显得别具价值。历史悠久的汉字确实被赋予了多方面的属性和附加功能，容有多角度的评价，但学术判断无疑是最贴近汉字本质的判断。吕思勉、张世禄等学者的研究，是对脱离语言简单化评价文字和语言迁就文字观念的纠偏，也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隔膜于现代语言运动以致学术视角偏狭的一种补全。可以说，只有当学者准确地阐明了汉字的本质和真实的文化价值，向人们展示出其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思维等文化核心要素之关联时，汉字才真正超越了民族文化符号的形式层面，才成为我们构筑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内在根基。在文化全球化已成滚滚洪流且利弊共生的当下，如何建构既面向现代又保全充分主体性的民族文化，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宏大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汉字存废论争所展现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及其昭示的历史方向，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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