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戀愛與恐怖
錢穆：戀愛與恐怖
錢穆先生
中國人主張合內外，又重情，情即合內外而成。情又可分兩類，一是由內感外，一是由外感內。今亦可稱由內感外者爲情，由外感內者爲感。
《中庸》言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其實七情中以欲爲主。合於所欲則生愛，反於所欲則生惡。得其所愛則生樂，失其所愛則生哀。遇所愛則生喜，遇所惡則生怒。故七情以內爲主，即以己爲中心。天地萬物皆在外，隨其所感而情斯變。欲即性也。性由天命，而以己爲中心，亦即以天爲中心。此又謂之合天人。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即猶《中庸》之言率性。俗言任性。然則中國人生理想乃是要任性，任性亦猶言任天。惟此天字亦可分內外。在己之內者爲性，尚有在己之外者。如云天理，則即孔子言不逾矩之矩字。能任己之性而不違天理，則其間當有一段修養工夫。孟子曰："盡心知性，盡性知天。"是也。
惟孔孟儒家比較偏重講究內，莊老道家則比較偏重講究外。《中庸》《易傳》已把此內外會通說了。宋理學家更然，乃分說天理人欲，心所欲而逾矩了，即是人欲。外面規矩與內心所欲合一無違，乃始是天理，始是通天人合內外的境界。
西方人把天人內外過分分別，由此尋求真理，不敢羼入情感。中國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則像是認爲理中便不涵有情，這就與中國人想法大異了。但人終不能無情。西方哲學戒言情，惟其文學則仍好言情。但其所好言之情，乃亦與中國人所言之情有異。在西方小說劇本乃至最近之電影中，所言情，最要者有兩項。一曰戀愛，一曰恐怖。西方人之戀愛與中國七情之愛有不同。孔子曰："從吾所好。"中國人言好惡，即如言愛惡。此好字所指極廣泛，愛字亦然。而西方人言戀愛，則專指男女異性之愛言。中國人重言情，而在此異性戀愛方面則似頗不重視。孟子言慕少艾，此亦壯年人常情。然慕與愛好又稍有不同，愛與好之反面有一惡字，慕則無反面字。人情之摯，必有相反之兩面，無反面則情不摯。慕則只是一種想慕。不加想慕，則與己無關，對之自無情可言。戀愛與慕固不同，但同無反面字。互不戀愛，則爾爲爾，我爲我，互不相關。故戀愛乃雙方專一之愛，施於此，則不再施於彼，對象獨特。《論語》言："泛愛眾而親仁"，韓愈言："博愛之謂仁"，則其愛普廣，可及於全人類，並可推以及於天地萬物，而盡納其中。中國人之言人情乃如此。故人可以爲天地萬物之中心，即每一人各可以爲天地萬物之中心，乃據此情而言。如我此情變，則天地萬物亦隨而變。
中國人情有極難言者，如追隨田橫流亡海島之五百壯士，其高卓之情，豈不永爲國人千古所仰慕。然其情爲何等情，無以名之，則惟當仍名之曰愛。其對田橫之愛敬愛重，可謂融通君臣朋友兩倫之愛而一之。夫婦父子兄弟三倫之愛，亦豈能更超乎其上。至於田橫之自刎，不願面見漢祖，亦惟其一己自愛自重之意而已。其于漢祖，固無所惡，無所怒。其自刎而死，固亦無所悲，亦無喜樂可言。中國人情乃有如此之深厚而誠摯者，又烏得與西方人言戀愛之情相提並論。如田橫，如其五百壯士，謂之乃天地一中心，而天地亦無以違，豈不昭然若揭乎。
國史大綱
西方人對知識喜分門別類，專一求之。其對情感亦然，亦喜分別對象，專一以求。於普遍廣泛處，一若與己不相干。知如此，情如此，則意亦如此。故其於天地間一切對象，均加分別，均有界域，而又人各不同。換言之，即人各一天地，而互不相通。故西方人重外，各謀自占一天地，而人之與人間，互不相通。此爲西方個人主義之所由生。既屬個人主義，其對外又復何愛可言。
深言之，則尚有甚者。不僅人與人相別不相通。即我之爲我，就其內在言，亦可有分別不同處。如遇戀愛，可一心一意在戀愛上，天地一切盡置不顧。即我之內在一切，亦同可置之不顧。斯時則我即是一戀愛，戀愛即是一我。西方人說結婚爲戀愛之墳墓，實亦可說結婚乃即爲戀愛時我一己之墳墓。結婚後，乃另爲一我，當另找一事物新對象，以表現其爲我。
此種心情，可舉牛頓爲例。其研討蘋果落地時，與其爲大小兩貓辟大小兩壁洞時，分別兩事，幾若成爲兩個牛頓。即在同時，牛頓乃有兩個我之存在，心情不同，斯其表現亦不同。因西方人重外不重內，內在之我即寄存於其對外面事物之心情與作爲上。無對外面之心情與作爲，即無我可見。如運動，本爲一己衛生鍛煉之用，亦可爲我生活中一愛好，一行爲，我與外即由此而合一。而西方運動家則即以此一心一事來寄託我，完成我，乃若我之爲我，即在此一心一事上，豈不過於重外輕內了。而外面之對象與事物則甚爲複雜，不相和一。商人重利輕離別，拋妻遺子，遠去異鄉，在其家庭中等如無己。尤其在海濤洶湧中，蹈險履危，慣於此等生活，乃更見己之爲己，我之爲我，全操縱在外面，幾不知有我之存在。故方其出外經商，及其還家團聚，乃若有兩個己之存在，其身則一，其心則異。於是遂若其生命寄託，主要轉在身，而次要始在心。不如一農人，夫婦父子晨夕相親，生死相伴。我此生命主要則在家庭，次要乃在田野。祠堂墳墓，尤見身之既腐，而生前心事猶在他人之心中。故中國人有人格觀，人品觀，實即一人之生命觀，而西方人似無之。余常謂中國歷史重人，西方歷史重事。中國乃以一文學家寫出其文學來，而西方則以其寫有文學而始成爲一文學家。凡此論點，皆由雙方內心深處生有此分別，而遂成爲雙方文化體系之大分別。
尤要者，西方生命寄於外，內顧則虛。舍卻外面一切事物作爲，乃若無己可知，無我可有。此與中國道家言無我又不同。道家言無我，乃是一渾沌，泯除一切分別，乃見真我。儒家則化聞見爲聰明，於一切分別中會通和合乃見我。吾妻吾子，吾屋吾田，吾鄉吾國，於吾之天地中，而我爲其一中心之主。西方人則於外面一切事物中覓我，其權操在外，我不得爲之主。乃於內心深處，終不免對外面事物生一恐怖感。
戀愛對象專，攫得此對象，在我始見爲充實，此之謂戀愛之佔有。或投身此對象，亦見有充實，此之謂戀愛之犧牲。西方人對生活其他方面，亦必擇一專一對象，始有著手處。但外面對象終有一不易分別，不可捉摸之渾然一存在，西方人之恐怖感即由此生。中國人生以己爲主。己之立，則一切皆由己作主宰，乃不覺有恐怖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生命終有一內外之分，內則此心，外則此身。身體健康亦不可忽。內則爲己，外則爲天，畏則爲一戒慎心。己雖爲主，天命亦不可不戒慎。內有己而外有群，大人者一群中之領袖，故對之亦不可不戒懼。聖人發明此理，故對聖人言，亦不可不戒慎。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我何畏彼哉。故君子能獨立不懼。有殺身成仁，有捨生取義，皆由我作主，而仁義又即我之大生命所在，此又何畏焉。故畏乃對外逐事有之，精言之，畏之知的成分實多於情的成分。非如喜怒哀樂，外面渾然一體，乃盡在吾情之內也。悲亦自外來，與畏略相似。悲天憫人，即對外面渾然之體而有悲，主要亦屬知的成分多於情的成分。故悲終是悲其外，即悲從中來，悲亦無反面字。不如哀之發於中而對於外，內外乃爲渾然之一體。孔子常兼言仁智，仁屬情，智屬知，仁中有智，智中有仁，甚難嚴格分別。亦可謂智亦屬於仁，惟仁乃爲其渾然之一體。今人多以悲與畏謂其屬於情，此亦見仁智之難分耳。故必連言悲哀，乃始純是情，乃始有其反面。今人據西洋文學分言悲喜劇，悲喜乃成爲相反之兩面，此如中國人言悲歡離合，惟悲歡之情終不如喜怒哀樂之重要。庚信《哀江南賦》，亦不得改爲《悲江南賦》是已。
西方人生命寄在外，外面一切事物此爭彼奪，勝敗無常，若終有一不可知之外力存在。此外力不可知，乃造爲各種神怪，以代表此不可知之外力，以形成各種恐怖小說，恐怖戲劇，恐怖電影，使人看了反覺內心有一安慰，有一滿足，此正見西方人之內心空虛，故遂生出此要求。而此種恐怖，則不僅在小說戲劇電影中有之，實際人生中亦時時處處有之。故西方人對人生必主鬥爭，主進取，而永無休止。即此一恐怖感爲之排布也。
中國亦有神怪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榜》之類，但與西方以恐怖爲終極者不同。至如《聊齋志異》中諸妖狐，則使人夢寐求之，欲得一親而未得爲憾。又如《白蛇傳》，白蛇對其夫其子之愛，豈不更勝於人類。其遭遇挫折，盡人同情。雖屬神怪，亦何恐怖之有。西方人於恐怖題材外，又有冒險題材。冒險多爲打散恐怖。中國亦有冒險題材，則出自俠義忠勇，又與西方不同。要之，西方文學恐怖神怪冒險多在外面自然界，給與人生以種種之壓迫。而中國之神怪冒險，則皆在人文界，使自然亦臻于人文化。其心理不同有如此。
恐怖心之外，又有怨恨心。西洋史所表現常見怨恨，直至近代猶然。而在中國，則怨恨不列入七情。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德與怨皆外來，報則以內應外，與存於內而發之外者有不同。一見其爲己，一見其由人。人之有德於我，猶云見恩圖報，以德報德，見己情之厚。人之有怨於我，以直報怨，見己情之正，在我無怨，非以怨報怨也。外面所來，有不當怨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是也。孔子之辭魯司寇職而去，周遊十四年而返，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又曰："人不知而不慍。"則于天於人，無怨無尤。孟子四十不動心，此見孔子之不動心，即其情不變，斯之謂己之立。亦有不能無怨者，能化怨爲哀，哀怨亦庶不失其情矣。又俗言怨氣，氣與情又不同。情轉成氣，皆當戒懼。七情中惟喜怒，俗皆言氣。而怒尤當慎，尤當戒。今人皆知中國人重情，但此情字涵有甚深義蘊，須體會，須領悟。不得謂凡起於心生於氣者皆我情，則此等情惟當戒，惟當慎，不當重矣。
恨字古人少言。唐人詩有《長恨歌》，歌中所詠，洵可恨。恨猶憾也。處事不當，遺恨遺憾，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心難忘。此在常人有所不免。能化爲幽恨，不發露在外，此亦可諒可恕，可予以同情。若移此恨以對人，則失德之尤，無情之尤，又烏得謂恨亦人情乎。《論語》言："人不堪其憂。"此則在己之憂，與恨又不同。中國人又連言憂樂，而七情言哀樂。憂只在己，哀則對外而發。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憂不爲己，人不堪其憂，而仲淹代憂之，此又高德之表現，而非可望之人人者。此亦見中國人對人情之大有講究。心理狀態，千端萬緒，而情則最值珍重。中國人之人生哲理，其深邃溫厚有如此。故俗言，合情合理，乃見未有不合情而能合於理者。又日天理人情，乃見人情即大理，亦見天理即人情也。
要之，西方人好分別，愈分別則一切存在將愈見爲細微，而終則墮入於空虛。西方人又重外，故好擴張。其實外在無涯涘，愈擴張則內在者亦將見爲愈微細，而終亦墮入於空虛。中國人重其一己，立己以爲天地萬物之中心，斯其對天地萬物又烏得無情。乃惟此情，遂見己之爲天地萬物之中心耳。西方人重外，重分別，其病乃不知其一己之爲己。西方人之視其己，則亦如一物而止。其心情之最要流露，則在文學中。余特舉其戀愛與恐怖兩項以爲之證，其他不詳論。
文學既必以心情爲淵源，而中國人心情與西方人不同，故其文學內涵亦不同。今國人模襲西方文學外在之體貌，競誇以爲新文學。而中國己有之文學傳統，則目之爲舊文學，又稱之曰死文學。是豈中國人五千年來之傳統心情可使盡歸死亡，而能一以西方心情爲心情乎。此實大可研討一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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