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看东西方“语言学”的比较與共通

張勇：從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看東西方“語言學”的比較與共通

大家好，我是張勇，目前供職于江蘇南京“潤和文化”。從四年之前，因爲生活中的一些變故與反思，開始將全副精力投注于哲學、文化、意義、價值……等問題的深入思考中，並最終高度聚焦於《莊子》與“老子”及其背後真正奠定中華文明“軸心時代”深厚底蘊的某位作者——以及很可能是其“手書真跡”的出土文獻“郭店楚簡·老子甲”。

我和張朋朋教授相識于一場就“識繁寫簡”即《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並且在正式離開北京之前曾專程登門拜訪，頗得張教授的鼓勵、指點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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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接觸並系統性閱讀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也源于張教授所發佈《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是錯誤的》這篇文章，以及我們這場線上會議的前期籌備群組中積極熱烈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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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置的認知過程，分享兩點見解和看法：

其一，從《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緒論、一般原則及共時語言學篇章的論述看，索緒爾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所力圖構建的“新的語言學”乃至其所矚望未來的“符號學”——將研究對象指向于人類文明活動的抽象化、穩定態且更多歸屬於“形式”（即：屬於柏拉圖所構建“理念世界”）而非“質料”範疇的記錄系統。或許，我們用《莊子·外物》中“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句話來理解他關於“言語的語言學”和“語言的語言學”的不同，會相對合宜：“共時語言學”所聚焦的是無限豐富且個性化的“言語活動”背後所沉澱下來的“意”或稱集體共識的知識和價值系統。顯然，這將高度親和於《莊子》所呈顯的文明“德充符”系統。換言之，索緒爾所力圖重構的“語言學”與《老子》中最重要的一對哲學概念“德”與“道”乃至《周易》中的“文明以止”是具有內在共通性的。

其二，對於《普通語言學教程》在“歷時語言學”研究方面強調以“語音”爲“頭一個研究對象”[1]的做法，我們是嚴重不贊同的！誠如張朋朋教授所強調“語言一時在，文章千古事”——在不具備現代“影音科技”等輔助記錄手段的歷史時期，語音並不具備跨越時空的能力；相反，文字才應當是“歷時語言學”頭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即便“語音”已經能夠在技術手段的幫助之下穿越古今、流傳後世，但顯然——中華“文字”系統恰恰構成了我們對語言符號系統的重建——也就是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五編·回顧語言學的問題·結論》中所言“把不時獲得的結果認爲可信的一套結論加以——濃縮和晶化——一句話，就是記錄我們這門科學（注：指索緒爾所定義的“語言學”乃至“符號學”或稱人類文明活動的階段性認知及其表達記錄系統）的進展。”[2]也就是說：就“文字的體系”而言，被索緒爾稱“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體系，特別是只限於今天使用的以希臘字母爲原始型的體系”[3]所一語帶過的“表意體系”恰恰是索緒爾所力圖追求“語言學”關涉文字體系的更優形態——例如漢文“德充符”系統。

若考慮到索緒爾在其《緒論》所申明“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於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4]以及其將“語言”和“文字”比作一個人的“面貌”與“照片”的陳述，則似乎索氏對“語言”的界定在抽象與具體之間有著過於動態化的邏輯變換。這一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但顯然，索氏在“言”與“意”之間對重點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是本末倒置了的；而其將“語言”與“文字”對立起來的論述方式……或許只源於他所以爲——西文所歸屬的“表意體系”？然而，無論“語言”抑或“文字”乃至一切“符號系統”……它們的“唯一”和“終極”目的始終都在於——表意！

最後，對傳統文化或西方理論——批判，都是爲了更好的揚棄與發展。無論索緒爾論著中提及的“對立”或《莊子》中論述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在提醒我們——唯有互鑒，才能自知。

中華文化中的“道”、“德充符”、“文明以止”……乃至“郭店楚簡·老子甲”及其所衍生豐沛且深厚的語言、文字、符號、思想甚至文明系統，始終都在守候呼喚著中國和全世界的文化學者、語言學家們深度挖掘、重新認識！

綜上，謝謝大家！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03頁。

[2]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20頁。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50-51頁。

[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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