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再論中國小說戲劇中之中國心情

錢穆先生

再論中國小說戲劇中

之中國心情

人不能獨立營生，必群居以爲生。既相群居，則必求其同。而相與群居者，則仍屬各個人。個人與個人間，終必有異。故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乃爲人生一大藝術。

男性女性相異，無此男女之異，則人類生命無可延續。故男女乃天生有異，乃得延續有大生命。男女之間，可以自由追求，自由結合，而成爲夫婦，則成爲一同體。於是雙方不得再向其他異性有追求有結合，而人生在此一方面之自由，遂告一終結。故西方人謂婚姻乃戀愛之墳墓，若求再有戀愛，則必至離婚。中國人認爲結成夫婦，始是愛之開始。百年偕老，此愛仍在。西方人看重此結合之開始，中國人則更看重此結合之終極。故西方人重創，而中國人重守。一曰創新，一曰守舊。然而西方人生少理想之結局，而中國人生則常望此結局之美好。西方人生則已見其功，如希臘羅馬各有創新，迄於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英、法諸邦，亦莫不各有其創新，此非成效之已見乎。而中國五千年來，甚少創新，但亦尚未見一結局，各有得失，極難判定。

西方文學每以男女戀愛爲主題，其過程確能震人心弦，若爲人生一快樂，但終結則多成悲劇，乃爲西方文學之上乘。中國文學內容則多在夫婦方面，少涉及未爲夫婦以前。如《西廂記》中之張生與崔鶯鶯，未成婚前已有男女私愛，亦因崔夫人先有許婚之預諾而生。先許終身，但兩人誤犯此會真之一幕，遂使兩人遺留此下畢生一大憾。幽會先成，事後追憶，歡欣之情已淡，而驚悸之魂猶在，遂成張生之薄幸。西廂之月夜，非禮越矩，此則有創而難守，新者已如夢之過，而舊者則回首已非，收場之卒成一悲局，亦其宜矣。故《西廂》一書雖其文字優美，然終不得爲中國文學之上選。後來演此故事之劇本，不得不以紅娘爲主角，張生鶯鶯轉成配角，此亦情理所逼，有其不得不如此者。金聖歎列《西廂記》于六才子書中，重才輕德，亦非文學史上一識途之老馬矣。

其他中國小說與劇本中，凡屬男女自由戀愛，乃歸之伎院狎邪之游，而主角則多在女方。蘇三即其一也。蘇三雖已嫁人，然其情之所鐘，起解途中之哀怨，會審堂上之傾訴，聞之心酸，觀之淚下，獲得後世永久之同情。而貞節一觀念，乃無損于蘇三之身價。此亦見中國人言情義別有深處，守貞守節亦一本於女方之真情，而豈外加之牢鎖乎？

又如李亞仙，亦可謂女性自由戀愛一無上之楷模矣。離棄其酒食豐足之生活，衣錦多寵之身份，而甘與一淪爲乞丐、又飽受其嚴父箠撻至死之舊情郎相守。將來之榮華富貴，豈不渺茫。而眼前之窮困潦倒，則日夕身受。劇中表演勉勵其夫專意向學之情節，真堪感人。幸獲如願以償，妻以夫貴，皇天不負有心人，此乃中國人對人生之一種鼓勵，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者有如此。而近代國人，則以團圓爲傳統一俗見，則豈以不得好結果乃始爲人生之最高理想乎？

以上可見中國人亦知男女戀愛，並亦知戀愛之有自由，但多以歸之女伎一流。此因人生中除戀愛自由外，尚盡多其他自由。最可貴者，在能結合此眾多自由成一生命大自由，中國人謂之德性自由，此始是人生理想所在。如過分提倡了戀愛自由，一旦結爲夫婦，不能便把此一分自由放棄，則爲婦守節，豈不在女方爲一更高操守。此亦女方一生命自由也。又烏得謂之不自由。

中國劇本中提倡節婦者特多，最著者如薛三娘。其夫娶三室，此在今日國人心中，則一夫多妻乃中國前人一大汙德，此層余別有詳論。其夫訛傳在外身死，大娘二娘各搜家財改嫁。三娘獨念家中尚留一幼子，撫養長大，亦使薛家有後。乃不遽去，留養此子。但此子乃二娘所生，聽人言，母非生母，拒不受教。遂有三娘教子之一幕，聲淚俱下，真足感人。幸尚有一老家人，亦留不去，從旁婉勸，此兒終得成人，應科舉得第歸來。而其父亦終得高官歸家，夫榮子貴，三娘得享晚福。此又是一團圓劇。中國歷史已經五千年，至今達十億人口，豈不亦是一團圓劇。則中國民間文學以團圓鼓勵人，此非中國文學之精義所在乎？

中國夫婦亦盡有不團圓者，劇本中則多歸罪於爲夫之一方。最著者如陳世美與秦香蓮一劇，陳世美狀元及第，皇太后選配公主，貴爲附馬。其前妻秦香蓮，攜兩幼兒赴京相尋，世美不認，並使其門下武士殺之滅口。武士得悉內情，不忍殺，促香蓮上訴。陳世美既受訊，堅不認。皇太后公主亦來爲世美乞情，而世美卒受刀鍘之刑。近代國人又常詬厲舊俗，謂是重男輕女。然陳世美亦可謂極人世之尊榮富貴，而香蓮則以一鄉下女，與陳世美天壤有別，賜金使歸；則亦可矣。陳世美已貴在天上，重認前婦，平添麻煩，不認亦屬人情。乃如相國，如開封府尹，皆爲香蓮抱不平。至如皇太后與公主，既知世美有前妻，肯心平氣和作一安排，亦無大失，而世美亦可免鍘身之禍。乃恃貴不悟，致造成此悲劇。今國人又群責中國傳統政治乃帝皇專制，觀於此劇，其所感想，又當如何。然而悲劇在中國人心目中，則終非一好事。可以不成一悲劇，又何必定使成一悲劇。因此秦香蓮一劇，不得爲中國戲劇之上乘。

至於樊梨花之對薛丁山陣前談愛，馬上議婚，刀槍相對，即暢快吐露其戀愛之私情，此乃草寇山盜，本在禮法之外，猶非女妓之比。故中國文學中，非無男女戀愛。惟其愛，乃在規矩繩尺之外。非對此無同情，但同情中尤多謹戒。至如《白蛇傳》中之白蛇，其夫婦之愛真可感人肺腑，動人神魂。果使忘其爲一蛇精，則人世中又何從去覓得這樣一賢妻。及其幽禁塔里，親子來晤，人世無此哀情，夢裡難此喜遇。法海以吾佛慈悲，施其法力，然終不能抹去善男信女對白蛇之同情。

中國人知常亦知變，有變始有常，有常必有變。惟常曰大常，變曰小變。積變成常，斯亦可矣。變而失常，則爲中國人所不喜。男女之愛必多變，夫婦之愛乃有常。然夫婦之愛亦不能無變，如春秋時楚滅息，楚子強納息夫人爲後，息夫人不能拒，而夫婦間三年不言，古今賢之。又如王昭君，以一荊楚鄉女進人漢宮，未蒙知寵，憤而請嫁匈奴，一躍而爲一國之後。然而離鄉去國，昭君心下如何？宋代歐陽修王安石相繼爲詩哀之，清代乃有《昭君出塞》一劇。歐王深具民族感，清代人亦同具此感，故詩與劇中之表達昭君哀怨，實具深教。苟僅以中國文學爲一種藝術，亦復失之。三國初，蔡文姬歸漢，有《胡茄十八拍》，昭君當年心情，亦約略可想。要之，中國詩文小說劇本，主要皆在傳一心此心。雖亦一人一時之心，而必爲萬世大眾正常之心。其中縱有變，而不失一常。中國文學之可貴乃在此。若如《水滸傳》，潘金蓮西門慶之事，此乃描述武松兄弟之愛，俠義之行，而以此醜事爲烘托。潘金蓮既不足道，西門慶亦爲人所不齒，豈有意寫此傳世。《金瓶梅》之不成中國文學，亦不煩多言，而早有其定論矣。

蒲留仙《聊齋志異》，男女私情，纏綿悱惻，則多歸之於狐狸精。其情足貴，其事則非人世所有。要言之，中國人非不懂男女之愛，亦非無情於此種愛，而憂深慮遠，乃覺人生大事尚有遠超於此以上者。果使過分重視此等事，則終不免爲人世多造悲劇。試看曹雪芹《紅樓夢》，賈寶玉林黛玉十二金釵，大觀園之一幕，豈不昭然若揭。惟待西化東漸，人心變而高捧此紅樓一夢，認爲如此境界，始是人生。而中國文化之傳統理想，則盡拋腦後，亦惜更無高文妙筆以挽轉此厄運。然而紅樓故事之制爲劇本，演之舞臺，則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動，乃更有勝於黛玉之葬花晴雯之撕扇補裘之上。可見人心終難驟變，此中消息，宜可深省矣。

夫婦轉爲父母，於是父母子女轉生另一種愛。此乃人類愛情一極自然之轉進。人生有男女，有長幼，此爲人類群居最大兩差別。中國人極重家，把此男女長幼兩差別結成爲夫婦父子兩倫。而人類群居之道，於異中得同，於同中得異，亦即於一家中可加體會，可加推擴，而深得其情趣之大本大源之所在矣。

中國父子之愛，曰慈曰孝。其故事流傳，心聲呼唱，散見於詩騷辭賦，文詞劇曲，乃及史傳筆記，傳奇小說中者，更難於縷述。如孟郊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三十字，當余幼年，即曾誦讀。今則認爲是古典文言，讀者漸少。又如韓愈《祭十二郎文》，此亦余幼時即曾誦讀之一文。韓愈由其兄養大，兄弟之情亦自父子之愛轉來。兄卒，孤嫂續加撫養，兄儼如父，嫂則儼如母。十二郎則其寡嫂之親生子，自愈視之，亦如同父母之兄弟。不幸而卒，愈爲文哭吊，情見乎辭，一字一滴血，一行一寸腸，使人百讀不厭。此亦人間之一愛。夫婦父子兄弟之愛，推而及于叔侄，自小家庭推至於大家庭，而有家族之愛。繼此無窮無盡之愛，一脈而相承，百世而無盡，此乃中國古人之所追求而嚮往。今人則又稱之曰封建思想，而無堪存懷矣。

余又愛觀《四郎探母》及《王寶釧》兩劇。《探母》劇中楊四郎有夫婦之愛，有母子之愛，有兄弟姊妹之愛，有叔侄之愛。凡所接觸，人與人之間，又莫不有一分愛，而情形則錯綜複雜。又加以異民族兩國軍事之爭。楊四郎之處此劇變，其言行得失，不可以一概論。要之，全劇以一愛字貫徹，觀劇者可自得之。《王寶釧》一劇亦然。同在異國異民族間，同有軍事鬥爭，同是一夫兩妻，有家庭糾紛，同樣涉及前一代後一代之種種複雜情況，處身其間，是非得失亦難詳論。然而亦同有一愛字貫徹。人生豈不亦可以一愛字盡之。實則全中國，全社會，全部歷史，全部文學，莫不以一愛字貫徹其間。惟不專於一男女之愛，此則吾今日國人所歎以爲不如西方之一要端矣。

中國人之愛不求其專限於男女，亦不求其專限於一家一族之內，而貴能推擴及於全國、全社會、全天下、全人群。於是于夫婦父子兄弟三倫外，又有君臣朋友兩倫。一言蔽之，皆以愛心爲重。此即孔子之所謂仁道也。

中國劇本最初流入西方，已在近代，有《搜孤救孤》一劇，爲德國第一流大文學家哥德所重視。謂當中國有此劇本時，德國人尚在樹林中以擲石捕鳥爲生。其實《搜孤救孤》一劇，雖成於元代，其歷史故事則遠起兩千五六百年以前之春秋時，記載於司馬遷之《史記》。此故事之主人翁爲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相友，同事晉國趙氏爲陪臣，則趙氏亦屬其君。杵臼犧牲其尚在嬰孩之獨生子並自陷於殺身之禍，以救趙氏之孤兒。程嬰則撫養孤兒成立，以重振趙氏之宗祠，而卒成此下之趙國。兩人一死一生，同屬一心。其心則同屬一愛。愛其君，及其孤兒，而自身一切則置於不顧。類此故事，中國歷代史籍及其他雜記小說中不絕書。今姑舉其尤著者，如羅貫中《三國演義》中之關羽。

依史跡言，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亮即告以東聯吳北拒魏，爲西蜀立國大計。而關羽守荊州，不善處理，啟釁東吳。劉先主白帝城托孤，羽當有憾。而《演義》中描寫關羽忠義懇切，乃成爲此下六七百年來，中國社會最受崇拜之第一武聖人。中國小說在中國文化中之影響力量，據此可見，以關聖之故事言之，桃園三結義，以朋友之愛化爲兄弟之愛，君臣之愛。後天之人倫，更深過先天之天倫。先斬顏良文丑，已可報封侯贈金之恩。而猶有華容道放行一節，其對曹操之仁至義盡，此在處朋友君臣兩倫上，更可謂曲盡其誼。只此一顆心，而千古人生大道主要即已在此。其事雖由僞造，而人心則盡收筆下。此六七百年來，誰不讀《三國演義》，又誰不崇拜武聖關公。中國文化中文學小說所占地位有如此，而今人又加鄙棄，謂此等乃是舊小說，已屬過去。今則當提倡現代化之新文學。則不知新舊判分究當據何標準。

小說中，除武聖關羽外，又在戲劇中，有力求加以特殊表演者，爲宋代之包拯。此兩人之家屬私情，夫婦父子兄弟三倫，皆少涉及，而皆特有所宣揚。

中國劇本有一絕大傑出點，則貴在能超脫寫實一束縛。不僅空蕩蕩一舞臺無佈景，而衣著則幾乎古今一律，兩三千年來無大分別。又有臉譜，文武忠奸，一望即知。要言之，今人猶古人，不顯出此時此地此人此事之區別。在西方，則惟求顯出此區別。惟有在此時此地乃有此人此事之演出。一若亦惟有此一人此一事，乃可在此一時此一地演出。曠古今，窮宇宙，可一而不可二，務使人各相異，乃始見其爲真實之人生。中國則重一共相，輕其別相，可以不問時代，不問地域，爲其人即有其事，爲其事即得其人。凡所同然，則在一心。而其心則又歸納在臉譜上，顯露在扮相上，更兼及於一舉手一動足之臺步上。然而此一心之精微奧妙處，則終難表達，乃必表達之於歌唱上。若用言語，一句兩句可盡。必用歌唱，迴腸盪氣，驚心動魄，使此心融入觀眾心，長存夢寐中，長留天壤間，以與世無極。中國文學之深入藝術境界，超出藝術境界者，乃如此。

又中國戲劇中，尤于關公包公求有特殊之演出，故兩人之臉譜與其扮相與其嗓音，皆務求有特殊處。即如諸葛亮之八卦衣及綸巾羽扇，雖亦使人一見即知其爲諸葛孔明，有其超然絕群處，而仍不能與關包兩人相擬。何以此兩人乃獨於舞臺上求特出，此亦見中國一時社會之心情。蓋因《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實同出於元末明初，中國社會受蒙古異族統治，梁山泊忠義堂乃極富社會下層反抗政治上層之一種團結精神。明代既興，此種精神，則事過境遷。惟林沖武松魯智深花榮諸人之私行義，猶深受社會崇敬。而晁蓋宋江盧俊義輩之爲之領袖者，則已大減其價值與地位。而劉關張之桃園三結義，論其內情，卻與梁山泊結義無大相殊，仍是一種江湖相山林相，而與朝廷廊廟臣對君之忠義有不同。滿清入關，而《三國演義》一書乃益見盛行。關羽之爲武聖，其要端實在此。

清代文字獄大興，乃有《呂四娘》等故事之盛行。而《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說，乃層出不窮。上不畏帝王朝廷之壓迫，下惟爲民間村野伸冤屈。故關包兩公之特加渲染，創造成下層社會萬眾一致之崇拜，此亦時代使然。雖關羽包拯，確有其人，確有其歷史地位，遠在晁蓋宋江之上。而其同有捏造，同有誇張，則相去無幾。一般讀書人智識分子，亦不加分辨，同樣從信。此無他，人心同，則風氣同，乃可歷數百年而不渝。而亦得成爲民族文化傳統一支派，一脈絡，而有其未可忽視之意義價值之存在。此皆中國人心內蘊深情大義流露於不自覺之一種表現也。

今人則于民族文化傳統排棄不遺余力，堯舜孔孟首當其衝，輕加抨擊。而遠自詩騷以來，三千年文學尤所厭鄙，藏之高閣，下再玩誦。即不施全面攻擊，亦必正其名曰古典文學，以示區別。文學則必爲現代的、通俗的、白話的、創造的。古典性的則必爲貴族的、官僚的、封建的，陳腔濫調，守舊不變。即如《三國演義》《包公案》諸書，亦屬白話通俗的一種創造，一如今人所提倡，而亦仍加區別，一概不登大雅之堂。其所提倡，則惟曹雪芹之《紅樓夢》。論其白話通俗，亦未必駕《三國演義》與《包公案》之上。而特加重視，則無他，以其描寫男女之愛，更似西方耳。今日國人提倡新文學，主要意義亦在創造人心，惟求傳入西方心，替代中國心。于中國舊傳統則詬厲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話新文學擅盛名，應推魯迅，爲《阿Q正傳》，馳名全國。阿Q二字，不脛而走，當時國人無不知。事不幾年，今日國人已不再提。阿Q一詞，魯迅本欲爲三四千年來中國人心作寫照。但試問今天，阿Q之影響，何能與關公包公相比。則無怪我們要對我民族求變求新之理想前途，仍抱悲觀了。要言之，中國人三四千年來傳統心情變換不易，至今仍只有中國人舊心情之一種新變態，不倫不類。求其能爲西方心情之嫡傳，則未有其幾兆。兩不著岸，常在波瀾洶湧之橫流急湍中，則亦一殊堪隱憂之現象矣。言念及此，豈勝長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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