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远升：从挖煤工人到法学教授

宋远升：从挖煤工人到法学教授

2020-12-18来源：大众日报 17版

　　（宋远升与学生们交流。）

　　（宋远升为读者签名售书。）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王 建

有人感叹，他简直就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现实版。

从私营煤矿的挖煤工人到国内知名的法律学者，这看似不可能的人生蜕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宋远升靠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硬是使之成为了现实。

11月初的上海，秋意正浓，记者与宋远升相约在华山路上的一家茶馆见面。他身材瘦削，语速很快，言谈举止中散发出学者的儒雅气质。看着眼前的法学教授，很难想象他曾在地下几百米深处的巷道中匍匐爬行，浑身沾满了煤渣，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挖煤在宋远升身上留下的印迹——因为受伤截肢，他端起茶杯的右手中指，明显短了一些。

是什么让一个挖煤工人成长为法学教授？宋远升回答说，他的信念中天生就有执着的成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没有向命运低头。只有不向命运低头，才有希望，才能照亮前行的路。”

生活甚至不如一头毛驴

接受采访前，宋远升受邀为上海政法学院2018年的新进教师作了一场讲座，主题是青年教师如何做好学术研究，旨在帮助青年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30多位名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原本以为会听到一场四平八稳的学术报告，可没想到宋远升的开场白就让他们深受震撼。

“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一位校友是赶毛驴车出身，后来考上了复旦博士，引得大家唏嘘不已。我要说，我的少年生活远不如这位校友，我只不过如同那头毛驴罢了，甚至不如那头毛驴。”宋远升在讲座课件中写道。

怎么能拿人和毛驴相比？有的青年教师感到不解，但宋远升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毛驴吃的草料比较容易得到，它能够吃饱，而我一直在与饥饿及贫困作斗争，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宋远升的老家在山东临沂苍山县（今兰陵县）下村乡孟渊村，为了逃避饥饿，祖父带着全家到东北开荒种地。1974年，宋远升出生在吉林。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患有哮喘的祖母无法忍受，于是一家人又搬回山东，如此反复了三次。“那时候没有存款，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家具和一些瓶瓶罐罐，每次搬家只能扔掉或者贱价处理。”俗话说搬家穷三年，在东北和山东间的来回迁徙，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每况愈下。

宋远升6岁时，一家人第三次从东北搬回山东，生活也随之坠入谷底。对于贫困，宋远升有了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记忆。“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我们家非常贴切，家里除了三间破屋，没有任何东西，就像水洗了一样，干干净净。”宋远升回忆说。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断了粮，那时已是春天，但饥饿使宋远升感受不到半点春意。无奈之下，母亲拉着他到隔壁一个老村干部家借粮。

当时幼小的宋远升并不明白母亲为何带着自己去借粮，后来他曾揣测过母亲的心理：“或许邻居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会心生怜悯，又或许是有我的陪伴可以减少一些她内心的窘迫。”

煤油灯下，母亲哀求说：“大爷，我们家确实断顿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能不能借点吃的东西给我们家，等到秋天收成后马上就还。”

老村干部点燃手里的烟袋锅，顿了一下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又是村干部，总不能让你们饿着。我家红薯炕发过芽的红薯扔了也是浪费，你明天挖出来拿回家烙煎饼吃吧。”

听老村干部这么说，宋远升明显感到母亲很激动，她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第二天到红薯炕里把红薯扒了出来，用袋子背回家，削皮、晒干、上碾磨粉，烙成了煎饼。

“用发了芽的红薯烙成了的煎饼，看着还算正常，但吃起来却苦不可耐。”宋远升说，那苦涩的味道一直缠绕在他的齿间，令他难以忘怀。

靠着母亲借来的红薯，一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饥饿的阴影并未消散。因为穷困，父母还经常爆发争吵。“我几乎每天都在争吵的险滩和激流之中挣扎，也永远游不出饥饿之海。”宋远升曾如此形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宋远升上初中时，饥饿仍然如影随形。因为离家远，他带着红薯煎饼住校。夏天天热，煎饼很快长出黑毛，宋远升不舍得扔掉，他把煎饼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用毛巾掸去上面的毛，然后放进开水缸里泡上一遍，过滤掉发黑的水，再大口吃掉。可即便如此，宋远升仍然经常吃不饱，因为饥饿，他连说话都没有气力，声音小如一只蚊子。

穷苦的生活阻挡不住宋远升对知识的渴求，他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语文成绩尤其突出，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可连饭都吃不饱，把学业继续下去只能是奢望，上完初二，因为缴不起下个学期15元的学费，宋远升辍学了。

在巷道中匍匐前进

宋远升成长在沂蒙山区，那里是石头较密集的地方，他感觉自己也像一块石头，这种感觉在读书时尤其强烈：“读初中时，我还是一块山地里的石头，即使体重不重，却不会被内心的风或者外部的风所吹起。”然而，辍学之后，宋远升感觉自己从一块山地里的石头变成了一片飘荡的羽毛，“有可能落在河的这岸，也有可能落在河的那岸，也有可能落在河水之中，更有可能被大风吹向远方。”

祖父母在邻近的枣庄做小生意，宋远升把那里作为了自己漂泊的第一站。他想通过打工来改变命运，在枣庄大柏庄卓山铁矿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从采面上将沉重的铁矿石装满后，驾着用木棍做刹车的铁车向着远方的交接点疾驰，由于是重载下坡，铁车快若奔马，轨道旁一两米就是百丈悬崖……在铁矿的工作艰苦并且充满危险，和宋远升一起到矿山工作的有45人，三个月后，包括他在内只留下5个人。多年之后，宋远升故地重游，看到陡峭的悬崖，两股战栗，心惊不已。但对当时只有14岁的宋远升来说，一开始的打工生活却是快乐的，因为能吃饱，“感觉天地都宽了许多”。

宋远升在枣庄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煤矿挖煤。“家有半碗米，绝不下窑底”，但煤矿收入比铁矿更高，对于穷困的宋远升来说，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井下的巷道或高或低，或宽或窄，碰到低且窄的，身体就得匍匐着前进。”宋远升坐的沙发座已经很矮，他伸手比划的比沙发还要矮上一截，“工作经常只能在50厘米的采煤面上斜卧着进行，那个姿势之别扭，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环境别说工作八小时，就是什么也不做待上八个小时，也很少有人能做到。”

井下比铁矿山上更加危机四伏，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瓦斯、冒顶、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危险。宋远升记得，有一次，他独自在一个采煤面工作时，暴露在瓦斯之中，“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甚至还不如搁浅的鱼，鱼还有人捡拾，我躺在冰冷的井下巷道的浅水中，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幸亏他的意识没有模糊，后来慢慢苏醒，自救成功。也是在这座煤井，宋远升在上井时不慎将右手放入吊车的铁缆中，永远失去了一节中指。

井下的光线暗淡，但宋远升心中的希望之光却从未熄灭，因此他特别注意降低工作中的风险。“我能从黑暗的煤井最终走出，原因之一在于我很早就学会了降低劳作风险的方式。”宋远升说，“譬如，我知道在放炮采煤时，需要等硝烟散尽才能进去工作，否则，空气中的煤尘就会使人得一种无法呼吸甚至窒息的疾病；回采煤炭是最为危险的时候，要用铁镐之类的工具敲打头顶上面的岩石，防止它们突然脱落；在满是泥泞的矿井下的铁轨上推不动煤车时，用腰或者背部比下面用力效果要好些。”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在枣庄从事了两份繁重且危险的工作，宋远升并没有挣到什么钱，为了改变命运，他决定到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

同村有人在南京泉水采石场工作，说那里每月能赚到400元，宋远升听说后，只身前往南京。

这仍然是一份繁重的体力劳动，宋远升要把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装车，再送到远处的碎石机中粉碎。“至今难以忘记那几百米高的悬崖、白花花的太阳和山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大大小小的碎石。”对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宋远升记忆犹新。锋利的石头将宋远升身上划得遍体鳞伤，夏天伤口很长时间都不结疤，他没钱去医院，也不愿意去医院，“结果最后浑身都是未愈的伤疤，如同一个个勋章，一直到不再从事这份工作才逐渐痊愈。”

繁重的工作令宋远升“胃口大开”，他一顿能吞下五六个大馒头，可吃的菜却让他苦不堪言，“顿顿都是冬瓜，因为冬瓜便宜，才三分钱一斤。”宋远升说，一连吃了三个月的冬瓜，吃到了要吐的程度，以至于他现在还对冬瓜抱有强烈的意见，“冬瓜是蔬菜中的骗子，表面上是固体蔬菜，入口就变成毫无滋味的水。”

比起糟糕的饮食，更让宋远升失望的是收入：“当时说一个月能挣400元，其实是最能干的一个月才能挣400元。”在采石场中，宋远升是最小的那一个，劳动能力无法和最能干的工人相提并论，一个月不仅不可能挣400元，还比他在枣庄工作时挣得要少。

“20年前，同村有个小伙子到吉林下煤窑，现在已在那里安了家。”宋远升正在郁闷的时候，这样一个消息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他背着铺盖卷，一路向北，边走边打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宋远升最终没有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但如愿在蛟河奶子山煤矿找到了一份打掘进的工作。这里的收入更高，每月工资600到800元。生活条件也更好，宋远升和两个老乡租住在煤矿附近村庄的一个小院里。当地牛油很便宜，他们一下买下很多：“牛油炒白菜很香，唯一的缺点是吃的时候要快，因为东北的冬天很冷，吃慢了嘴上就会沾满雪花般的凝固油脂。”

当初，宋远升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打工，是想摆脱饥饿的威胁，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奶子山煤矿干掘进能实现他的愿望，他一度以为这就是理想的工作，直到一次意外发生。

“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工作累了，停下来休息，班长就坐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地方，突然，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坠落下来，正好打在了他的头上。”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在宋远升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记者仍然能感受到他情绪的起伏。

生死一线之隔，给宋远升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即使我能够赚到一点钱，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自己能花到这点钱，因为我从事的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倒霉是个大概率事件。”宋远升感觉到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要换一种活法。换什么活法呢？去蛟河的时候，宋远升带了几本已经破烂的初中数学、英语课本，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破烂的书本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翻动它们只是为了打发繁重劳动之余的无聊。“在我眼里，这些书本只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一个乞丐怎么能够拯救另外一名乞丐呢？最多只是互相陪伴安慰罢了。”这个时候，宋远升发现改变自己命运最好的方式是读书，“我辍学后一开始以为打工能改变命运，后来在残酷的现实中感悟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宋远升说。

1992年，怀揣着打工挣来的600元钱，宋远升回到学校，重新读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此时，宋远升已辍学近四年时间，距离中考仅剩四个月时间，要考上高中谈何容易？“我只有这600块钱，没有试错的空间，必须要成功。”宋远升清楚自己的处境，拿出了玩命的劲头，经常在别的同学回宿舍睡觉后，在教室里用煤油灯通宵达旦地读书，他的鼻孔因吸入煤油烟变成黑乎乎一片。中考成绩揭晓，宋远升如愿考入县一中。

进入高中，靠着打工赚来的钱和姐姐、堂姑的资助，宋远升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不再为吃饭发愁，他像初三一样拼命学习。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宋远升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

不做书斋里的法学家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有自己“苦难的学说”：“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宋远升没有一套类似的学说，他曾抱怨过曾经的苦难，有人却说：“幸亏你有这么曲折的童年及多难的少年，才造就了现在的你。”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大学毕业后并非一帆风顺，但和早年的困苦相比已算不上什么。现在，宋远升非常感激艰苦打工生活给自己造就的强健体魄和坚韧精神，让他能一直笔耕不辍。14年来，宋远升出版了18本法学专著、7本文学著作，发表了110多篇法学论文，作品累计超过500万字。凭借过硬的学术成绩，宋远升逐渐成长为一名知名法律学者。

不仅如此，宋远升的研究志趣也深受打工经历的影响。“我认为法律其实是一门社会学，不与社会结合的话永远看不清本质。”宋远升说，就法律而研究法律，生搬硬套法律条文，那是书斋里的法学家的做法，他不要做书斋里的法学家，因此更加关注法律中活的因素。宋远升的代表著作“法律职业主体系列丛书”包括《法官论》《检察官论》《律师论》《法学教授论》《警察论》《立法者论》等，有评论认为宋远升是在“以苍鹰之眼及青蝇之目综合考量法律职业。”宋远升认为法律的生命蕴藏于法律实践之中，因此特别注重法律理论与司法实务的结合。他每年都接受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的邀请去作法律讲座，作为兼职律师，还有选择性地代理一些典型的案件，从而让法律理论与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司法实践与法律理论的良性互动。

宋远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能够对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一些激励。不论面对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是青年教师，他都会用亲身亲历，提醒他们珍惜，勉励他们奋斗，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接受记者采访前一晚，宋远升写完了他的纪实性散文集《我是一个异乡人》，里面记录的都是他亲身亲历的事情。宋远升说他是个喜欢寻找生活意义的人：“许多事情本来没有意义，无数人重复过无数遍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能记下来，不让更多的人去重复，这就有了意义。”

本文转载自大众日报客户端、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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