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忽然失踪
段玉裁晚年颇有推崇理学的表示，又自责生平喜言训诂考证，舍本逐末。这个例子好像表示“尊德性”的空气仍然笼罩着乾、嘉的学术界，以致像段玉裁这样的考证大师都要忏悔自己太过于追求“道问学”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处理。本来儒学的重心确在它的道德性、宗教性的方面，而儒学的这一部分则正托身在它的“尊德性”的传统里面。清儒的考证之学虽然发扬了儒家的致知精神，但是同时也不免使“道问学”和“尊德性”分的越来越远。和“尊德性”疏离之后的“道问学”当然不可能直接关系到“世道人心”，也不足以保证个人的“成德“。乾、嘉之世，儒家统一性的“道”的观念尚未解体，一意追求知识（尽管是关于儒家经典的知识）的学者在离开书斋的时候难免会怀疑自己的专门绝业究竟于世何补、于己何益。段玉裁类似悔恨的言论应该从这种心理的角度去了解。（至于专讲“尊德性”是否必然有补于“世道人心”，甚至是否可以保证个人“成德”，则纯是一事实问题。这里可置之不论。）16世纪时欧洲有些基督教的人文学者（christian humanists）在从事训诂考证（philology）之余也往往流露出歉疚之情，觉得他们的训诂工作无补于弘扬基督之道。但是如果细察他们生平研治训诂的经过，那真可以说得上是全幅生命都贯注在里面。他们事实上是把虔敬上帝的宗教热诚转移到学术研究上面去了。换句话说，学术研究已成为他们的宗教使命了。段玉裁和许多其他乾、嘉学者也是如此；他们‘‘尊德性’’的精神、‘‘主敬’’的精神都具体地表现在‘‘道问学’’的上面。段玉裁一方面说他平生不治理学，追悔已晚，一方面却因为不知道“之”、“脂”、“支”三部的古音分别何在，而写信给江有诰说：“ 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为三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孔子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现在段玉裁竟把儒家这种最庄严的道德情操移用到“闻”古音之“道”上面，这岂不可以说明清儒是用“尊德性”的精神来从事于“道问学”吗？我说清代思想的中心意义在于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所指的正是这种“道问学”的精神。“智识主义”不过是“道问学”的现代说法而已。
其实把清代看作儒家“道问学”的历史阶段并不是我个人的什么特殊发现,清代学者自己就是这样说的。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告诉我们：儒家之道不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大类的学术，清代学术虽广博，但“其运实为道问学”。他说这话是表示对清代儒学的偏向发展有所不满，可是他所下的历史断案却是动摇不了的。但是历史是一种经验知识，我们并不能以一两句富于真知灼见的断语为满足。清代之运何以为“道问学”，其中仍有无数的曲折在。怎样把这许多曲折原原本本的整理出来，使大家都能看清这一段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这才是现代史学工作者的任务。
我在开始时就说过，我对清代思想史提出一种新解释是因为我觉得以前从外缘方面来处理清代学术的几种理论不能完全使我信服。无论是“满清压迫”说或“市民阶级兴起”说，最多都只能解释清初学术转变的一部分原因，而且也都太着重外在的事态对思想史的影响了。“反理学”之说虽然好像是从思想史发展的本身来着眼的，但事实上也是外缘论的一种伸延。因为追溯到最后，“反理学”的契机仍然是满洲人的征服中国激起了学者对空谈心性的深恶痛绝。但是我虽然批评了以上多种解释，却并不否定它们在一定限度内各有其有效性。我自己提出的“内在理路”的新解释更不能代替以上各种外缘论，而不过是它们的一种补充、一种修正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决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然而只讲外缘，忽略了“内在理路”，则学术思想始终无法讲得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所以我的新解释决没有全面性，因而也并不必然和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旧说处在势不两立的地位。事实上，我的新解正是乘旧说的间隙而起。“内在理路”既是思想史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以前的外缘论者也都多少接触到了它，不过没有达到自觉的境地，更没有在这一方面做过比较有系统的、全面的探讨而已。倘使没有章太炎先生以来的许多思想史先辈留下的种种线索，我不相信我今天能够提出一种这样初步的看法。所以我的新解释的产生，其本身便是思想史“内在理路”的一个最好见证。至于我的说法究竟站不站得住，那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我必须郑重声明一句，根据“内在理路”来整理清代思想史，我自己的工作也不过刚刚有个初步的头绪。这中间牵涉到无数具体而专门的问题，需要耐心地去解决，而且也决不是我个人的才力和精神所能够承担得起来的。我恳切地盼望有更多的同道来开辟清代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
——《论戴震与章学诚》
文字輸入 吳君濯
文字校對 胡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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