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略論中國文學中之音樂

錢穆先生

余常言，文化乃一大生命，亦如一大建築。言生命，必究其根性。言建築，必明其結構。凡屬文化體系中一項目，一現象，胥可於此辨其主從及其輕重。余于音樂屬門外漢，僅止愛好。但論其在文化全體系中之地位與意義，則未嘗不可姑妄言之。

中國音樂，常與文學相聯繫。文學爲主，而音樂爲之輔。古詩三百首，乃中國歷代文學不祧之祖。樂即附於詩，故詩辭更重要過歌聲。詩體中之最莊嚴者，其歌聲最簡淡。清廟之頌，一聲三歎。大小雅次之。風詩最下，其歌聲亦最繁。孔子言："鄭聲淫。"因其歌聲尤繁，聲掩其辭，特以取悅於聽者。衛風亦然。所謂淫，非指其辭言。逮後樂聲愈變愈繁，至孟子時，乃有今樂古樂之爭。音樂之愈趨獨立，乃至脫離其文學之本。於是此下儒者，僅守《詩經》文辭，而至忘棄其音樂。

即如《楚辭·九歌》，亦文學音樂相聯繫。漢代樂府亦然。然最後仍是聲亡而辭存。即唐詩中之七絕句及宋人之詞，其先莫不附以樂，歌伎唱之以侑酒。下至元劇，亦以文學與音樂配合，而後亦亡其樂而存其辭。惟明代昆曲，至今歌譜尚留。然昆曲之辭，亦尚雅。演變至於當前流行之國劇，則歌聲特居重要，而唱辭有俗不可耐者。一代老伶工，莫不以歌喉博眾歡。其次有演技，身段、工架、臺步、手勢，乃在歌唱外加以舞蹈，又加以臉譜袍服，繡龍繡鳳，則又加以圖繪。於是加以鑼鼓胡琴諸色樂器。但更要者，則仍爲此劇本中之故事。教忠教孝，真情至性，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故國劇終不失其一種極高之文學性，不失爲中國文化中特具有和合相之特性之顯明一例。與西方文化中文學、音樂、舞蹈、圖繪各自分途發展之趨勢有異。

中國古人常言禮樂，禮爲主，樂爲輔。即就《詩經》言，朝廷大典，禮與文學與音樂，三者緊密相系，融爲一體。春秋時，列國卿大夫國際外交，仍亦以賦詩見志。然至戰國，即不能然。叔孫通爲漢定朝儀，不聞更定朝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無樂經。循至宋代諸儒，極意欲興古樂，終成空想。然禮之氾濫下流則爲俗禮。俗亦人生之一面。亦可謂中國之文學與音樂，歷古相禪，雖各有變，乃無不與人生緊密相系，融爲一體。如荊軻赴秦，眾友送之，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漢高祖得天下，會宴豐沛鄉里，歌焉得猛士守四方。蔡文姬歸漢，有《胡茄十八拍》。此皆其例。下至南宋，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下遂有彈詞，有大鼓詩，有鳳陽花鼓，莫非音樂文學與人生緊密聯繫之例。雖與舞臺劇之發展稍異，要之，仍是中國文化特性中之一和合相，則其精神意義仍是相同。

惟音樂文學與人生之緊密相系，其間有一歧途。一爲群體，一屬個人。如文王拘幽操琴，孔子居衛鼓瑟，此則在一人獨居時借音樂爲消遣而見志。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亦個人消遣，貴於能自見己志。若僅爲消遣，則僅屬人生中一鬆弛，一脫節。惟能於消遣中有以見志，則仍在人生深處。獨鍾子期能見伯牙之志，故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此一故事，在中國音樂史上實具深義，非識得此意，則恐不可與語中國之音樂。

嵇康之《廣陵散》不肯傳人，非惜其技以自傲，乃憾一時無可傳者。伯牙之志在高山，在流水，豈誠僅志於高山流水而已乎。身在高山流水間者多矣，目中有此山水，心中無此山水，此則俗人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此即孔子之志在流水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則孟子之志在高山也。歐陽永叔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此意又豈得盡人語之。嵇康之《廣陵散》，平日獨居，一琴自操，乃別有其志之所在。技而進乎道。昧于道斯無法相傳矣。

嵇康又有《聲無哀樂論》，此意亦當細參。哀樂乃人生一大事，離卻人生，復何哀樂可言。非音樂中自有哀樂，乃操音作樂者之志有哀樂，而於其音樂中透出。哀樂乃在此音樂家之心中，故曰聲無哀樂也。然則音樂豈可脫離人生而自爲發展，故當時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鼓琴，乃絲聲。後世乃有簫笛管樂代之而起。琴則僅在雙手撥弦，聲音限在器物上。簫笛由人吹。有人氣在內，聲自不同。彌近人，斯彌易見人之哀樂矣。然簫笛仍賴一竹管，仍爲器物所限，故不如歌唱，全出人身，更易見哀樂之真。故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因其彌近自然，實則乃是彌近人生耳。

方其人蕭然以居，悠然以思，偶有哀樂在心，以嘯以歌，斯誠人生中音樂之一最高境界。或則一簫一笛，隨意吹奏，此亦人生一佳境，一樂事。蘇東坡遊赤壁，賓客三數人，扁舟江上。夜深人靜，客有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此誠是何等天地，何等情懷。簫中哀聲，發乎吹者之心，人乎聽者之心，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俯仰今古，一時遊情，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豈如今日大都市音樂演奏會，廣集群眾，乃爲資本社會獵取名利一手段。此雖亦是人生，但與中國文化理想中所追求嚮往之人生有不同。

長笛一聲人倚樓，此倚樓之人，亦必心有所懷，無可抒泄，乃以一聲長笛表達之。即如村野牧童，騎牛背上，亦心有所懷，但不自知所懷系何，偶亦一聲長笛，成爲此牧童人生中一佳境，一樂事。此亦中國人生音樂中之一例矣。

中國文學根源，必出自作者個人之內心深處。故亦能深入讀者之心，得其深厚之共鳴。音樂雖與文字分途發展，但其主要根源亦仍然出自音樂家之內心，故得與文學同歸。西方文學基礎主要建築在作家對外在人生之觀感與描述，較之中國已不免隔了一層。其音樂精神似亦多屬對外。惟其如此，故能分道揚鑣，各自發展。而集體音樂又遠佔優勢。即歌聲與樂器聲亦求各自發展。以群樂器合成一聲，乃有大樂隊之出現。余曾見之銀幕上，一堂圍坐，幾達兩百人。人操一器，器各不同。群奏一譜，和聲勝於獨聲。此起彼伏，如群浪洶湧，群壑連綿。必得有一指揮者，張手示意，一座皆不得由己作主。皆必得忘其自我，在全曲進行中各自盡其一部分之演奏。若加分別，即各不成聲。如此一大合樂隊，在其複雜諸樂器之組織配合中，若加進如中國之一簫一笛，豈不微弱渺小，實無幾多意義價值可言。

中國樂器中有笙，亦簫笛之類，惟不如簫笛之簡單，故亦不如簫笛之流行。蓋樂器愈簡單，則吹奏者愈得自由發揮其內心之所存，乃愈爲中國人所好。聞笙傳入西方，乃漸演變成鋼琴。鋼琴雖僅是一樂器，然彈奏鋼琴，正如一大樂隊之大合奏，其聲縱複雜繁變，終是爲器所限，人必服從器，而心無自由。西方人雖盛倡自由，然又樂於投身外面複雜環境中受其束縛，遂於此重重束縛中，爭取得絲毫自由，引爲人生大快。西方文化本身如是，音樂亦其一部分，自不例外。

今以一簫一笛與一鋼琴言，其爲器之簡單與複雜何可相擬。故彈鋼琴必先練習手法指法，逐步前進，俟其入門，乃得彈成譜。作譜者自是一音樂家，依譜彈奏，得其妙旨，始得亦成一音樂家。作譜者爲器所限，彈奏者又爲譜所限，於層層限制中獲取自由，須賴技巧，求所謂內心自由，已隔多少層。中國人如一牧童，騎牛背上，隨身攜一笛，隨意吹之，隨心所欲，自成腔調。所謂熟能生巧，所謂自有會心，個中妙處，乃由自得，不關苦練。故樂器則必求其簡單，人生環境亦力求簡單。顏淵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而樂在其中。樂器中如鋼琴，乃大富大貴，如簫笛，則陋巷簞瓢也。

余有中學同學劉天華，性好音樂，課餘參加軍樂隊。隊中有大喇叭，吹聲極單調，而環繞肩上，使人全身如負重擔，不得自由。群皆厭習，天華獨奮任之。隨大隊之尾末，蹣跚而行。所吹聲又單調乏味，人皆指以爲笑，天華樂任此不厭。後離學校轉習中樂，成名。余曾親聆其彈琵琶《十面埋伏》，在深夜中聽之，深加歡喜。後天華以二胡名，余未得親聆其奏，僅於收音機中聽之。竊謂天華誠有音樂天才，然所得終在技巧上，於中國音樂之妙處似仍有隔。如其奏《空山鳥語》，依中國文學意義言，此中妙趣乃在聽此鳥語者，而不在鳥語本身。故奏此曲貴能親切發揮出聽者之內心，若僅在鳥語聲上著意，技巧縱高，終落第二乘。《詩經》有賦比興三義，僅在鳥語聲上著意，此乃詩中之賦，然所賦仍貴在人之心情上。故必有比興。天華似于此上尚少深切體會。抑且《空山鳥語》乃與在其他處聞鳥語有不同。所謂鳥鳴山更幽，妙處正在一幽字上。此一幽字，亦不在空山，乃在此詩人之內心深處。故中國音樂貴能傳心，傳遞生命，斯爲得之。倘於大都市煩囂中奏此，則仍失其趣矣。天華之二胡能變一把手至二把手三把手，音變大增，技巧自工。然似不脫初年練習軍樂隊時之影響，能把西方音樂集體演奏之情調譜入中國簡單樂器如二胡中，斯則其大成功處也。若求其技而進乎道，則宜有更高境界在。

余最近遊香港，有人贈以許多大陸中國音樂之錄音帶，其中有簫笛兩種，皆最近大陸人所奏。吹笛者，十餘年前曾來香港，余曾親聆其演奏，技巧誠不差。洞簫亦雅有中國情味。然所錄各曲，其中多加配音，則無此必要，殊屬多餘。當其扁舟江上，一人倚樓，生於其心，動乎其氣，出乎其口，一簫一笛，隨手撥弄，天機橫溢，情趣爛然。若使必再約三數人或七八人來作配音，則無此場地，亦且異其心情。必當在大城市大商場大酒樓，賣票盈座。而天地已變，情懷迥別，同此簫笛，同此音節，而不復同此情懷矣。簫聲和細，配音尚有限制，尚能多保留簫聲之原味。而笛聲清越高亮，配音益繁雜，益縱放，甚至鑼鼓笙琴喧鬧一片。笛聲時而亢奮乎其上，時而潛行乎其中。吹奏者之技巧自不可沒，要之，一人倚樓，牧童牛背之笛聲，則決不如此。此雖一小節，而討論文化批判其異同得失，則不可不明此意。

孟子言："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一人倚樓，牧童牛背，笛聲偶起，此爲獨樂樂也。然而樓上笛聲，可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牛背笛聲，可以橫溢四野，無遠弗屆。聞其聲者，亦得同此感受，此亦眾樂樂也。發乎一人，感及他人。其一人之發，則本乎天機真趣，情不自禁。而他人聞之，亦莫知其感動之所由。發者不待技巧，感者亦非先有音樂修養爲其知音，其間自存有一片天機，此即人類大生命所在也。陸象山有言："我雖不識一字，亦將堂堂地做一人。"牛背上之牧童，亦可言我雖不識一音，亦將悠悠然吹一笛。愈天真，則愈生動，愈深切。中國音樂之轉入一獨樂境界，如伯牙之鼓琴，如牧童之吹笛，技巧工拙有所不論，抑亦可謂其皆進乎道矣。

抗戰時余游昆明，一日，偕一友在大觀樓外雇一舟，蕩漾湖中。操舟一女子，忽引吭唱民謠。余二人聞而悅之，囑勿分心操舟，可一任其所至，汝且盡心所唱。適值風平浪靜，舟女亦興奮有加，賡續連唱了數十曲。夕陽西下，不得不停唱返棹。問此女，汝能唱幾多曲。女答，不知其數。半日之樂，樂不可言。然亦適逢此湖山，適值此風光，舟女亦適逢賞音之人，隨口唱出而已。若果勸此女改業登臺，爲一歌女，則必從頭用工夫苦練一番。待其上臺賣唱，亦決不能與此日湖上所唱相擬。音樂之所以超乎工夫技巧之上者在此。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良有以也。

余又曾看一西方電影名《翠堤春曉》。男女兩人駕車遊園，景色宜人，又配上一套音樂，使人恍然如在另一天地中。不記多少年後，又再看一次，依然動人。此誠不失爲西方一好電影。然念唐詩人之《楓橋夜泊》，終夜不寐，"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亦何等動人。鐘聲極單調，然配合此楓橋夜半，江楓漁火，羈客幽思，一聲聲單調鐘聲，正相配合。若必尋求一大樂隊，到岸上來演奏，豈不轉討此羈客之沒趣。否則此羈客亦必移轉心情，忘其羈苦，另生一番快樂。如今人處此境，必披衣離舟上岸，不耐聽此山寺之鐘聲矣。中國音樂之妙處，妙在自然。實則是妙在其即在此生命，此情此境中，享受得一番妙處，卻不待要舍此別求也。

白樂天在羈旅中，泊舟潯陽江頭，入夜聞隔舟琵琶聲，其聲悲哀，若有深怨。樂天亦別有感受，深抱同情。問之，乃一嫠婦。招來舟中，命其重彈。此婦驟遇知音，心一舒泰，彈聲益親切，益生動。樂天事過不能忘，遂成《琵琵行》一長詩，千年傳誦。此兩人當此深夜，潯陽江頭一曲琵琶聲之所感受，今千年後人猶可想像得之。竟可謂餘音繞江，千載猶在矣。此又中國人生與音樂與文學之緊密相系，融成一體之具體一例證。直至今日，人人競慕新文學，此詩遂成絕響。然可見中國人生乃求即時即地，在各人生活之真情實境中，內心深處，求天機，覓出路。文學然，音樂亦然。西方人乃謀於另求一新大地，新境界，令人投入，得新人生，新心情。其文學然，音樂亦然。故中國人重其內在，西方人則重其外在。惟求內在，故愈單純，癒合一。求之外在，則愈分歧，愈複雜，各自獨立，各自成一新天地，各自成一新生命。音樂之于人生，亦外在而自有其天地與生命。譬如西方一大樂隊合奏，人操一器，即不許此人自有心情，務令人人各自放心在其所操之樂器上，而諸樂器亦各無其獨立之地位，必於其樂隊所奏之全樂調中始有地位。徜謂音樂亦有心，亦有生命，則其心與其生命不在人，而在樂。此亦猶孟子所謂之眾樂樂。諸演奏者，皆必在全樂調之進展中得其樂。倘問此樂之樂究從何來，則必謂制此樂調者之心中來，是音樂仍不離人生也。然此制樂調者，會眾器成一調，其心至少不爲求一人孤聽，乃望大群集聽，此亦猶孟子所謂與眾樂樂也。惟其如此，樂中哀樂，由制者奏者至聽者，其間皆具無限條件，無限曲折，不親切，不自然，不天真。曲終人散，聽樂者雖亦一時有感受，散後歸去，即茫然若失，依然故我。轉不如倚樓有人，牛背牧童，彼之一笛，本不期在聽者。而赤壁扁舟，客吹洞簫，其心中之聽者，亦惟同舟數友而止。即此而論，西方音樂，每以大群爲對象，其中若不免有市場心理之羼入。中國音樂，其中乃深存農村心理，時不免有一種幽靜孤獨之情味。人生不同，斯音樂展出亦必有不同可知矣。

西方樂器首推鋼琴，雖由一人獨奏，亦依稀仿佛於一隊之合奏，此誠屬西方音樂之特色所在。惟大提琴小提琴在西方樂器中，較宜獨奏，雖亦加有配音，而頗近中國音樂之情調。中國人如馬思聰，能於小提琴中奏中國民謠，羼入中國味，已極受國人之欣賞。最近余游香港，曾去聽一音樂會，皆大陸頗負盛名之樂人來港演唱，有一大提琴演奏，羼入中國情調，拉中國民謠，最爲可喜。而洞簫長笛，於中國樂器中亦效西樂，多加配音，遂失中國之情味，轉爲可惜。今日國人於主張全盤西化外，亦主兼采中西，另開新局。然以余最近所聽大陸樂人如洞簫、長笛、大提琴之三種新聲，則彼此斟酌，實亦有大可商榷之餘地也。

又如西方劇，有歌劇與話劇兩種，然歌劇終不如話劇之盛行。而在中國，如晚清以來流行之京劇及地方戲，皆歌劇也，流行全國，歷久不衰。而慕效西方爲話劇，則終不受國人之深切歡迎，終亦不能與我固有之歌劇並駕齊驅，平頭齊進，其中亦深具意義，可資研究中西音樂者作闡申。姑此提出，以備研討。

余又論西方文化以宗教科學爲基本，中國文化以道德藝術爲基本。中國音樂在其文化結構中，應歸屬於藝術，發乎情，止乎禮義，尤應不背于道德，此可不詳論。西方音樂則顯與宗教緊密相系，教徒人教堂唱讚美詩頌聖歌，務求其心直通上帝，乃以上帝心來愛父母，愛家庭，愛人類大群。故宗教之博愛，乃本於上帝心，非本於各己心。而上帝則爲外於人類一客觀具體獨立之存在。若以此意來看西方音樂，詳於前論者，音樂亦不發乎奏樂者各己之心，而若別有一客觀之存在。此爲音樂與宗教在西方文化精神中一相同之點。又論科學，姑舉醫學爲例。西方醫學首重解剖，一屍體橫陳桌上，孰爲心，孰爲肺，孰爲肝，孰爲腎，逐一檢視，一若忘其屍體之亦曾同屬一生命，而亦視之爲生命外一客觀之存在，否則何能不汗乎顙，而心若冰霜，不稍動於衷乎？學音樂者之操一樂器，其心亦一在所操之器，一弦一鍵，各有妙義存在，亦從客觀入，不從自心出，豈不亦與學醫者之先習解剖有同一之心情乎。再論文學，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由我心達彼心，由彼心達我心，文辭特爲一工具，一媒介。而西方文學亦同重一客觀外在之描寫，須在此客觀描寫中不見我心，乃爲上乘。此又西方文學在其整體文化中，與音樂與科學與宗教有其相同之一點，即同有其一客觀獨立之存在。此又研討中西文化異同所當注意之一例也。

【相關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