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錢穆先生
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
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
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
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
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
“天命” 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
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
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
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 ，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
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瞭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
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
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
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
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
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五月端午节
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
时年九十六岁
胡美琪：后记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家前的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家安定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联合报为纪念宾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然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自己，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这原是宾四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论文集而写，今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作一说明，以助读者对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一段颇长时期，不肯起来散步。
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诣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
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
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应景一下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就扶宾四到房门外过道上散步。
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
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
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
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的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
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为他的健康高兴外，也未能瞭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明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
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瞭解。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
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真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
不久孙主编连来电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
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
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
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瞭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
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
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
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些重复处。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虽只是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
以后又续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
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
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
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的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不能自主，心已飘向远方。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
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
深恨我未能在宾四生前对此多有体会，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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