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文化與文藝天地——論評施耐庵《水滸傳》及金聖歎批註
錢穆先生
中國文化中包涵的文藝天地特別廣大，特別深厚。亦可謂中國文化內容中，文藝天地便占了一個最主要的成分。若使在中國文化中抽去了文藝天地，中國文化將會見其陷於乾枯，失去靈動，而且亦將使中國文化失卻其真生命之淵泉所在，而無可發皇，不復暢遂，而終至於有窒塞斷折之憂。故欲保存中國文化，首當保存中國文化中那一個文藝天地。欲復興中國文化，亦首當復興中國文化中那一個文藝天地。本文標出此中國文化與文藝天地之總題，此下當分端各立題目，不論先後，不別輕重，不分長短，隨意所至，拉雜陳述。
一、活文學與死文學
文學當論好壞，不當論死活。凡屬存在到今，成爲一種文學的，則莫非是活的。其所以爲活的，則正因其是好的。爲何說它是好的，此則貴有能鑒別與欣賞的人。能鑒別欣賞好文學的，則必具有一種文學修養工夫。好文學則自有標準，不專在其能通俗、大家能懂而即便成爲好文學。要求通俗，其事亦難。俗善變，俗外有俗，通於此，未必即通於彼。近人又說文學當大眾化，大眾範圍也可無限延伸。不識一字，與僅識幾字的，都是大眾。沒有讀書，和僅讀幾本書的，也都是大眾。
要求通到無窮易變之俗，化及無窮延伸之大眾，那真不是件易事。並且若只是通俗與大眾化，也不一定便會是好文學。好文學有時不易使不讀書人不識字人也能解，能欣賞。有時僅能有少數人瞭解欣賞，但亦並不失其爲好文學。因此，好文學與通俗大眾文學，應該分開作兩項說。好文學比較通俗的也有，但不一定要兼此兩者始稱得好。
通俗文學流行在大眾間，近人說它是活文學，但很多是壽命不長，過些時便死了。這不待遠求證據，即在當前數十年間，一時風行，隨即便被遺忘的作品太多了。如此則活文學轉瞬便變成了死文學。何以故，因其只求通俗，只求在大眾間流行，而大眾則如長江之水，後浪推前浪，轉瞬都變了。物件一失，自己立場也站不住。這因其文章本身並不好，所以會短命，過時便死。要是好文學，雖不通俗，雖不人人都能欣賞，但在大眾中不斷自有能欣賞的人，所以好文學能永遠流傳，千載長生。
說到中國古文學，如《詩經》三百首，距今遠的有三千年，近的也在兩千五百年以上，這是古代文學代表，不在以近代大眾爲物件。但雖如此，亦斷不能說它已是死文學。只要在今時，仍有人能欣賞，它在能欣賞人的心中，還是一種活文學。只要將來仍不斷有人能欣賞，則它將來還依然是一種活文學。
故論文學，一方面當求有人能創作出好文學來。另一方面則當求有人能欣賞，能有文學修養的人來欣賞。創作與欣賞，應是站在對等地位。不能只求創作而不求欣賞。若只求俗眾欣賞，而不求俗眾之提高欣賞能力，無欣賞而只創作，亦創作不出好文學來。在初學識字的小學生言，他們只能識得小貓三隻四隻，但小貓三隻四隻究不能說它是好文學。
遠在三百年前，早有人識得此道理。那時有一位文學批評家金聖歎，他把《西廂》《水滸》和《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同列爲才子必讀書，那即是說這些都是好文學。他並不曾單把《西廂》《水滸》稱之爲通俗的大眾化的活文學，而把《離騷》《莊子》等歸入爲古典的死文學。他說："在十一歲病中，初見《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常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從近人意見說來，《離騷》在此孩時的金聖歎心中，顯然早是死文學。《法華經》《史記》則半死不活。但此孩異時長大，死的半死的全都活了。他又爲才子二字下定義。他說："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
依聖歎之說，則好文學必然成於難。苟非心絕氣盡，面類死人，則不得成一才子書，即不得成爲好文學。依聖歎之說，則不僅創作難，欣賞亦不易。苟非具堅剛之膽，亦不能常讀不易解書，而得其心絕氣盡面類死人之所在。聖歎此一意見，似乎與今人意見大不同。依今人意見，不易讀，便不是好文章，而古人文章乃全成爲塚中枯骨，山上僵石。要寫人人易讀之文章，則必出於人人易寫之手，而後創作之與欣賞，乃一主于易而不知有所謂難。如此則好文學將遍天地，而亦自不見其所謂好。
猶憶余之幼年，在十歲十一歲時，尚不知有《離騷》《莊子》《史記》杜詩，然亦能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其時是前清光緒之末，方在一小學堂讀書。有一顧先生，從無錫縣城中來，教國文，甚得諸生敬畏。學堂中有一軒，長窗落地，窗外假山小池，雜花叢樹，極明淨幽茜之致。顧先生以此軒作書齋，下午課後，酒一卮，花生一堆，小碟兩色，桌上攤一書，顧先生隨酌隨閱。諸生環繞，窺其書，大字木刻，書品莊嚴，在諸生平時所見五經四書之上。細看其書名則爲《水滸》。諸生大詫異，群問《水滸》乃閒書小說，先生何亦閱此，並何得有此木刻大字之本。顧先生曬曰，汝曹不知，何多問爲。諸生因言有一年幼小學生某，能讀此書，當招來，先生試一問。於是招余往書齋。顧先生問："汝能讀《水滸》，然否？"余點首。先生又問："汝既能讀，我試問汝，汝能答否？"余默念讀此書甚熟，答亦何難，因又點首。先生隨問，余隨答。不數間，顧先生曰："汝讀此書，唯讀正文大字，不曾讀小字，然否？"余大驚汗出，念先生何知余之私秘，則亦仍只有點首。先生曰："不讀小字，等如未讀，汝歸試再讀之。"余大羞慚而退。歸而讀《水滸》中小字，乃始知有金聖歎之批註。
自余細讀聖歎批，乃知顧先生言不虛，余以前實如未曾讀《水滸》，乃知讀書不易，讀得此書滾瓜爛熟，還如未嘗讀。但讀聖歎批後，卻不喜再讀余外之閒書小說，以爲皆莫如《水滸》佳，皆不當我意，於是乃進而有意讀《莊子》《離騷》《史記》杜詩諸才子書。於是又進而讀貫華堂所批唐詩與古文。其時余年已近廿歲，卻覺得聖歎所批古文亦不佳，亦無當我意。其批唐詩，對我有啟發，然亦不如讀其批《水滸》，使我神情興奮。於是乃益珍重其所批之《水滸》，試再翻讀，一如童年時，每爲之踴躍鼓舞。於是知一人之才亦有限，未必每著一書必佳。余因照聖歎批《水滸》者來讀古文。其有關大脈絡大關鍵處且不管，只管其字句小節。如《水滸》第六回：
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引著那二十三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沖見了，叫道，師兄那裡去。聖歎批：看此一句，便寫得魯達搶入得猛，宛然萬人辟易，林沖亦在半邊也。
我因聖歎這一批，卻悟得《史記·鴻門宴》：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照理應是張良至軍門，急待告樊噲，但樊噲在軍門外更心急，一見張良便搶口先問，正猶如魯智深搶入廟來，自該找林沖先問一明白，但搶入得猛，反而林沖像是辟易在旁，先開口問了智深。把這兩事細細對讀，正是相反相映，各是一番絕妙的筆墨。
又如《水滸》第六十一回：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聖歎批道：俗本作賈氏和李固，古本作李固和賈氏。夫賈氏和李固者，猶似以尊及彼，是二人之罪不見也。李固和賈氏者，彼固儼然如夫婦焉，然則李固之叛，與賈氏之淫，不言而自見也。先賈氏，則李固之罪不見，先李固，則賈氏之罪見，此書法也。
我年幼時讀至此，即知敘事文不易爲，即兩人名字換了先後次序乃有如許意義不同。後讀《史記·趙世家》：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此即在兩句一氣緊接中，前一句稱趙武程嬰，因晉景公當時所欲介紹見諸將者，自以趙孤兒爲主，故武當先列。後一句即改稱程嬰趙武，因趙武尚未冠成人，與諸將同攻屠岸賈，主其事者爲程嬰，非趙武，故嬰當先列。可見古人下筆，不苟如此。《水滸》雖易讀，然亦有此等不苟處。若非我先讀聖歎批，恐自己智慧尚見不及此等不苟之所在。
又《水滸》第六十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罷，燕青流涕拜別。聖歎批道：寫娘子昨日流涕，今日不流涕也。卻恐不甚明顯，又突地緊接燕青流涕以形擊之，妙筆妙筆。
又第五十九回：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制的認軍旗半腰吹折，眾人見了盡皆失色。聖歎批道：大書眾人失色，以見宋江不失色也。不然者，何不書宋江等眾人五字也。
後讀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雲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乃知此處一座大涼，正是映照出賀蘭進明一人不驚，只看下面雲知賀蘭終無出師意一句自可見。
以上隨手舉例，都是我在二十歲前後，由聖歎批《水滸》進而研讀古文辭之片段心得。到今五十多年，還能記憶不忘。正如聖歎所說："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我亦自十一歲讀了聖歎批《水滸》，此下也開了我一個於書有無所不窺之勢。益信聖歎教我不虛，爲我開一條欣賞古書之門徑，但此後書漸漸讀多了，《水滸》便擱置一旁，金聖歎也連帶擱置一旁，只備我童時一回憶而已。然自新文學運動浪潮突起，把文學分成了死的和活的，我不免心有不平。在我心中，又更時時想念到聖歎批《水滸》。有人和我談及新文學，我常勸他何不一讀聖歎批《水滸》。然而風氣變了，別人不易聽我勸說。金聖歎在近代愛好文學者心底，逐漸褪色，而終於遺棄。金聖歎的論調，違反了時代潮流，他把通俗化大眾化的白話的新的活文學，依附到古典的陳舊的死文學隊伍中去，而不懂得在它們中間劃出一條鮮明的界線。而且又提出一難字，創作難，欣賞亦難，此一層，更不易爲近代潮流所容受。依近代人觀點，《水滸》當然還當劃在活文學之內，而金聖歎則因觀念落伍，雖在他身後三百年來，亦曾活躍人間，當時讀《水滸》則必讀聖歎批，連我童年老師顧先生還如此般欣賞，而此刻則聖歎批已成死去。最近在坊間要覓一部聖歎批的《水滸》，已如滄海撈珠，渺不易得。文學壽命，真是愈來愈短了。一部文學作品，要能經歷三十年，也就夠滿意了。余之追憶，則如白頭宮女，閒話天寶遺事。六十年前事恍如隔世，更何論於三百年。然而文章壽命既如此其短促，乃欲期求文化壽命之悠久而綿長，此亦大值深作思考之事。爰述所感，以供當代從事文學工作者之研究。
二、文學與考據
今之從事文學者，一則競務於創作，又一則競務於考據。考據工作，未嘗不有助於增深對於文學本身之瞭解與欣賞。然此究屬兩事，不能便把考據來代替了欣賞。就《紅樓夢》言，遠在六十年前，王國維《觀堂集林》提出《紅樓夢》近似西方文學中之悲劇，此乃著眼在《紅樓夢》之文學意義上，但此下則紅學研究，幾乎全都集中在版本考據上。《水滸傳》亦同樣有此趨勢。
討論到水滸故事來歷，必會追溯到宋人所著的《宣和遺事》。此下元曲中也有不少梁山泊的英雄故事。但《水滸》成書究在何時，此一問題，至今還未獲得一明確之解答。說到《水滸傳》作者，或說是羅貫中，或說是施耐庵，此事尚未臻論定。而羅施兩人之生卒年代及其籍貫等，一樣是眾說紛紜。至於有關兩人其他歷史事蹟，無可詳考，更所不論。
說到《水滸傳》之版本，此六十年來，已採訪到國外，日本和巴黎，絡續發現獲有六種不同之本。但要尋究其最先祖本，是否即在此六種之內，抑尚在此六種之外，則亦仍多異議。但至少可得一定論的，則《水滸》一書，絕非一人一手所成，不斷有增添，有刪改，直到聖歎外書七十回本出世，而成爲此下三百年來《水滸傳》最流行的本子。那是千真萬確誰也不得否認的事。
若照近代流行觀念，把文學分爲活文學、死文學兩種，則聖歎批本七十回《水滸傳》，顯然是三百年來的一部活文學，而聖歎以前之各種《水滸》，皆成爲死文學。卻不料從事考據的人，偏要迷戀塚中枯骨，在此活生生的聖歎批本七十回《水滸傳》之外，刻意搜索舊本，一一加以考訂。在要編著一部詳備的小說史，此項工作，自亦無可厚非。但此三百年來，在社會上廣大流行的，究竟是聖歎批的七十回本。聖歎本人，身遭斬頭之罪，並非有私人大力來推行其自所改定之本。此刻作考據工作的人，也並未能在舊本中選出一本來代替聖歎批本。也未有人從文學價值上來評定舊本中之任何一本，其文學價值當更勝過了聖歎批本，而盡力爲之宣揚，使之從死裡復活，而宣判了聖歎批本之死刑。今社會所廣大流行的還是此七十回《水滸傳》，爲聖歎所稱爲貫華堂古本，所定爲聖歎外書的。坊間翻印，卻單把聖歎批語取消。從事考據的，則只稱聖歎本非《水滸》古本，如此而止。但古本在文學價值上，既非勝過聖歎本，而聖歎本之文學價值，則已經聖歎本人盡力闡揚在其批語中。今把聖歎批語取消，仍讀此七十回本，則正如我個人在六十年前讀《水滸》，唯讀大字正文，不讀小注，乃爲我老師顧先生所呵斥。《水滸》是一部廣大讀物，我想凡是讀《水滸》的，並不盡具超人的智慧聰明，能看透紙背，能看出當時聖歎批的精意所在。
或許有人說，聖歎見此七十回本是一會事，聖歎批此七十回本又是一會事，兩事當分別看。但從事考據的人，卻沒有在此上下工夫。究竟在聖歎之前，是否早有此七十回本，其證據又何在？今再退一步，承認在聖歎前早有此七十回本，而聖歎則只下了些批語。但聖歎批語是否有當，仍值討論。即如我前所舉三例，是否是聖歎批錯了。若聖歎沒有批錯，是否取消了聖歎批唯讀正文，人人能讀出其中涵義，不煩聖歎來作批。抑或聖歎所批並無文學價值，則《水滸》書中之文學價值究應在何處，卻也沒有人來另作指點。
或許又有人說，讀書有了批註，會把讀者的思想聰明拘束了，窒塞了，不如唯讀原書，更活潑，更自在，可以激發讀者自己心靈。但此語似是而非。好批註可以啟發人之智慧聰明，幫助人去思索瞭解。今人讀《楚辭》，還多兼讀朱熹注。讀《莊子》，還多兼讀郭象注。讀後有疑，還可兼看他家注來作參考。我少年時也曾讀過《史記菁華錄》，當然此書價值，遠不能和朱注《楚辭》郭注與《莊子》相提並論，但我也曾讀得手舞足蹈。我很喜歡此書，因它有些處很像聖歎批《水滸》，提起了我興趣，使我讀《史記》有一入門。此書至今不廢，但聖歎批《水滸》則竟是廢了。既沒有人爲此叫屈，也沒有人申說理由，指出聖歎批《水滸》之該廢。然而三百年來一部暢行書，則終是在默默中廢了。時風眾勢，可畏可畏。
其實聖歎所抱之文學觀點與其文學理論，有許多處，與近代新文學界之主張不謀而合。近代新文學興起，乃受西方影響。而在聖歎當時，西方文學尚未東來，聖歎已能巨眼先矚，一馬獨前。在敘述近代文學新思潮史上，此人理當大書特書，受近人之崇敬。所不同者，聖歎的文學觀念與其文學理論極富傳統性，只在傳統之下來迎受開新。而近代人的文學觀念與文學理論，則徹頭徹尾崇尚革命性。開新便得要拒舊，而且認爲非拒舊則不足以開新。所以一說到傳統，則群加厭惡。近代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固亦不曾正式否認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的文學價值，但似乎認爲此諸書之文學價值早屬過去，換言之，則實已死了。所以近代新文學家，並不教人去研究《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有時只用來作考據材料，卻決不謂可以用來作文學標準。所以從事新文學創作的人，對此諸書不屑一顧的決不在少數。於是聖歎之文學觀念與文學理論，乃亦爲近代人所不願再提。但果拋棄了傳統，則亦無所謂革命。因此至於最近代，則亦僅言創作已夠，更不煩再言文學革命，那是更新更進步了。我在今天，重來提起聖歎批《水滸》，則因此書既已絕跡，卻也不妨用來作爲一分考據材料，這應該不爲時代潮流所排拒。
但我對《水滸》與聖歎批，亦只有些童年憶舊。自我二十以後，即對《水滸》和聖歎批擱置度外，再不曾理會過。若使我真要來作考據工夫，實也無從做起。但我有一想念，卻可提出供有考據興味者作一參考。我在六十年前初讀聖歎批《水滸》，有一項最激動我幼年心靈的，則因讀了聖歎批，而知宋江不是一好人，並不如其渾名呼保義及時雨之類，而是一假仁假義善用權謀的大奸巨猾。在聖歎批的七十回本中，固然有些處可能由聖歎改動來加強此一描寫，但就整個《水滸傳》的演變來說，是否一開始宋江即是這樣一個人，抑系逐漸變成爲這樣一個人的，此層卻大值注意，應該作一番考查。
據世俗常言，梁山泊好漢都是逼上的，其實也並不然。如魯智深、林沖、武松諸人，最先都不是存心要上山落草做強盜，那不用再提。但梁山泊開始如晁天王、吳學究等人智取生辰綱，何嘗是被逼。縱說他們受了朝政汙默的刺激，但不能說他們是滿腔忠義，情不獲已。至如盧俊義是被騙上山的。朱同、雷橫更是梁山泊好漢使用了慘無人道之詭計，而逼之入夥的。其他如關勝、秦明、呼延灼諸人，何嘗是朝廷逼迫他們去上山。如此逐一分析，七十二地煞暫不算，三十六位天罡星中，被逼於朝廷而上山的固有之，受梁山泊之或誘或脅，違其初心，而被逼上山落草的卻更不少。梁山泊之獲成此大局面，主要自在宋江一人。一開始，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又何嘗是被逼，亦何嘗算得是忠義。當然如《宋史》所載，留《徽宗本紀》稱淮南盜宋江，《張叔夜傳》載宋江起河朔，《侯蒙傳》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都只舉盜魁宋江。宋江之私放晁蓋，則已見於《宣和遺事》。大概後人憎惡徽宗蔡京一朝君相之暴虐汙黷，又因《宣和遺事》有宋江受招安平方臘之記載，乃匯合社會上種種話本傳說，而有《水滸傳》之編集。而在此《水滸傳》內容之不斷演變中，是否對於宋江個人人格之塑造與描寫，諸本間亦有所不同。若有不同，亦只有一個大區別。一是對之有稱譽無譏刺，另一則如聖歎批七十回本，在稱譽中隱藏了譏刺。惟可懸斷者，今七十回本之對宋江人格有譏刺，決不全出聖歎羼入。聖歎七十回本則必有所本，不過聖歎在有些處再加進了一些對宋江之譏刺以加強其分量。而且進一層深言之，即如我上面所舉，忠義堂三十六天罡中，有許多便是由梁山泊誘脅而來。而且在《水滸傳》開頭，先安插了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誠似神龍見首不見尾，爲《水滸傳》中第一籌人物。相形之下，卻使走上梁山泊忠義堂的好漢們，爲之黯然失色。當知此是全部《水滸傳》第一回目，決非無故安上。如此說來，則最先《水滸傳》作者，便對梁山泊忠義堂那一群，言外有不滿，或可說有惋惜之意。此層雖是我憑空推想，但亦本之於《水滸》本書而有此推想。雖像別無證據，但《水滸》本書即是一證據。
固然，取材于社會上廣大流行的梁山泊好漢故事而編集爲《水滸傳》一書，對此諸好漢們，自必繪聲繪影，儘量渲染，以博讀者之歡心。至於朝廷君相之汙黷殘酷，只有誅伐，沒有回護，那是必然之事，更可不論。其書稱曰"忠義水滸傳"，乃以迎合積久存在之群眾心理。是否此忠義二字，乃最先所有，或後來加入，此處暫不深論。要之，《水滸》成書，必然有一番極濃重的社會群眾心理作背景。又經《水滸》作者之妙文妙筆，遂使此書成爲當時一部最理想的通俗而大眾化的上乘活文學，此等似皆不難瞭解。但最可怪者，乃是《水滸》作者獨于忠義堂上眾所擁戴之領袖呼保義及時雨宋公明，卻深有微辭。雖不曾加以明白之貶斥，而曲筆婉筆，隨處流露。在於作者，乃若有一番必欲一吐以爲快之內心情感寄寓其間。此層最是《水滸》作者寫此一部大書之深微作意所在。而使讀者隱瞞鼓中。在作者實是一種偷關漏稅的手法，把自己一番心情混合在社會群眾心情中曲曲傳達。只此一點，遂使此書真成爲一部上乘的文學作品，可以列之古今作者名著之林而無愧。然而直要待到聖歎出來爲之揭發，於是聖歎乃一本作者之隱旨，而索性把後面平方臘爲國建功衣錦還鄉種種無當於原作者之隱旨的一刀切斷，只以忠義堂一夢來結束，而成爲此下最所流行之七十回本，此亦是聖歎對《水滸》一書之絕大貢獻。所猶有憾者，則聖歎批《水滸》，只在筆法文法上指示出《水滸》作者對宋江人格描寫之微旨，而沒有再進一層對於《水滸》作者之深隱作意所在，有一番更明白更透切之披露，而此事乃仍有待于後人之繼續尋討，而近人則雖是仍讀此七十回本，而把聖歎批一併刪了，則作者隱旨，又歸沉晦，欲索解人而不得。此誠爲古今名著得列爲最上乘之文學作品者，所同有之遭遇，而《水滸傳》亦無以自逃於其外。
以上所云，亦可謂只是一種未經考據之猜測。使此一猜測猶爲近情近理，則繼此可以推論到《水滸》之作者。今既認爲《水滸》一書之作意，乃爲同情社會下層之起而造反，而對於利用此群眾急切需要造反之情勢，處心積慮，運使權謀，出爲領袖之人物，則不予以同情。因此乃寧願爲王進之飄然遠引。若果把握住此一作意，則惟有在元末明初之智識分子，乃多抱有此心情，恰與本書作意符合。而聖歎之直認施耐庵爲《水滸》作者之意見，乃大值重視。
相傳明淮南王道生有《施耐庵墓誌》與《傳記》兩篇。《傳記》篇中有云："張士誠屢聘耐庵不至。及稱王，造其門，見耐庵正命筆爲文，所著爲《江湖豪客傳》，即《水滸》。頓首對士誠曰：志士立功，英賢報主，不佞何敢固辭。奈母老不能遠離。士誠不悅，拂袖而去。耐庵恐禍至，舉家遷淮安。洪武初，征書屢下，堅辭不赴。"考諸史冊，一時名士，拒士誠與明祖之征辟者，大不乏人。即劉基亦是其中之一，後乃不得已而赴明祖之召。元末明初諸家詩文集傳至今者不少，惟宋濂一人較爲例外，其他多有與施耐庵抱同一意見。不直宋江，而願爲王進。若認文學作品必有時代作背景，則《水滸傳》必出元末、明初，實有極堅強之理據。聖歎既酷嗜《水滸傳》，其認施耐庵爲《水滸傳》作者，應亦有其根據。苟非有明確之反證，不容輕易推翻。今爲《水滸傳》作考據，而獨擯聖歎一人不加理會，成見之錮人心智有如此。至王道生《傳記》中耐庵以母老辭士誠，亦與王進母子俱隱有可互參之消息。
又王道生所爲《耐庵墓誌》，謂羅貫中乃耐庵門人，預于耐庵著作校對之役。則聖歎謂《水滸》七十回以下乃羅貫中所續，似亦不能謂之絕無可能。且今所可見之《水滸》諸版本，尚多列有"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或"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者，豈不益足爲王道生《墓誌》作證。
又聖歎批《水滸》，附有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施耐庵一序，文中有敘述懶於著作之心情凡四。"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所謂名心既盡，亦可爲耐庵對吳王明祖兩方卻聘作注腳。所謂微言求樂，序中又言，"日有友人來家座談，談不及朝廷，亦不及人過失。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此亦約略道出耐庵諸人亂世蒼涼苦悶退晦之心情。此種心情，亦未嘗不一鱗片爪，隱約出現于其友散之後，燈下戲墨之《水滸傳》中。此等文字，宜其身死後無能讀之人。然又謂所以獨有此《水滸》一傳者，亦有四故。"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閑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讀者當于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之中，而窺見其身死以後無人能讀之感慨所在，則庶可謂善讀《水滸》之人。而《水滸》一書之最高文學價值所在，則正貴從此處參入。
聖歎又自有《讀第五才子書法》一篇，其中謂"《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卻是不曉得。《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饒恕了"。只此一段，便足爲聖歎並不真瞭解耐庵《水滸傳》作意之鐵證。《水滸傳》作者于忠義堂諸豪客，只有惋惜，並無憎惡，筆裡行間，處處流露，哪裡有殲厥渠魁其余便饒恕了之意。
聖歎又說："作《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個強盜，卻爲頭推出一個孝子來做門面。"此又是聖歎不真瞭解耐庵作《水滸傳》時之心境與其作意之第二個鐵證。耐庵何嘗把忠義堂豪客們盡作強盜看，開首寫一王進，又何嘗是把一孝子來裝門面。《水滸》忠義堂中，未嘗沒有孝子，卻無一人再能如王進之神龍無尾，此乃《水滸》作意之最值注意處，而惜乎聖歎亦未見及此。
上舉兩證，指出聖歎並未真瞭解到耐庵深處，但亦正可從反面來證明聖歎所引耐庵一序非聖歎所偽造。聖歎之所以不能瞭解耐庵作意深處者，亦因聖歎未能瞭解到耐庵當身之時代背景，與其心情寂寞苦悶之所在。而其所引耐庵一序，若以當時之時代背景與夫處此一時代中之智識分子所共同抱有之內心苦悶來體會，則正是宛相符合。此種內心苦悶之是非，與夫其當有與不當有，則不在此文討論之列。但當時智識分子之具有此一番心情，則尚有同時其他詩文集可資作證。惟事過境遷，則當時智識分子之此一番心情，乃不易爲後人所識取，則聖歎之識不到此，自亦無足深怪。
惟上所引述，亦僅止於引述。因所引述，而有所猜測與討論，亦僅止於猜測與討論。此等並說不上是考據。有意考據工作者，自將不滿於我之僅止於此。惟鄙意則認爲考據必先把握到一總頭腦處。如我上舉，《水滸》作者同情忠義堂上諸好漢們而不滿於其領袖之一節，實當爲討論《水滸傳》作者之作意與其時代背景之一主要總頭腦。若循我所指出之此一路線，繼而爲之一一求考作證，雖考證所得，或於我所猜想尚可有許多小修正，但亦當不致太離譜。否則先不求其總頭腦所在，只於版本上，字句上，循諸小節，羅列異同，恐終不易於細碎處提出大綱領，於雜淺處見出大深意。如此考據，亦復何用。倘若謂一書作者，本只是根據社會傳說，而寫出了一部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之書，其書則只於有此許多故事而止。在此許多故事之外，不應再有作者之作意。此雖於今人理想中之所謂通俗而大眾化之活文學標準，若無所違背，但若謂文學上之最高最大價值，亦復僅止於斯，則似乎值得再討論。
抑且考據亦自有止境。從來聖經賢傳，百家巨著，懸之日月，傳之古今，歷經考據，亦尚多不盡不實之處。何況《水滸傳》，體制不同，在作者亦僅認爲心閑試弄，成之無名，得失小，不足悔，他人亦僅以閒書小說視之，人人得而插手，妄意增羼，流傳田野之間，不登大雅之堂，又何從而必施以嚴密之考證，又何從而必得其最後之一是。惟聖歎一人，能獨出心眼，一面則舉而儕之高文典冊之林，一面亦復自出己意，加以修改，此非深得文學三昧者，恐未易有此。
余之斯篇，一本聖歎批之見解，而更進一層以追求《水滸》原作者之心情。固知無當于當前談《水滸》者之群見，亦不合於當前治考據學者之務求於詳密，亦是心閑試弄，以備一解而止，惟讀者其諒之。
西方小說戲劇富娛樂性刺激性，而中國之小說戲劇則富教誨性感化性。施耐庵《水滸傳》可爲其代表。但起于明初，故富反面性。羅貫中則當已臻明開國後之社會安定期，故既續《水滸》宋江反正，又爲《三國演義》，乃轉正面性。施耐庵《水滸傳》取材北宋徽欽以下之北方社會抗金故事，而羅貫中《三國演義》則取材正史陳壽《三國志》。關羽乃成爲武聖，明清兩代普遍流行於下層社會，備受尊崇，幾媲美於孔子。《水滸傳》之林沖、武松諸人，已遠非其比。即如劉備亦遠勝於宋江，諸葛孔明亦遠勝於吳用，江湖人物乃一轉爲廊廟人物。然改造正史，多出杜撰，僅得流行於下層社會，而不得進而供士大夫治平大道作根據。小說戲劇之在中國，終爲文學中之旁枝末流，而不得預於正統之列。今人縱盛尊西化，亦無以否認此歷史具體之已成局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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