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

Original 周永珍文字研究 202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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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陳夢家先生

周永珍

陳夢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生於1911年，原籍浙江上虞。

先生十六歲時開始寫詩，二十歲便已是一位有名的新月派詩人。在1936年以前他先後出版了夢家詩集、鐵馬集、夢家存詩等專集，還編了一册新月詩選。

先生先在中央大學學法律，1932年到北平燕京大學，就讀於宗教學院。1934-1936年在燕京大學攻讀古文字學。此後，他傾全副精力於古文字學及古史學的研究。僅1936年便寫有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令彝新釋等七篇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禹貢、考古社刊上。

1937年盧溝橋事變，先生離開北平，由聞一多先生推薦，到長沙清華大學教授國文。1938年春到1944年夏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講授古文字學、尚書通論等課程。授課之餘，仍進行古文字學、年代學及古史的研究，寫有高禖郊社祖廟通考、商代地理小記、五行之起源、商王名號考、射與郊、古文尚書作者考、汲冢竹書考、王若曰考等，發表在燕京學報、清華學報、圖書季刊和説文月刊上。此外還出版了老子分釋、西周年代考、海外中國銅器圖録等專著。

1944年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和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但先生去美的主要目的是要收集編寫一部流散於美國的中國銅器圖録，也就是後來出版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録。爲了能够得到每一件銅器資料，他遍訪了美國藏有銅器的人家、博物館，乃至古董商肆。他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與驚人的治學毅力，艱辛備嚐，爲祖國贏得了一大批可貴的資料。

1947年夏，先生游歷了英、法、瑞典、丹麥、荷蘭等國，致力於收集流散於歐洲的我國銅器資料。同年秋回到了芝加哥，完成了他去歐美的任務。這時有人勸他留在美國，但他毅然起程，於1947年回了祖國，回了他多年工作過的清華大學。他在美國三年，除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録以外，還用英文發表了中國青銅器的式樣、周代的偉大、商代文化、一件可以確定年代的早期銅器、康侯簋等論文。1946年他還和芝加哥藝术博物馆的凯莱合編了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録。

全國解放後，先生於1952年到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和考古通訊副主編，並主持考古書刊的編輯出版。此一時期，他在甲骨、金文、年代學及其它方面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系統整理、綜合研究的新階段。在甲骨學方面，他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以後又編著了殷虛卜辭綜述；銅器研究方面，有殷代銅器、西周銅器斷代六篇、壽縣蔡侯墓銅器、宜侯矢簋和它的意義，以後，又編纂出版了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録；關於年代學的，則有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题、六國紀年。其它尚有尚書通論、武威漢簡等專著。六十年代以後始治漢簡。武威漢簡是先生1960-1962年，對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的竹木儀禮簡、日忌、雜占簡和王杖十簡的整理與研究。相继又對居延、敦煌和酒泉的漢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訂，寫有十四篇論文，五篇已經發表。在此同時，除治簡册還旁及我國歷代度量衡制度的研究。东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載考古1966年第5期，是先生生前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陳先生從三十年代後期開始研究金文、甲骨，三十年來，繼承王國維、郭沫若先生，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殷虛的甲骨、西周銅器銘刻進行系統的綜合研究，使金文、甲骨之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先生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殷虛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则是他在這方面的兩部代表作。殷虛卜辭綜述全書二十章，包括文字、斷代、年代、曆法天象、方國地理、政治區域、先公舊臣、先王先妣、廟號、百官、農業等，分别就甲骨刻辭中的各種内容，以及前人、近人的成説加以綜述，提出了許多有學術價值的重要論點。西周銅器斷代共發表了六篇，分别討論了從武王時期到懿、孝時期的銅器，凡九十八器，其中頗多創見。陳先生整理西周銅器，首先確定分期和不同时期的標準器，輯録出土地點及組合關係，尤爲重視科學發掘所得的成組銅器群。他根據銘文器形和花紋幾方面的關係，以及銘文中同人、同族、同地和同事等各類内部聯繫，把若干獨立的銅器聯繫起來，使分散的銘文得以在内容上互相補充，前後串連，從而使金文材料，成爲史料。遺憾的是西周中期以後部分没能繼續發表，許多國内外研究西周銅器的學者，對此深表惋惜。幸而先生還留下一部分遺稿，將由考古研究所整理付印。這對於關心這部著作的每一個人来説，都將是一種慰藉。總之，當今有志於斯學者，無不以先生這兩部書爲主要讀物；治斯學者，總要提到陳先生的考證；研究古代史的，也常常引述陳先生的著作。

先生對於形態學也有精到的研究，他編纂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録一書，按器分類，以期表現各種器形的變化和發展。尤其是做到不同類器在形制、花紋、銘文上的相互聯繫，這也是先生在器物分類學上的一大貢獻。早在四十年代編著海外中國銅器圖録第一集時，收在卷首的中國銅器概述一文，就很重视器物分類的改進。這些也是資料整理與研究結合得比較好的撰著，可以做爲範例。

先生在1956年回顧他的治學道路時，曾説：“我於二十五年前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學，由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而轉入古史的研究。”又説：“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史的首要條件。在工具方面，没有小學的訓練就無法讀通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没有版本學和古器物學的知識就無從斷定我們所采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没有年代學、曆法和古地理作骨架，史實將無從附麗。”先生的這些精闢論述，既是他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的總結，也爲我們指出了治學的途徑。

陳先生在治學中，非常注意充分地佔有材料，務必使自己的立論建立在材料翔實的基礎上。而對於材料，確定年代則是首要的。先生在殷虛卜辭綜述前言中説：“作者在一九三二年起從事甲骨研究之時，曾經片面的注重於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後來因爲作完了銅器斷代的工作，才覺得應從斷代着手、全面的研究卜辭，遂於1949年起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陳先生這種從考古學着眼，以斷代爲綱，進行全面研究的方法，也貫串在他對漢簡研究的工作中。爲了研究古史，還曾專門致力於年代學的研究，從夏商的積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國紀年表，爲研究古代史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年代標尺。

先生文思敏捷，學識廣博。然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勤奮工作和寫作。他白天上班，天天還工作到深夜。他的著述除上面説到的以外，還有許多未及發表或未竟之作。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録是他計劃完成的中國銅器綜述五集中的一集，已基本完成的尚有流散北歐及加拿大的兩集，其餘流散英、法兩國的未來得及整理。除去西周銅器斷代以外，他還準備撰寫東周銅器斷代，並且材料業已收集。漢簡綴述中未發表部分約二十五萬字，由考古研究所整理，現已問世。其它還有我國度量衡的研究、戰國帛書考、戰國貨幣總述、漢代銅器與工官、考古圖跋，等等，或已完成，或待完成。

遺稿將由考古研究所陸續整理出版。陳先生關於漢簡的研究，如武威漢簡、漢簡缀述等著作，是他六十年代僅僅用了兩三年時間寫成的，可見他用力之勤。1957年陳先生被錯劃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擊並未使他治學的毅力鋭减。就在那批判他最嚴峻的時刻，他用了十天時間，將故宫的九百張銅器拓片與三代的著録一一核對。此事是我們在他逝世後見到他的工作日記及核驗拓片的詳細記録時才知道的。翻檢遺篇回想起先生曾説，進行東周銅器斷代須和陶器材料相配合，到那時需要一些同志的幫助；老年時再進行中國版畫的研究，年歲大了，做些有興趣的工作。後來見到先生的藏書中，確有一些精美的宋代以來的繡像、插圖本小説、書刊及版畫。手澤猶存，人已化去。

陳先生對於年長的學者，如徐森玉、楊樹達、王獻唐、于省吾等老先生，都極爲尊敬。對於青年學生也很關心愛護，無論新老學生，或是登門求教者，都給予熱情的幫助和鼓勵。先生没有門户之見，獎掖不拘一格。對青年學生不單指導文章寫作，並從字體書寫、句讀標點，到目録、版本、金、甲、古史之學，都一一加以指點，因人施教，不棄頑劣。先生興趣廣泛，喜歡聊天，終日埋頭工作，偶作休憩與同志們海闊天空，談笑風生。因他曾是詩人，雖寫文字、古史等考證文章，也文筆清新，簡括練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