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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跨儿|“那种顽固的刺头精神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坏酷儿厨子 坏酷儿厨房bad queer cook
2024-09-05

本文共6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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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目译自Spectrums: Autistic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ir Own Words


这本重要且私人的个人文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孤独症谱系跨性别者书写。它显露出生活在神经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交汇处的挣扎与喜悦。


这些故事将回忆、诗歌和第一人称叙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出柜、学院和大学生活、获得医疗保健、身体过渡、友谊和关系、性行为、怀孕、养育和晚年自我发现的经历,呈现出谱系上丰富多彩的生活百态。


这本文集具有幽默感和个体洞察力,是孤独症谱系跨性别者和支持ta们的专业人士,以及任何对孤独症和性别认同的细微差别感兴趣的人的必备读物。


The Power of Perspective
差异,视角与力量
Megan Talbot (she/her/hers)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过很长时间。我父亲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搬家相当频繁。我曾收到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成绩单,其中 "似乎适应得很好 "是最常出现的评价。13岁时,我在新学校(在俄罗斯)的成绩单上又一次读到这句话。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终于厌倦了频繁的搬家,还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那种叛逆不安,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我再也不想在成绩单上看到这些话。我不想再适应环境,我不会再允许自己为了别人的便利而被改变。相反,是这些地方必须来适应我,我不会再允许自己温驯地 "融入"。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异常愚蠢还是异常明智。但我想很可能两者都有吧。
 
在俄罗斯上学并不顺利。我一直是个特别笨拙的孩子,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我不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决心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不确定即使我这么做了,事情是否会变得不一样。由于各种原因,大家认为稳定的生活将对我有好,(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的公司会支付这笔费用),他们试图把我送到寄宿学校。这所学校需要新申请者在接受学术能力评估之外,还要进行一次校长面试,并提交一份教育心理学报告。得益于此,我才第一次被发现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现已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尽管这要到我17岁时才被证实。我没进入那所学校,在问及我对这样一所除了维护传统没有任何明显目的的学校有什么态度后,学校觉得我并不适合(这所学校有丰富的历史和许多莫名其妙的传统)。
 
关于我可能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建议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后续干预,我第二次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我再次遇到了教育问题,主要是与他人的相处和与老师的争吵。经过一段非常不愉快的时期,尽管当时ADHD的诊断很流行,我被确认并没有患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治疗ADHD的药物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决定不管我有什么问题,最好都不要给我贴标签。因此,我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接触的尝试,集中在帮助我适应生活,而非为我的问题找到具体的诊断。特别是一位心理学家认为,我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不够阳刚,因此花了很多精力鼓励我去参与橄榄球和其他我特别不擅长和不喜欢的活动。
 
在我17岁的时候,无论我的父母曾做出了怎样的决定,认为我不应该被贴上标签之类,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终于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在英国读大学预科,但我却非常不开心。在长期的霸凌里,我的眼镜经常被打碎,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合群和拒绝取悦别人。最终我被送走,因为学校认为他们无法对我履行对寄宿生所应承担的照顾义务--不是因为不断的欺凌,而是因为我企图自杀。我不打算详谈此事,因为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而且写起来也不愉快,可能读起来更不愉快。在这之后,我休学了一段时间,等待NHS的精神病医生来见我,以便为学校提供一份报告。考虑到两个月的等待,和医生的会面最终是令人扫兴的。会面持续了40分钟,当听人说我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时,精神病医生开始通过询问各种问题来确认,最后,他确信我确实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并为学校出具了一份报告。然后,学校就允许我以寄宿生的身份回来了。我一直不明白。既然他们担心的是无法满足我的需求,而又没有任何额外的资源被提供,这种诊断又是如何让我的需求消失的?正是在这所学校,我第一次对一个朋友大声说,我希望自己生来是个女孩。她问我是否考虑过 "变性",我拒绝了,主要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选择。但这种否定并没有持续很久,三个月后,在因持续的欺凌而离开那所学校两个月后,我就出柜了。
 
尽管我并不聪明,但我现在在威尔士的一所大学担任法律讲师。我取得了法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而很快,上帝保佑,也将拥有博士学位。我教授一些法律课题,特别是合同法、家庭法和医疗法,我的研究重点是对非二元性别身份的法律认可。我已经性别重置并使用激素十年了。如果用某些标准来衡量,我已经可以算个成功人士了,特别是与我黯淡的青少年时期相比。因此,虽然我绝不是处于成功的顶峰,但我想分享我对成功衡量标准的看法,尽管它们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我也希望能进而提出一些关于多样性,关于差异所赋予我们的力量的观点。
 


我有时会痛恨我身份的各个方面。我厌恶我的性别不一致使我在身体上与他人产生明显的不同,让我成为偏执与仇恨的目标,并使我拥有一个我身体的每一寸都在讨厌的声音。我厌恶我的孤独症谱系障碍使我与他人的互动变得如此困难,让我在面对许多非语言或非公开的交流时就像是失聪者一样,感到在人群中像个外星人,甚至感到我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如果我说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消失了,那我一定是在撒谎。我仍然会不小心让我的朋友们不高兴,尽管我在这方面有了进步——但这是一段困难的学习经历,因为我讨厌给别人带来麻烦或不高兴。我仍然有性别烦躁(gender dysphoria),仍然不时因为得不到正确的性别认可而崩溃,丧失一整天的工作能力。

然而,我现在更少倾向于把我的跨性别和孤独症谱系障碍看作一种必须承受的问题,而更多看到这些差异在许多方面也可以成为一种资产。我很幸运,因为我能够教授和研究法律,这是我的特殊兴趣之一。因此,我的工作常常并不像是工作,而是一种乐趣,并且大学为此向我支付报酬,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可以处于的最好的情况之一了。我对许多人所认为的日常琐事仍有意见。例如,每当我离开家时,我都会戴上耳机,以消除焦虑,偶尔也会保护自己不受铺天盖地的人群或交通噪音的影响。我也有与不认识的人交谈或处理意外变化时的问题,但学术工作的某种灵活性质使我能够弥补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只是意味着我的大脑更擅长处理某些方面的工作,而不意味着它有某些重大的缺陷。如果我没能进入学术界,或者没有发现我对法律的热爱,我的生活就会黯淡许多。我们的社会有一种低估激情的倾向——不是指浪漫意义上的爱情(这很可能被高估了),而是对事物的热爱,对那些给你带来快乐的主题或活动的激情。我们倾向于从技能、天赋、能力和本领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我认为,对一个主题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如果你曾经发现对自己有这样严苛的想法,认为你的大脑有问题,或者你与存在这件事本身打架,那么花点时间想想你喜欢的事情。你的激情不仅仅是某种癖好,也不仅仅是你个性中可以不被重视的方面,相反,它们是使你独特的部分,是你重要的资产。一个不爱一件事的人,很可能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在某件事上投入时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同样,你花在你的激情上的时间对你来说往往不像是工作,尽管对那些不与你一样热爱这个主题的人来说,事情可能往往是这样。这种能力,即从别人认为费力的事情中获得快乐甚至能量的能力,永远不应该被低估。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天赋或一无是处,但只要稍加努力或协助,你所热爱的事物甚至就足以让你超越你所在领域的知名人士。
 
跨性别和自闭症谱系障碍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它们改变了我在这个世界的潜在地位。我的意思是,由于我身份的这些方面,我所经历的事情变得不同。例如,如果我不是跨性别者,我就很可能不太清楚目前在我们国家媒体上宣扬的恐跨情绪浪潮。这些经历一定会影响我的认识和我对世界的看法。如果我不是跨性别者,我就不必太关注恐跨现象,或者会低估其严重性。同样,如果我没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我肯定不会那么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机构的行为对各种残障人士的负面影响。虽然这样的洞察往往是被迫应对某些不愉快之事的结果,但我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资产。这种视角所赋予我的洞察力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看到了别人可能忽视或低估的问题,而我也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已算相当成功:我所在的大学已经改变了一些会无意中曝光跨性别学生和工作人员身份的做法,我也在协助下成立了一个团体,帮助支持跨性别学生。我为性别研究者撰写了道德指南,帮助更多跨性别者获得进入体育界的机会,并为我所在的大学的管理者撰写了关于跨性别雇员待遇的工作指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到我拒绝适应机构。虽然这样做在我十几岁时并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这是我个性中最可贵的一点——随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增长,以及我越来越多地公开表明这一态度,我对机构应当主动改变的坚持已经从一种麻烦,转变为一种变革的强大动力。
 
我的态度和年轻时比有了一些差异。那时,我的态度更多是有点自私和自负地拒绝改变,而现在,经过了更多系统性的思考,我的立场是,不应该要求弱势群体的人改变自己,或仅因为对于社会,不作为更加便利,他们的利益就可以被伤害。由于机构的规模和资源,它们更具备作出改变的能力,例如,与残障人士自己相比,这些机构或组织更有能力减少对于残障人士的敌意。不幸的是,由于机构大多由那些占多数的人管理,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其他少数人的需要。这就又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受到机构伤害的人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试图主动改变他们所处的机构,尽管他们已经处于一个不太能够这样做的位置。因此,我目前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支持那些不太能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的人,并确保该机构将资源用于自我纠正。希望这能让机构承担起改善自身的责任,而不是让责任落在那些已经因为机构缺陷而经历困难的个体身上。
 
当然,这种行动主义并不适合所有人。虽然我很高兴我处于一个有能力倡导变革的位置,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能力或愿望。假设每个因残疾或歧视而处于弱势的人都应该成为活动家,以保护自己不受结构性困境的影响,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但这种假设恰恰是许多机构所作的,即如果某人有问题,他们应当能够以一种既有效又被机构认可的方式来倡导变革,即使这对于机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许多机构在设计之初就意味着它们的结构非常抗拒变革,特别是当变化的需要不以它们所重视的方式,比如经济利益,来反映时。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也不应被期望成为活动家,并且机构的抵抗可能会给任何尝试变革的人造成压力,所以机构和机构中拥有权力的个体必须进行反思。只有这样,变革才不会成为一种恰恰是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个体所必须承担的负担。然而,如果要真正开始促进这样的变革,在审视周身的世界时,人们也往往会落入一些心理陷阱,导致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进行的变革,也更不提该怎样做了。
 
我注意到最有害的心理陷阱之一是规范的力量。人们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做出一些假设。特别是大多数人都假设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和他们自己一样。一方面,这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的:假设别人或多或少都和你一样,可能会让你更容易与他们共情,并且不断地意识到每个人的独特复杂性,也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但另一方面,当某人的经历与我们自己的经历明显不同时,这种假设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棘手。例如,这可能导致一个人认为他们认为无害的事情对所有人都无害(比如一个大音量的环境),结果往往缺乏考虑,使得事情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变得很困难。这不仅会导致人们不知道他们在无意中給那些与他们特点不同的人的事情增加了麻烦,而且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副作用:就是巩固了人们认为的 “正常 ”。因为如果你假设每个人都有与你相似的经历,你就会认为适合你的行动也适合所有人。
 
规范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我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教学课程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这门课程特别令人生厌,因为很明显,他们期望的好老师是一个神经质的老师。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教授演讲技巧,以及告诉你如何不结巴,跟学生应该有一些但不能有太多的眼神接触。我感到不安的是,好的教学被定义为没有瑕疵的教学,而瑕疵的教学则是指由于各种残障相关的原因而引起的某些行为或缺乏某些行为。例如,我们被告知,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在课堂上走动,以 “主导课堂空间 ”并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当我问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有行动障碍的人的教学,一定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良好教学而变得更糟时,我被简单地告知:“显然,你要用你所拥有的来工作。” 当我提到,由于我被告知好的教学有很多是我很难做到的(如眼神接触),我感到很疏远,我又被简单地告知:“显然你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我们必须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事情,即缺乏包容性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始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问题是,当这种解释被采用时,它往往并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考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别人的经验与他们的相似,所以如果他们没有遇到问题,那就没有问题。然而,成功并不仅仅是没有问题。在教学课程的例子中,虽然组织者没有明显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仍然错过了关于如何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的宝贵见解。通常情况下,解决那些受现状缺陷影响的人所发现的问题,对所有人都有益。但这些好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见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缺陷的存在或可能的好处。这一点在教学中很明显,当旨在帮助有特殊学习困难者的变革实际上对所有学生都有好处时,这样的措施却并不总是得到了实施,因为教师往往只有等到问题真正出现,才会开始思考应对策略,而由于他们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局限性,他们往往无法看到实际存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尽管我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常因我的身份和经历有时能使我处于常规之外而感到高兴。尽管它们有时会使生活更加困难,特别是涉及到歧视时,但我始终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位置和我的独特经历也赋予了我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有益之事的工具。

我并不觉得我有任何特殊之处。我所取得的成功并不特别显著。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们常常被系统地告知他们无法成功,而且被剥夺了所需的援助,无法跨越阻碍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微小障碍。因此,虽然我怀疑我写的东西是否特别深刻或能够改变生活,但我仍希望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几个关键点的个人说明:

在某些领域的困难并不等于破碎;

多样性是一种力量,使我们能够发现可能被忽视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机构应承担改善自身的责任,并应积极寻求改善,而不是要求被他们伤害的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当涉及到实现积极的变化时,那种顽固的刺头精神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
梅根·塔尔博特是一名生活在威尔士的孤独症谱系障碍跨性别女性,她在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教授法律,并研究法律上的性别认可。


翻译:DeepL(it?)
校对:Zéphyr(they)
德摩斯梯尼(she/her)
排版:月(ta/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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