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专栏（第6期）| 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栏目介绍：世界上的学问有三大内容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需要普及：一个是法律，另一个是风险，还有心理学。法律观念入心入脑的难点在于一部分精英的价值取向和大众价值取向的冲突，精英要考虑社会整体文明价值，而一般人总是从直接道德感受出发。于当今中国，“普法”可能比“科普”更为重要，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需要大众的法文化。故此，《蒙格斯报告》公众号推出“何家弘专栏”栏目，持续连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何家弘博士的法律随笔，为各位读者展现法学家的思辨光辉，也希望法文化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简介：何家弘，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

导 言

对于腐败产生的根源，上一期《人性本能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从人性本能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若干原因，然而每一个自然人除了具有人性本能之外，更因人类的群居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性，于是，社会习俗与环境也会对自然人的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社会习俗与腐败的产生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在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一个从道德和文化两个层面都纵容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弄虚作假甚至坑蒙拐骗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独善其身”。中国社会习俗中，找关系、送礼成风、公私不分和喜爱特权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正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来源：法学家茶座何家弘

在当下中国，人们经常感叹好人太少。为什么？因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养好人！在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一个从道德和文化两个层面都纵容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弄虚作假甚至坑蒙拐骗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独善其身”。于是，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人们都竭力发扬体内之恶，以便对抗并战胜他人之恶。有些贪官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辩解时声称“别无选择”；一些外国商人到中国行贿却说是“入乡随俗”。这些说辞可能有些虚伪，但是也促使我们思索中国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一）重人轻规

在中国，重视“人的关系”已然成为一种习俗。诚然，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而且这关系就会有好坏亲疏之分。其实，法律并不否认关系，因为法律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但是，本文所说的“关系”是那种开“后门”走“小道”的关系，而这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于是就有人专门对“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多种“关系学”类的图书都跻身于畅销书之列。相形见绌，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继续下滑。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不知从何时起，请客送礼在华夏大地上悄然成风，而且愈来愈盛。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据说，有一位医生因为时常找一个售货员去买一些稀缺的商品，就在过春节时送去两瓶酒。这位售货员有时会请单位的汽车司机给拉私活，所以就把这两瓶酒转送给司机。那位司机因为要找那位医生看病开好药，所以又把那两瓶酒转送给医生。这种带有些许戏剧性的礼物流转给当事人留下了难言的苦涩，但是也反映出社会中盛行的送礼之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但是因为在社会中已成风俗，所以送礼者无恐，受礼者无愧，即使心怀鬼胎，却也没有多少罪恶感，腐败的门槛就大为降低了。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南辕北辙地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私欲是不可能从人性中根除的。即使在大张旗鼓地要求国人“斗私批修”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毛泽东时代，私念依然蛰伏在人们的心底，而且会以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潜藏在“公”字的背后。公家的就是大家的，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当然，领导者可以公开地享用较多的公共财物，而被领导者则享用较少，而且有时只能偷偷摸摸地享用。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签单”或“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和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是追求平等反对特权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特权进行抱怨甚至谩骂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国人的脊柱上。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王朝的更替不过是更换了享受特权的人群。即使是那些打着“均贫富”和“等贵贱”旗号的农民起义，最终上台者依然是一群喜爱特权的人。“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加塞儿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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