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昉：從“蜾蠃”的得名看語言的演化

從“蜾蠃”的得名看語言的演化

任继昉

中南大学

摘要：王国维认为，虫名“蜾蠃”与植物果实名“果臝”同名，这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圆而下垂”，因而其得名之由相同。程瑶田把“果臝、蜾蠃、果臝、锅、、蛞蝼”等同根词系联到一起，组成了语源意义同为“圆转”、语音格式同为g-l-的一个词群。这说明，在为各种不同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这些事物的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引申触类，以已知推未知，以此名命彼名，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异类同名现象。

关键词：蜾蠃；得名；语言演化

蜾蠃(guǒ luǒ)，是一种飞虫的名字。这种飞虫，属昆虫纲、胡蜂科，身体青黑色，长得像蜜蜂，但是较小，长约半寸，腰细，又名“蒲卢、土蜂、蠮螉、细腰蜂”。

蜾蠃的生活习性，是以泥土筑巢于树枝或墙壁，捕捉螟蛉等害虫存放在窝里，以供其幼虫孵化后食用。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亨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负，持也。”郑玄笺：“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陆德明释文：“即细腰蜂，俗呼蠮螉是也。”汉·扬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文选·刘伶〈酒德颂〉》：“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李善注引李轨曰：“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矣。”周建人《关于熊猫》：“古人看到果蠃把小青虫捕去，封在泥房里，遂说是孵育为己子的。”

直到南北朝时期，医学家陶弘景不相信蜾蠃无子，决心亲自观察以辨真伪。他找到一窝蜾蠃，发现雌雄俱全。蜾蠃成虫平时无巢，仅于雌蜂产卵时，才衔泥建巢，或利用空竹管做巢，每巢产一卵，以丝悬于巢内侧，然后外出捕捉螟蛉衔回窝中，用自己尾上的毒针把螟蛉刺个半死。原来这些螟蛉不是作为“义子”，而是用作蜾蠃后代的食物。古代科学家通过有针对性的观察，才揭开了这个千年之谜。

一

蜾蠃与螟蛉的真相需要探索，“蜾蠃”得名的真相同样需要探索；自然科学需要研究，语言科学同样需要研究。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

《释草》：“果臝之实栝楼。”《释虫》：“果蠃，蒲卢。”案：“果臝、果蠃”者，圆而下垂之意，即《易·杂卦传》之“果蓏”。凡在树之果与在地之蓏，其实无不圆而垂者，故物之圆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楼”亦“果臝”之转语。蜂之细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蓏，故谓之“果蠃”矣。[1]

王国维认为，虫名“果蠃”与植物果实名“果臝”同名，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圆而下垂”，因而其得名之由相同。

王国维是学术大家，创获甚多。但他的这一观点，却非首创，而有所本。所本为何？清代程瑶田有专文《果臝转语记》，其开头说：

《尔雅》：“果臝之实栝楼。”高诱注《吕氏春秋》曰：“穗，果臝也。”然则“果臝”之名无定矣，故又转为“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尔雅》作“果蠃”。又转为鸟名之“果鸁”(《广韵》：“鸁，桑飞鸟也。”)又转为温器之“锅”(见《集韵》)。“栝楼”，“果臝”之转声，疾读之则“瓜”也。转之为“，《尔雅》云“钩，藈姑”是。又转为“蝼蛄”，谓之“蛞蝼”也。(《方言》云)[2]

程瑶田认为细腰蜂“蜾蠃”得名于“果臝”，是基于他对这种昆虫的细致观察。《尔雅·释虫》：“蜾蠃，蒲卢也。”郭璞注：“即细腰蜂也，俗呼为‘蠮螉’。”《说文·虫部》：“蜾，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三国时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认为它是土蜂，说它“似蜂而小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罗列众说，对于它的形态也只说了个“腰甚细”。为什么细腰的“蜾蠃”会跟浑圆的“果臝”得了个如此相似的名字？历代文献记载除了“细腰”的说法以外，都语焉不详。程瑶田经过多次实验观察，发现：“又有一种在壁柱及窗棂诸阿处，摙土作突起圆房，即俗呼为‘螟蛉窠’者，其蜂首腹分两段，如小胡卢；中分处几有欲断之势，盖所谓‘细腰’是也。头脑及喙亦如小胡卢。”[3]法国的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昆虫记》是这样描述它的：“蜾蠃，又名细腰蜂，因为身材细长而得名。……蜾蠃的肚子鼓鼓的，如同葫芦一样，却一点儿不妨碍它自由自在地飞行。”原来，细腰蜂正因为它腰细，“几有欲断之势”，头和肚子才更加显得粗圆，很像个细腰的小葫芦，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其腹亦下垂如果蓏”之形。这正是细腰蜂得名“果蠃”的缘故。正如潘尊行所说：“一部分圆形的如‘蜣螂’、‘蜾蠃’，甚至鸟啭得很圆的如‘过鸁’，穗旋得很圆如‘果臝’，都用了这笼统的称号。”[4]因此，程瑶田就把“果臝”(上古音为kua lua)、“蜾蠃”(上古音为kua lua)、“锅”(上古音为kua lua)、“”(上古音为ko lo )、“蛞蝼”(上古音为k‘uat lo )等同根词系联到一起，组成了语源意义同为“圆转”、语音格式同为k-l-的一个同根词的群体，我们可以称这个同根词群体为“词群”。你看，瓜是圆的，就叫“瓜蓏”、“栝楼”、“”、“葫芦”；蝼蛄的头、尾是圆的，就叫“蛞蝼”；细腰蜂的头、腹是圆的，就叫“蜾蠃”；小鸟是近于圆形的，就叫“果鸁”；头骨是圆的，就叫“骷髅”；眼珠是圆的，就叫“眗”；气管是圆管状的，就叫“喉咙”；后来造出了圆形的锅，就叫“锅”；又造出了同是圆形的车轮，就叫“轱轳”……

这些语音相近、语源意义相同的同根词，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词群。这个词群里的“果臝”、“果鸁”、“蜾蠃”、“锅”、“毂辘”等同根词，有的属于植物类，有的属于动物类，有的又属于器物类，所属各不相同。近代学者刘师培就曾指出了这一现象：

古人之于物类也，凡同形同色，则其呼名亦同。《说文》云：“瓢，蠡也。”蠡与螺同,“蠃”为“螺”字之正体。螺之大者可剖之为瓢，与匏瓠剖为瓢者同形，故瓢亦谓之“蠃”。《说文》又云：“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一曰螔蝓。又“蜗”字下云：“蜗，蠃也。”盖三物同名为“蠃”。其所以同名者，皆以形圆而中细得名。蜾蠃转音又名“蒲卢”，而“蜾蠃”之音又转为“果臝”，《说文》云：“栝蒌名果臝。”盖栝蒌亦为圆形，故字异音同。果臝又作“果蠃”，“栝”、“蜾”，“蒌”、“蠃”皆系双声。若近人称瓠为“胡卢”，或曰“蒲卢”，其音亦由“果蠃”通转。盖瓠亦形圆中细之物。“蒲、瓠”双声，莫不取义于圆转。今江淮之南称物之圆转不已者恒曰“圆滚卢”。故物之圆而易转者，古人皆称以此名。植物之果臝、胡卢，动物之土蜂、螔蝓、螺蛳，所由异物而同名也。即取名不同，其音亦不甚相远，则以在有音无字之前仍为一字也。又《尔雅·释木》云：“边，要枣。”郭注云：“子细腰，今谓之‘鹿卢枣’。”“鹿卢”二字与“蠃”字为双声，即系“蠃”字之转音。形圆中细之物咸谓之“鹿卢”，故凡物之形圆中细者可谓之为“蠃”。观于此例，则植物、动物之得名，非以物类区分，实以物形区别；物形相似，则植物、动物均可锡以同一之名，非若后世之物各一名也。[5]

这种“凡两物相似者，即锡(赐)以同一之名；此物近于彼物者，亦假(借)彼物之名”[6]的方法，是原始人命名造词的重要手段。在为各种不同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这些事物的共同或相似的特征，引申触类，以已知推未知，以此名命彼名，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异类而同名的现象。可见，“语言的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7]

但是，我们用现在的眼光考察一下“果臝”词群中的同族词，就会发现，这些词的语音大同中还有小异：或声有小别，或韵有小异，或调有不同，或倒言之(蛞蝼=蝼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方言的差异、古今的变化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人们有意识地变换其辅音、元音或声调以示区别的可能性。字形的差异就更明显了。同是“kua(koa)lua”这个音，瓜果名写作“果臝”，昆虫名写作“蜾蠃(蜗蠃)”，小鸟名写作“果鸁”，炊具名写作“锅”，相互有别，不再混同。这反映了人类思维由初期的模糊、含混到后期的清晰、明确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由声音囫囵不清的非音节过渡到清晰的音节音。”[8]

当然，人类认识的这种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反复过程。语言中的词也是由少到多逐渐积累造出的。每当需要为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人们就要将这个事物的特征与已有了名称的事物的特征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即“这个东西像什么”，而不管这两个事物各有什么独特之处，然后以已有的语言形式加以命名。这实际上是忽略甚至有意抹杀、混同事物之间的特点和区别，可以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使名称模糊化。不这样做，就无法用现成的语音形式来为新认识的事物命名。每当造出一个相似的新名称时，就经历了一次由清晰到模糊的过程。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个新名词时，还要利用种种办法，例如语音变换、字形变化等，加以区别，使已经模糊了的概念再清晰化。命名时的有意模糊化与用名时的力求清晰化，就构成了思维的矛盾运动。人类思维的这种模糊──清晰、再模糊──再清晰的过程，接连不断，以至无穷，由最初的浑沌模糊到最后的清晰周密。这就反映了人类思维呈螺旋状上升的发展总趋势。

这些语音和意义都有联系的名称，是同时产生的呢，还是有先有后？如果有先有后，谁先谁后？这单靠语言学本身是难以确定的。但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依据。有关学者为我们列出了较为详细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表。[9]

根据原始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判定：采集时代在前，则瓜果之类的植物名称最先产生，因为“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们原始的环境内，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音节分明的语言即开始于这一期”[10]；渔猎时代次之，则鸟兽等动物名称大致产生于这一时期，因为枪矛和梭镖的迅速推广，使得狩猎对象由少数几种大型动物扩展到多种动物，甚至鸟类；还有土蜂“蜾蠃”的得名，应该在采集时代与狩猎时代交替、人类由吃植物到吃肉的过渡时期；陶器时代又次之，则开始时为陶制的“锅”之类的炊事用具名称的产生要晚一些；铜铁时代在后，而制造车辆需要金属刀斧的帮助，所以车轮“毂辘”名称的产生则又应晚于“锅”。这些次第,虽然也免不了有些错综、例外，不可绝对化，但我们既然有原始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作依据，大部分同根词的相对时代先后层次基本上还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命名时的这种由此及彼、比况类推的现象，在世界其他语言中也可以发现。在克拉马特一带的印地安语言中，有“l─加在动词和名词前的前缀，形容或指明圆形或橙形、圆柱形、平圆形或球形的物体或轮状物；也指容积大的东西；此外，还指用这种形状的物体完成的行动；或者指身体、臂膀、手或其他部分的圆形或半圆形的波状运动。因而这个前缀常常与云、天体、地表面的圆形斜坡、圆形或球形水果、石头和房屋(房屋通常呈圆形)连用。它还用于畜群、围场、社交聚会(因为集会通常都围成圆圈)，等等。”[11]

看来，“圆”这个概念，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圆形或接近圆形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树果、鸟卵的球形圆，瓜蓏的球形或椭圆形、圆柱形的圆，禾穗的圆锥形或圆柱形的圆；球形的立体圆，环形的平面圆；浑然一体的圆，断续相连的圆；实心的圆，空心的圆；静止的圆、旋转的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千差万别，却大同小异，它们都有一个或相同、或近似，或明显、或隐蔽的特征──圆。

同根词的类比孳乳，是在同一意义层次之内沿着水平方向进行的孳乳运动，因而是一种横向的孳乳，其主要表现为意义的扩展。横向孳乳所产生的同根词与同根词之间呈现出平行的联系。

二

“蜾蠃”因“果臝”而得名，那么,“果臝”又因什么而得名呢？现代的语言学家们对这个历史之谜也进行了探索。

张寿林说:“物体圆者，流转有声，音近Gulu，初民模仿，以为称谓。”[12]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列举“模仿语(一)”是“圆转的声音”说得更形象：

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初民……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臝”、“蜗蠃”、“栝蒌”、“颗颅”，……都用这笼统的称号。[13]

根据这些材料，基本可以判定，“果臝”产生于语根gulu，“初民模仿，以为称谓”。由语根gulu产生的原始词语“果臝”，成为“蜾蠃”等词产生的根词。

由语根直接生发的原始根词一旦产生，也就为语言词汇的丰富奠定了基础。那些由语根生发而来的根词，有的具有极强的直接或间接的孳生繁衍能力，它的音义形式为后来新词的孳衍提供了现成的条件。既然有了语根和根词，有了现成的语源意义和语音形式，实质内容和物质外壳都已具备，可供借鉴，人类就充分地利用它，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不断地扩展开去，施之于相关、相似甚至相反的事物。于是，由根词孳衍派生出一代新词，再由这一代的词儿孳衍派生出第二代、第三代的新词，以至无穷，一代又一代的新词也就源源不断地孳生繁衍出来。

这些在根词的基础上孳生繁衍出来的一代又一代新词，既然最初出自同一语根，也就可以称之为“同根词”。词的这种孳衍派生、滋生增益的过程，就叫做“孳乳”。

语言的词汇系统，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的存在形式；同根词的孳乳过程，也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折射。人们的思维过程，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之过程进行的；这个过程，又是沿着横的(空间)和纵的(时间)两个方向层层展开的。因此，同根词的孳乳活动，也就随着人们思维的发展，既沿着水平方向进行横向的扩展，又沿着垂直方向进行纵向的递进。

一个根词一经产生，就成为音义的结合体：语音形式是它的物质外壳，所指事物是它的意义指向。人们就利用这个现成的物质外壳，来它个“旧瓶装新酒”，转而表示别的事物。而新、旧事物(从人们为事物命名的先后次序而言)之间过渡的桥梁，则是它们之间特征或标志的相似性。就是说，将要被命名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或标志，与已命名的事物的特征或标志特别相似，人们就以这两个事物之间特别相似的那个特征或标志为线索，进行联想、类比，由此及彼地将已有的语音形式套用到另一事物之上，从而造出新词来。正如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所说：“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14]

“果臝”一词产生之后，人们发现，树木的果实，尽管大小有别、颜色各异，味道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形体都是圆形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又不断地发现，地上爬的、天上飞的，乃至人们自已的身体上，都有一些物体是圆形的。怎么为这些事物命名呢？既然已经有了gulu的语音形式，它所表示的事物(果实)与这些事物之间又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圆形，于是，人们就以此为线索，将现成的语音形式gulu一一使用到这些事物身上。这样，先有了瓜果名“果臝”，后来也就逐渐有了昆虫名“蜾蠃”、小鸟名 “果鸁”、炊具名“锅”、车轮名“毂辘”……

三

昆虫名“蜾蠃”产生于瓜果名“果臝”，“果臝”产生于语根gulu，那么，gulu又何来何往？我们可以再接再厉，对这个历史之谜进行深入探讨。

蜾蠃又名“蒲卢”。《礼记·中庸》：“夫政也者，蒲卢也。”郑玄注：“蒲卢，蜾蠃，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蒲卢”之名，同样可以证实以上之说。

潘尊行说：“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lu来模仿，这就是《尔雅》的‘毗刘暴乐’，木叶滚下来的声音。因此，蜾蠃又叫‘蒲卢’，丘垅又叫‘培塿’。”[13]

语音形式p-l-和k-l-一样，也是起源于摹拟物体折断、劈裂、掉落的响声。《尔雅·释诂下》：“毗刘，暴乐也。”郝懿行义疏:“‘毗刘暴乐’盖古方俗之语，不论其字，唯取其声。今登莱间人凡果实及木叶堕落谓之‘毗刘杷拉’，‘杷拉’亦即‘暴乐’之声转。”这就犹如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来模仿一样。正因为如此，k-l-和p-l-两种语音形式常常可以互换。

潘氏以前就曾说过：“吾人于土蜂之变言‘果蠃’为‘蒲卢”，已见k-l-与b-l-两语核之相当矣。同例，蜗牛谓之‘蜗蠃’(《说文》)，又谓之‘蚹蠃”(《尔雅·释鱼》)，亦曰‘仆累’(《管子·地员》)；矛谓之‘屈卢’(《史记·仲尼弟子端木赐列传》)，又谓之‘勃卢’(《越绝书》)。吾人得因之以推知蚶谓之‘魁陆’(《尔雅·释鱼》郭注)，蚌谓之‘蛤梨’(《淮南·道应》高注)，蜃谓之‘蒲卢’，原亦为一语之变。且知《尔雅》中一物二名而互为训，如《释草》‘莞，苻离’，莞之言‘芄兰’，并指其曼生；《释木》‘瘣木，苻娄’， 之言‘块垒’，并状其拥(臃)肿，亦此两语核之变。”[15]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也说：“苻离、苻娄、蒲卢、蚹蠃，皆有魁瘣拥肿之意。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圆，故又有圆意。莞之名‘苻离’，以其首有台也；瘣木之名‘苻娄’，以其无枝而拥肿也；又蒲卢之腹与蚹蠃之甲，皆有魁垒之意，故四者同名。《释诂》：‘毗刘暴乐也。’‘毗刘暴乐’皆‘苻娄’之转语，其义亦由是引申矣。”[16]

其实，应该颠倒过来说，“苻娄”等名称是从“毗刘暴乐”引申(孳乳)而来的。潘尊行和王国维的话说明：即使是同一种声音，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甚至不同的人，听来也会有所不同，摹拟的结果可能更是五花八门。[17]

从语根g/bulu到“蜾蠃”的分化演变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小虫大世界，物名大乾坤。从一个小小的虫名，竟然可以看出其背后隐藏的语言演化的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A].观堂集林[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08.

[2]程瑶田.果臝转语记[A].安徽丛书(第二期)[C].安徽丛书编印处，1934：1-2.

[3]程瑶田.通艺录·释虫小记·螟蛉蜾蠃异闻记[A].安徽丛书(第二期)[C].安徽丛书编印处，1934.

4]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J].国学季刊,1,(3)：426.

[5]刘师培.物名溯源[A].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C]，卷七：2-3.

[6]刘师培.物名溯源续补[A].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C]，卷七：3.

[7]伍铁平.语言的模糊性和词源学.外语教学[J].1986(1)：45.

[8]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268.

[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原始社会发展史综合分期表[A].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美)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

[1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6.

[12]张寿林.三百篇联绵字研究[J]..燕京学报,13：178.

[13]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J].国学季刊,1(3)：426-427.

[14](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2.

[15]潘尊行.果臝变语与谐声，忽与果臝[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3：45-46.

[1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3-224.

[17]任继昉.汉语语源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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