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釋詩言志

錢穆先生

詩言志，這句話，似乎語義甚明白，不煩再解釋。但究竟這是兩千年前人的話，他們講這句話時的真意義，是否如兩千年後我們所想像？這裡卻有問題了。

清儒治古經籍，總是尊重漢人舊說，認爲漢儒去古未遠，而且有師說相承，因此漢儒對古人的瞭解，總比後代更親切，更可靠。清儒這一番意見，實值得我們再注意。讓我且舉鄭玄《六藝論》論詩一節略加以闡述。鄭玄說：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誠懇而已。斯道稍衰，奸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體，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鄭玄這番話，認爲詩之興起，弦歌諷諭之爲用，乃在斯道稍衰，禮樂製作之後，這意見大有老莊道家意味，在歷史事實上，確可商榷。但至少有兩點該注意。第一，詩言志，必有一所與言之對象，並不像後代如李太白春日醉起言志，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之類，在自言自語地言志。第二，所謂志，乃專指政治方面言，也不似後代詩人之就于日常個人情感言。《詩經》三百首中，如雅頌，顯然關涉政治者可不論。即如十五國風，近人都說是民間文學。夷考其實，頗不然。即有些原是民間的，但已經詩人一番整理，文字雅化了，音節配上固定的曲譜了，其使用意義，也可能與原先意義不同了。即如《關雎》那一首詩，褒然列爲詩三百之第一首，鄭氏說：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既用之邦國，我們不能定說它只是一首民間的自由戀愛詩。古經師的說法，我們不能定說它全沒有根據。不論此詩是指周文王時，抑康王時，總之在賦詩言志的人，他意有所諷諭，則決不定限於某一時，某一人，與某一事。而且任何人，借著機會，唱出當時流行的某一首舊詩，而別有所諷諭，那亦是賦詩言志了。

古代貴族極重禮，列國君卿相見，必有一番宴享之禮。逢宴享時，又例必作樂唱詩。於是借著那席間唱詩的機會，雖然所唱只是些當時流行人人習熟的某一首舊詩，但在唱詩人心中則別有所指，借他所唱來作諷諭，此事在春秋時代極盛行。讓我們舉《左傳》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七子賦詩言志那一番有名的故事來作證。《左傳》原文如下引：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趙孟明說我將藉以觀七子之志。當時七人都唱了一首詩，所唱都是些舊詩，但趙孟聽了，都瞭解他們心中所指，對每一人都有一答覆。可見詩言志，古人多運用在政治場合中。所言之志，都牽涉到政治。我嘗說，中國古代文學，大體是一種政治性的貴族文學，《詩經》三百首，亦不例外。所以章學誠要說六經皆史，這實在是一極大的發明。章氏所謂六經皆史，殊不如我們所想像，認爲六經皆可作史料看。當知章氏所謂六經皆史之史字，乃指當時的官書言。在章氏本意，只說六經皆是當時的王官學而已。此在章氏原書《文史通義》中，說得很明白很詳細。我們讀清代乾嘉時人著作，尚易滋誤會，更何況讀兩千年前的古經籍？

我們明白得這一義，才知詩長於諷諭，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些話皆有其真際與分限。而中國後代言詩，皆主溫婉，不主峭直，皆由此淵源。我們並亦因此而可以明白章氏《文史通義》中所論戰國策士遊說之文，其源出於春秋時代行人辭命的這一番創見。正因由春秋到戰國，那時貴族古禮都破壞了，不再有臨宴賦詩那些事。而時代風氣，也一切在激急地變，到戰國時，也沒有像鄭玄所說君道剛嚴臣道柔順那一種分別了。因此戰國策士遊說，已不是賦詩言志那一套，於是變成直抒己見，又創出了新文體。明白言之，則由詩轉成爲散文，由散文來言志，不是更顯豁、更明暢了嗎。

直到近代，中國社會家宅大門外，還有寫著詩禮傳家的慣用語。在鄭玄，把禮之變來說詩之興起，那即是我常所主張，要把中國全部文化史作背景來寫中國文學史之微旨所在。清儒中有焦循，深識此微旨，因此焦循論文學，也時時有他特出的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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